在不受限制权利的影子下中国首富们大都爱“作”

2001年，胡润到欧洲工商学院来做讲座。同龄人，又是人民大学的校友，我们就算是认识了。我与他商量，把他收集的一些富豪榜的数据交给我做学术分析，慢慢有些交道。他告诉我，学术、写作不是他的方向。很快，他决定从《福布斯》独立出来，自立门户做媒体。既然是媒体，就得遵从媒体的规律。旁观这些年来，胡润每年在选择首富时都颇费心机，努力想借此制造出一个公众话题。首富不好动的时候，就用榜眼、探花说事，总之，尽量吸引眼球。当然，还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事情要处理好，有些是死皮赖脸要上榜的，有些是拼死拼活不想上榜的。哪些能碰，哪些不能碰，都有一条无形的线，不能掉以轻心。

这种采样逻辑，胡润富豪榜自然有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特征。为《福布斯》打工期间，胡润还把荣毅仁（2000年）、荣智健（2002年）拿来说事，自立门户后，他一共编制过12届富豪榜，推出了9个首富，清一色都是白手起家的平民创业者。这些中国首富们，很多都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共同特征：作。

首富怎么作

2008月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算是创造了一个富豪榜行业戏剧性的纪录。一个汕头的农村孩子，17岁进京做北漂，成为中国家电零售业老大，35岁即成为胡润富豪榜首富，黄光裕已经守着一个点石成金的聚宝盆，再加上初步成型的地产板块，按理说，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过点好日子了。

可惜作的人是安静不下来的，且看他的各种做法：一是居然试图吃下深不可测的上市公司中关村（000931），这可是连自称“中关村老贼”的段永基都盘不动的股、玩不动的壳，他居然想低价进入，以致得罪了人，惹来大祸;二是好赌，在澳门欠下近十个亿的赌债，被迫从内地调拨资金还债，屋漏偏逢连夜雨，资金链更加吃紧;三是已经出事了，明明无根无柢的农村小子出身，却搬出做公安部部长助理的“兄弟”，以为可以救自己，不料却激起反弹，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牢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之后是精彩迭出的股权纷争和苏东大战，硝烟散去，国美慢慢淡出人们视线。

国美当年的培训部负责人回忆黄光裕参加国美全国总经理大会的情景。他穿着一身非常拉风的白西服加上白皮鞋，典型的黄氏风格，沉默寡言地听了一天的汇报。晚会员工文娱活动快结束的时候，他借着酒劲，上台说了一些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你们今天在这里玩得都很开心，我也算开心。但是你们有谁想过我的负担有多重，压力有多大？你们每时每刻都可以从国美全身而退，而我呢？我永远都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

“你们这几天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别以为我不说话就好糊弄的。你们那点小九九我是心知肚明！别看你们喊我黄总黄总，你们心里怎么埋怨我甚至诅咒我的话，我心里跟明镜一样！”

“你们其实都比我强，你们老婆孩子一家人和和美美，而我有什么？我个人的钱在哪里？都是你们的，都是国美的，都是社会的！我就是一个表面上的风光。但是你们在座的人有几个能理解我心中的苦？”（孙家逊《回忆在黄光裕身边的日子》）

应该说，在地方大员齐集的这种礼节性、庆祝性场合，说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得体的。总之一个字：作。

荣任首富两次的是宗庆后（200

9、2010），在作的方面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事迹。

因为谁也信不过，所以170多家子公司，十几个职能部门，都向他一个人汇报，连买把扫帚都要他批，在飞机上都要带厚厚一沓文件签字;单方面撕毁与当年送来救命钱的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议;不好好做他的饮料业老大，高调进军奶粉业、百货业，最后亏得血本无归，甚至连主业都开始下滑等。

最新的两位首富王健林和马云出现后，中国首富界终于算是为之气象一新。王健林是难得的眼高手也不低的人物，格局之宏伟，气魄之宏大，一时无两。可惜，当他宣布大举进军文化产业、电商产业（如果只是做地产的幌子，其实倒也没问题），很快就暴露出了万达集权式的、军队式的、至上而下的管理文化的死穴。这种文化是万达做城市综合体的秘密武器，但靠它做文化产业、电商产业，基本上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以王之智慧，相信他身边还有帮他照看后脑勺的人，给他说说这些逆耳的话。

马云的好话不用多说，臭事当然也一箩筐。最近他做的令我不太佩服的事情是，他办的所谓湖畔大学。中国人一向好为人师，冯唐说，“人之爽在于为人师”，所以很多富豪“心底的小秘密”都是办一所大学。同样是办大学，立意有高下之分，路子有野正之分。大家看看洛克菲勒怎么办芝加哥大学、协和医学院，就知道什么是立意高，什么是路子正。其中有一点，捐资人如果任职，顶多只能做校董（洛克菲勒其实连校董都不做），绝不会介入教育专业领域，去担任教职，甚至是做校长。中国教育界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陋规确实也让人头疼，马云不愿意去趟那些浑水，做个内部的企业大学、培训学院也就罢了，但宣称创立一所大学，却又自己批挂上阵，去担任校长，绝对是一件非常跌份的事情。

仔细思考中国内地首富这种独特的“作”的行为模式，与我们熟悉的美国首富盖茨、巴菲特、欧洲首富Theo Albrecht（ALDI连锁超市所有人）、Amancio Ortega（ZARA所有人）、 Ingvar Kamprad（IKEA所有人）、日本首富柳井正、香港地区首富李嘉诚等人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首富们，商业逻辑扎实缜密，私生活低调朴实，除了偶尔爆出一些吝啬之类的趣闻（如Ingvar Kamprad被发现逛自家的宜家店买便宜肉），几乎从来没有什么能让外人可嚼舌的话头。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那么“作”？

我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非感不强。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野蛮增长，作为弄潮儿的这一代企业家规则意识不强，法律红线、伦理底线不清，很自然地容易做一些经不起推敲的事情。

其次，没有安全感。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加上近代的意识形态压力，工商阶层无论积累多少财富，都无法给他们内心带来安全感。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缺乏目的感。西方国家富豪，多数是虔诚的基督徒，把自己当作上帝的仆人，帮着上帝临时看管这笔尘世的财富，最终要把财富用到荣耀上帝、造福社会的各种事业上去。所谓厚德载物，有了信仰的基础，多少财富都载得住;没有信仰的基础，稍微放点重物就翻侧，反过来说，就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很多企业家的财富积累都经历过个人和家庭消费、人前风光这两个阶段，下一步，积累财富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无法逃脱、必须正视的问题。

仔细思考，这三点的背后其实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影子。权力只讲你我，不讲是非，所以大家自然是非感不强;权力翻云覆雨，随时翻脸不认人，所以大家自然没有安全感;权力唯我独尊，一家独大，所以信仰自然不发达。

女为悦己者容，女也为宠己者作。其实几千年来，尤其是中国男人，他们都要面对这种权力。如果不努力走出这种权力的影子，甚至还在千方百计地想着怎么能够成为这种权力的专宠，自然就会有上述这些奇奇怪怪的各种作的表现。在这一点上，连富可敌国的首富都是这样，更不用说升斗小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