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李朝所知之南明述略

摘 要：朝鲜李朝仁祖后期至显宗初年正值中国的南明时期，由于朝鲜与明朝长久以来的密切关系，李朝君臣对南明的存续情况十分关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以民间传闻为主，较少官方消息，使李朝君臣所知之南明与事实多有偏差，尽管如此，李朝君臣以此了解了南明抗清的概况和中国的局势。朝鲜史籍所记录的这些南明信息，对研究南明史及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有一定价值。而李朝君臣对南明信息持续关注的事实本身，也为了解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键词：南明；朝鲜李朝；《李朝实录》

作者简介：张兆裕，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6-0138-06

南明诸政权作为明朝的延续，其存亡情况一直被不甘于清人统治的人们所关心，这其中也包括这一时期的朝鲜李朝君臣。由于山海阻隔，朝鲜对于南明消息的直接获得十分艰难，道途传闻在其信息中占了很大比重。尽管这些消息有虚实，但对于朝鲜李朝君臣均是弥足珍贵。本文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以南明各政权的消息传入朝鲜的情况为主要内容，并探讨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李朝君臣对南明信息的探寻

朝鲜自明崇祯九年（李朝仁祖十四年，1636）“丙子胡乱”之后，即与明朝脱离了附属关系，但作为长久以来与明王朝有着密切关联的政权，其君臣仍然对明朝有着难以割断的情感联系，尤其是他们对“壬辰倭乱”时万历皇帝的再造之恩心存感激，因此在面对清政权时，朝鲜君臣在正统意识、文明认同感、情感归属上，对清人政权很难真心接纳。这个背景决定朝鲜君臣希望明朝在与清人的斗争中更加强大，直至取得胜利。

但事与愿违，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先后占领北京，在此过程中，李朝君臣忧心忡忡，并十分失望。随后他们一方面对明亡原因进行小范围的探讨，一方面开始关注明亡后中国的动态，南明各政权的情况也在关注之中。

南明时期，如果以永历皇帝朱由榔被害为止，则相当于朝鲜仁祖（李）二十二年（崇祯十七年，1644）至显宗（李ィ┤年（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其间包含孝宗（李B）在位的十年（1649―1659）。这期间李朝君臣一直没有停止探寻南明的消息。

福王朱由崧崇祯十七年五月即皇帝位于南京，改明年为“弘光”。对于这个南明第一个政权的建立，李朝君臣至晚在该年十一月就已获知：“宾客任 驰启曰：‘窃闻道路之言，则皇都见陷之后，朱氏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光云。南方路绝，漕运不通。’”[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五，崇祯十七年甲申（上之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亥，P454）这个消息十分简略，没有即位者更多的身份信息，甚至这个“朱氏”是否宗室成员也不清楚，但从被记入实录来看，该消息是受到重视的。

至次年仁祖二十三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初，李朝君臣对弘光皇帝的身份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燕京为清人所有，藩王即位于南京（或云福王，或云福王之子。福王，神宗之子也），改元弘光云。而道路阻梗，正朔未颁，其详不可得以闻也”[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六，乙酉（上之二十三年）正月庚子，P461）。弘光帝的藩王身份得到证实，但更多的信息仍不是十分清楚。这说明南京政权建立半年多之后，李朝君臣对其所知仍然甚少。续后关于弘光政权的消息虽然信息量不大，但也经常传来。仁祖二十三年三月圣节使金素等还自北京，报告说“福王为李自成所害，其子即位于南京，而荒淫无度，难望其恢复”[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六，乙酉（上之二十三年）三月庚子，P468）。此时弘光政权还存在，弘光皇帝的不良行径就已传到朝鲜，这无疑让李朝君臣有些失望。

李朝君臣何时得知弘光政权结束的消息未见明确记载，但不会晚于仁祖二十三年的闰六月，即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这一年四月李朝昭显世子李芡龉剩闰六月清朝吊祭使到朝鲜，仁祖在与来者对话时说“侧闻南京已平，无非皇帝与摄政王之洪福也”，译者郑命寿答说“荷天之佑，已克南京”[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六，乙酉（上之二十三年）闰六月甲申，P487），这说明此前仁祖已经知道此事，此时从对方口中又得到印证。尽管如此，对于这个消息，李朝君臣仍然将信将疑，因为如果人们坚信被清朝官方证实的消息，对于弘光朝的关注度就会降低，但实际不是这样，相关消息仍会引起李朝君臣的高度关注。

该年十一月谢恩使金自点传回消息说，“清人陷南京，弘光皇帝出奔南边”[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六，乙酉（上之二十三年）十一月癸亥，P505）。这是一条与原来所知不同的新消息，可以想见，李朝君臣是很乐于知晓这样的消息的。但至十二月，关于弘光政权有了较确实的消息，奏请使书状官赵寿益将北京见闻写成书启曰：“弘光皇帝奔于海上，为清人所执幽之一处，诸王及总兵以下大小将官降者亦百余人。汉人言弘光即位之后，荒淫日甚，良家女十五以上，皆选入宫中，人莫不愤慨。弘光之弟年二十余称帝于南边。”[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六，乙酉（上之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丑，P510）赵寿益的这个报告内容较多，不仅有弘光帝的下落，还有他即位后的行径，而最可注意的是，传来了南明其他政权建立的消息，尽管这消息太过简略。

弘光政权覆灭的当年，先后有两个政权在东南建立。一是闰六月鲁王朱以海在浙江台州监国，以次年为监国元年，即鲁王政权。一是七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建即皇帝位，以福建为福京，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即称隆武元年。两个政权存在的时间均不长久，在清军的攻击以及内部矛盾的作用下，鲁王于次年六月出奔海上，而隆武政权也于次年（隆武二年）下半年结束，隆武帝八月下旬被俘。

证实南方仍有朱明政权存在的，首先是日本方面。仁祖二十四年正月（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日本正官平成统到朝鲜说：“大明送使请甲兵五千来援，而日本于明朝素无相交之义，不肯出兵。其使言北京、河南、南京、淮西一半、浙江一半清人有之；山东、河西、湖广、贵州、四川、云南、山西、陕西李自成有之；大明只有福建、广东、广西。”[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七，丙戌（上之二十四年）正月甲戌，P512）朝鲜与日本一直保持着交往，朝鲜很多关于南明的消息是从日本传来的。 在获知日本所传信息不久，二月从北京回到义州的朝鲜冬至使李基祚又驰启说：“臣等往来时，见中朝士子及故老密问事情，则皆言李自成为八王所败，复依张显忠于南郑，方据四川。南方都督军务杨姓人，将率明朝旧臣推宗室唐王，恢复云南、贵州、广东，改元龙武。宗室鲁王又据两浙，声势相依。”[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七，丙戌（上之二十四年）二月壬辰，P518）李基祚获得的消息基本准确，此后还有关于隆武政权的消息，如该年六月谢恩使李景]带回的，但准确度不高[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七，丙戌（上之二十四年）六月戊寅，P534）。

李朝君臣对南明较细致的了解，是从漂海人徐胜口中获得的。仁祖二十五年七月有福建商人数十人漂到朝鲜，其中船主晋江人徐胜说：

中原大乱，两京皆没。崇祯皇帝既崩，福王亦以乙酉五月继陷。郑芝龙、芝凤等奉唐王以七月初一日即皇帝位，定都于福建，改元隆武。唐王即神宗第二十四子，母曰李妃，于崇祯叔父也。

天下十三省，而虏陷其九，隆武所统只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省也。宰相则内阁马士英出将入相，今已死，有何吾刍、蒋德Z等十余人存焉。武将则郑芝龙、芝豹、林察等乃其尤者也。宁粤，军门林察守之，两广，军门丁魁楚守之。帝拜芝龙为太师，封平虏侯，统兵四十万，欲以恢复南北京。南军皆步卒，少骑兵而多火手矣。

李自成见败于清兵，走死陕西，而其子闯往依云南四川沐国公所，请罪于皇帝。有诏召沐国公合兵以图中原，而赦闯罪，许其立功以自赎矣。

芝龙以经用不足，请于皇帝，令我等领官银贸贩，以助军饷。我等于今年五月驾船于东浦察向日本，七月七日漂到贵国。[1]（《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八，丁亥（上之二十五年）七月丁巳，P562）

这是直接来自南明的消息，十分珍贵，因此《实录》说“自南、北京陷于清人，中原声闻久绝，至是因胜等始闻之”。然徐胜所述颇有与史实不合者，鉴于其身份，他提供的消息有许多应该也是来自传闻。在徐胜的叙述中，李自成余部与南明势力合作抗清的情况得到证实，此前二月李景]的消息中就有唐王即位于浙江，与流贼相通的说法。此外，徐胜关于受命到日本贸易的背景的叙述是准确的，即隆武政权经费不足，但日期却存在问题，隆武政权覆灭于前一年的隆武二年（仁祖二十四年，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该年底已被挟持到北京，而徐胜所说则为本年之事，时间相差很多。

隆武帝被清人俘获的消息于隆武二年九月传到两广，神宗之孙、桂王之子朱由榔在丁魁楚、瞿式耜等人拥戴下，于十月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即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永历政权是南明各政权中存在时间最长的，至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永历帝被执，次年四月被害，永历政权才灭亡。

关于永历政权，李朝君臣最早何时有所了解还不得而知，《李朝实录》首次记载则是孝宗三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三月。朝鲜仁祖大王去世于仁祖二十七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五月，当月世子李B继位，是为孝宗。

孝宗三年二月，有汉商漂到朝鲜旌义县，这些来自苏州的商人是从日本返回时遇到飓风得幸生存的，其中有叫苗珍实的颇知文字，他对询问中国形势的当地官员说：“弘光之后，又有鲁王，先在漳、福之间，复被清兵寇掠，徙居广东，以永历为号。李子（自）成之子在广西者，翊戴鲁王，以拒清兵。其相则山西屈（曲）沃县人路镇（振）飞，其将则郝姓人也。”[2]（《孝宗大王实录》卷八，壬辰三年（清顺治九年）三月辛丑，P177）这时永历政权已建立多年，李朝君臣所知应不止这些，但将这些虚实参半的消息记录下来，表明这些信息仍很受重视。

孝宗有志于反清，并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因此他对南明的动态非常关注，一些到北京的使臣也不时将所获消息传来。孝宗四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五月谢恩使麟坪大君等在北京驰启曰：“臣等闻得永历皇帝方在云南，四川有流贼遥附永历。”[2]（《孝宗大王实录》卷十，癸巳四年（清顺治十年）五月戊子，P266）同年十一月，谢恩使洪柱元等回到朝鲜报告说：“玉田城中偶逢汉人李连城者，密问南京消息，则言：崇祯皇帝兄鲁王之子建都于广西，年号永历，军号百万，皆以白布裹头，号白头兵。”[2]（《孝宗大王实录》卷十一，癸巳四年（清顺治十年）十一月壬戌，P296）孝宗五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冬至使沈之源驰启报告永历政权动向：“永历皇帝方在湖广，以张得一为大将。”[2]（《孝宗大王实录》卷十二，甲午五年（清顺治十一年）二月丁亥，P304）孝宗六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三月谢恩使麟平大君等报告说：“永历兵势只依湖广险阻，与清人相争，累获战胜。清兵诱出大野，然后以铁骑蹂躏，故大明全师丧败。”[2]（《孝宗大王实录》卷十四，乙未六年（清顺治十二年）三月丙戌，P341）这些信息虽然准确性还存在问题，但丰富了李朝君臣对永历政权的认识。

孝宗在八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对南明情况有一段叙述，反映出他掌握了很多情况。该月，一直支持孝宗抗清的赞善宋浚吉问孝宗：“福建一隅尚有偏安者，未知然否？”孝宗答：“闻南京之南有朱氏，而汉人指谓酒色块，草创之际，而荒淫如此，旋为清人所灭。福建又有朱氏，广东又有朱氏。而福建则不能自立，与海贼郑芝龙之子辅车相依。广东则兵力甚盛，且得张总兵而倚仗之，清人不敢窥战，仅能守九江口而已云。”[2]（《孝宗大王实录》卷十九，丁酉八年（清顺治十四年）十月乙亥，P451）孝宗作为国王，他应该是李朝对南明情况了解最多的人，这段叙述表明他所掌握的情况大体准确。

孝宗在继位十年后去世，显宗继位，此时已是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的五月，朱由榔在该年春因清军逼迫而进入缅甸。

在显宗继位的当年十月，从北京回到朝鲜的告讣使郑维城带回郑成功曾攻打南京的消息，“臣等初入去时，北京汹汹。问其由，则郑芝龙之子率舟师三十万，剽掠江淮而来。及其胜捷，廷臣以统一请贺，不许云矣”，“永历皇帝则不知所在，而通报有曰‘国姓死于乱军中。’国姓云者，疑是朱氏之为王者。芝龙之子，以其父见擒于清国，故改姓名为郭信，及其全师陷没，脱身而走，不知生死”。[3]（《显宗改修实录》，即位年十月丁未，P3871）这条消息主要是关于郑成功的，但显然郑维城不知道国姓即郑成功这个情况，因而对此进行了猜测。另外，他提到了所谓的“通报”，这可能是指邸报之类的公报，这是此前李朝使臣没有说到的情况。 郑维城在复命时还进呈了在北京所购《明季遗闻》一书，这应视为收集南明情况获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此书是邹漪记述南明各政权的专书，这使显宗时期李朝君臣对南明各政权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成为李朝君臣叙述南明的依据。但该书写作时永历政权还存在，作者对其也了解有限，因此相关情况反映得并不多。

永历皇帝于永历十五年（李朝显宗二年，顺治十八年，1661）被擒，次年四月遇害。对永历帝遇害，李朝君臣当时并不了解，他们还在议论永历帝被擒是否属实。显宗三年（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四月，显宗问大臣：“永历被擒之说，果可信欤？未知其真赝。而朱氏之为君者，似乎被擒也。”[4]（《显宗大王实录》卷五，壬寅三年四月庚午，P126）同年七月，领相郑太和报告说：“译官李芬新自北京还，永历皇帝为清兵围逼，至于自缢云。”郑太和认为这是清人的夸大之词，不可信。[4]（《显宗大王实录》卷五，壬寅三年七月乙未，P139）这应是李朝君臣第一次听到朱由榔死亡的消息，因此将信将疑。十一月，关于朱由榔又有新消息，陈奏使郑太和等回国报告说，“路闻大明永历皇帝为清兵所执遇害，朱氏子孙之逃生于‘小云南’者皆被杀”，《显宗实录》在此消息后有一条按语说：“按《明季遗闻》，永历即神宗之孙，桂王之子，讳由榔。初封衡阳王，以寇乱徙居于梧州，及隆武被执，广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迎立，保有云南，乃戊子夏也。庚寅冬，清兵入云南，永历率数三臣遁去，不知去处，至是被擒云。”[3]（《显宗改修实录》，三年壬寅十一月庚寅，P3898）应该说，至此李朝君臣基本确认了永历政权结束的事实，此后《实录》记录永历皇帝尚在的传言就很少了。[4]（《显宗大王实录》卷六，癸卯四年三月己巳，P157）

对于永历之后包括郑成功乃至吴三桂的反清活动，李朝君臣依然非常关心，也很注意收集相关信息，这是李朝君臣对清人不满的反映，与对南明的关心是同一种思路。

二、对李朝君臣所获南明信息的认识

李朝君臣追踪南明信息，伴随了从弘光政权建立到永历政权结束的整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即使只言片语、野言巷议也都被注意到并加以收集，因此总体上说其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分析《实录》所记信息，可以让人们印证一些关于南明的史实，也可以从侧面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关于南明的认识。

首先，李朝所获南明信息渠道比较广泛，但缺乏官方信息源。

南明信息传入的渠道，主要是朝鲜使臣在中国所获得，其次是漂海人的讲述以及从日本方面传来的消息。其中，没有清朝官方的正式通报，更没有来自南明各政权的通报。因此这些消息往往是几经辗转，其准确性颇受影响。

清朝对朝鲜封锁南明消息自在情理之中，即使通报相关情况也是得胜的捷报，因此毋庸多言。就南明诸政权而言，鲁王政权、隆武政权及郑成功对日本的兵援较为看重，多次“乞师”1，而永历政权对罗马教廷更为重视，并采取过与教廷进行联络的行动，但各政权均无联合朝鲜的战略意向，更无实际行动。而朝鲜方面，孝宗时虽然有主动联合南明政权的主张，但最后因孝宗早逝等原因也未能付诸行动。因此，大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官方渠道在南明信息传入朝鲜的过程中是不通畅的。

而李朝使臣从北京获得的消息，大多得自于传闻，即所谓的“路闻”、“窃闻”之类。向使臣传布这些信息的人，也很难说有了解实情的机会，这样的信息源使得信息一是不够详尽，二是真假参半。显宗时期这种情况稍有改变，一是接触到叙述南明始末的书籍，如《明季遗闻》，二是参考到了所谓的“通报”，应是一种较为正式消息来源，这些对信息准确性的提高是有价值的。但《明季遗闻》所记最晚时间为永历三年（己丑），因此永历政权其他时间的史实仍然未有相对确实的依据。

漂海人的叙述是南明信息的另一个来源，这些人多来自南明统治下的地区，应该说较之传闻更为直接。但从他们所述内容看，也有许多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如上文所记仁祖时期徐胜的叙述。另外，显宗八年（康熙六年，1667）发生漂海人林寅观事件，林寅观等人的叙述也是这样，他们甚至说永历帝建都雷州，并仍“保有福建、广东西、四川三省”[3]（《显宗改修实录》，八年丁未十月癸酉，P3951），漂海人是否有意说谎不得而知，但更大的可能性还是他们所知就是如此。

日本由于与南明官方有往来，因此从日本传到朝鲜的南明情况应更可靠，但就记载看，来自日本的消息主要是关于南明向日本请求军事援助方面的，其他信息不多。

其次，李朝所知南明信息虚实参半，但自有其价值。

信息来源既存在问题，加上信息传播的距离和速度等原因，李朝君臣所认识和了解的南明，一是滞后于事态的进展，南明的很多情况往往是数月之后才传到朝鲜。二是准确性也多有偏差。

《李朝实录》记载的南明信息，与我们已知的南明史实相比，在丰富性和准确性上都有差距。其大者，如这一时期李朝君臣似乎对郑成功的情况及其与永历政权的关系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们一直称这位抗清者为“郑芝龙之子”，并认为其后来改姓名为“郭信”，以至于当人们喧传“国姓死于乱军”时，使臣郑维城以为是一位“朱氏之为王者”。李朝君臣也不知道郑成功后来奉永历正朔的情况，而认为是其子郑经时方归顺永历政权，故在显宗八年当漂人林寅观盛称郑成功势力强大时，右议政郑致和言：“成功自大明时亦不归顺，入于海岛云，此必其管下，而似非永历之人也。”[4]（《显宗大王实录》卷十四，丁未八年十月癸酉，P365）此外，虽然李朝君臣对南明的弘光、隆武、鲁王、永历各政权的建立均有了解，但对绍武政权的存在似乎完全没有认识。其他细节方面的问题更多，这里就不一一辨析了，这种情况是信息传播中尤其是缺乏权威信息源时必然出现的。

要说明的是，李朝君臣关注南明情况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所获信息在朝鲜的传播面很有限，这造成很多大臣对南明情况也不了解的现象，因此才有宋浚吉向孝宗询问南明政权是否还存在的事情。至于其他民间人士所知更少，准确性、完整性也更打折扣。 尽管《李朝实录》中所载南明之事对于认识南明史实本身的意义有限，但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所知道的南明情况，以及民众的一些心理表现，如很多向朝鲜使臣提供消息的人对永历政权灭亡消息的怀疑，反映了入清后不仅知识分子，即使是基层民众对明朝也具有的怀念心态，因此这些“道听途说”也自有其价值。另外，这些记载还可以订正我们的一些认识，如《明季遗闻》的刊行时间，目前人们基本认为该书存世的康熙本为最早，对其前是否刊行语焉不详，但朝鲜显宗即位的当年（顺治十六年，1659）就获得此书，说明其刊行时间在顺治年间，同时，也透露出在永历政权尚未覆灭之时，关于南明的著述是可以流传的事实。

余 言

《显宗实录》在三年四月（即永历皇帝遇害的时间）的纪事中有一段概述说：“清兵入小云南，执永历皇帝以归，大明绝，不祀。……噫，永历即大明之西周君也。可胜痛哉！”[4]（《显宗大王实录》卷五，壬寅三年四月甲寅，P125）这是《实录》修纂者的话，也就是说，即使在显宗去世后，虽然关于南明的很多情况李朝君臣仍不十分清晰，但他们对南明的消亡无比痛心的心情是延续的，显示了明朝及南明在李朝君臣心目中具有的分量。

对于南明以及明朝的这种关注和怀念情感，不仅李朝君臣这些庙堂上之人具有，朝鲜民间人士也是普遍存在的。如学者柳馨远说：“自崇祯甲申北京沦没之后，弘光继立，南京旋即颠覆，传闻永历皇帝位于南方，而未知的否。至壬寅岁北人称擒得永历，混一天下，至于颁赦来，而亦不知其虚实。前后我使之往返北京者，相望于道，无人探问者。皇明存灭，岂是细故，而漠然不知，草野之士，徒仰屋而已。”[5]（柳馨远：《咏福建漂人并序》，P102）所谓“皇明存灭，岂是细故”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感，而“皇明”一词的使用，说明民间人士在表达这种情感时更为直接。事实上，“丙子胡乱”后李朝的朝野对明朝的怀念一直持续且广泛存在，人们运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这样的情怀。

因此，《李朝实录》所记李朝君臣对南明信息的追寻，只是当时朝野心态的反映之一，而透过这些记载，对于我们理解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是有裨益的。

参 考 文 献

[1] 《李朝实录》，第35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62.

[2] 《李朝实录》，第36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62.

[3]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二，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李朝实录》，第37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62.

[5] 《诸臣诗文第七》，载《尊周汇编》，第十四册，奎章阁所藏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