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南诏的政治关系演变
一、南诏的建立与扩张
唐高宗时期唐朝就和洱海地区的蒙舍昭政权有密切的关系，蒙舍昭政权曾以藩属身份入唐朝拜。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蒙舍昭的建立者细奴罗遣使朝贡，唐高宗赐奴罗锦袍。在唐朝默许的前提下，蒙舍诏政权向周边扩展最终同意洱海地区。开元初，罗盛死，子盛罗皮立。二十六年，诏授特进，封越国公，赐名归义。其后破河蛮，以功策授云南土。归义渐强盛，余五诏浸弱。一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口以骄大。每入颧，朝廷亦加礼异。二十七年徙居大和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归义谴孙凤伽异来朝，授鸿肿卿，归国，恩赐甚厚，归义意望亦高。唐朝授皮罗阁云南土标志着南诏政权的正式建立，随着皮罗阁同意五诏，南诏逐渐走向强盛。强盛后自然会加大对周边地区的扩展，不甘在现有地区的发展。
南诏便利用婴地反抗唐朝控制与婴区统治内部的矛盾，进军婴地并消灭当地的反对势力，建立以阿姚母子为首的政权。之后逐渐完全控制了婴区。原木婴是在唐朝的统治之下，南诏这样损害唐朝的利益肆意扩展必然引起唐朝不满。而此时强盛的南诏木身也不愿再继续征服在唐朝之下，南诏与唐朝的冲突自然就出现了。
二、天宝战争
天宝年间，天宝宰相杨国忠期望通过姚州都督监视、控制南诏，张虔陀肆意干涉南诏政事，挑起事端。《南诏德化碑》上有阁罗风对张虔陀罪责的描述: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土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问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一面对当时唐朝地方官员的无事生非，阁罗凤派遣专使远赴长安，控诉其罪行。然而唐玄宗听信杨国忠，并未理睬南诏专使所报之事，以致南诏挥兵姚州。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急寡谋，虔陀狡诈，待之不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竭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忿怒，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
阁罗凤出兵姚州原为张虔陀，由于其在南诏的所作所为激怒了阁罗凤。但，在此时阁罗凤并役有下定决心与唐朝开战，而由于鲜于仲通的不谙政事使得唐朝与南诏的关系雪上加霜。明年，仲通率兵出战戎、篙州。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掳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被南诏挫败，唐朝统治者有些恼羞成怒，自觉为天朝上国不甘失败，又出于对西南地区控制的意图，就主动出击希望击败南诏。三年(公元754年)，汉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必。一府节度使何覆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管陇坪，一布军威。乃舟揖备修，拟水路俱进。遂令军将土乐宽等潜军造船之师，伏尸启蒙毗舍之野。李必犹不量力。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己至巴语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刀不及发，白口晦景，红尘黔灭，流血成河，积尸雍水，三军溃哑，元帅沉江。诏口: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自此，唐朝与南诏彻底决裂，而唐朝经营多年的西南地区拱手让于吐蕃。
三、贞元会盟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春，正月，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力。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喻之，微观其趣。由于种种原因，此时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出现裂痕，南诏在吐蕃的地位下降，南诏归唐的想法，然而南诏土异牟寻并不敢公然说出想法，担心唐朝对他的猜疑，也担心万一归唐不成吐蕃的大举侵犯。《资治通鉴唐纪》里有记载，贞元四年(公元785年)夏，四月，云南土异牟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谴其东蛮鬼主旁、直梦冲、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宴之于麟德殿，赐责甚厚，封土给印而遣之。
(贞元四年)冬，十月，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沪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土，叙其叛吐蕃归化之城，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州，以塞云南去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然吐蕃业己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缥旁，三万攻东蛮，九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从此次战役经过充分地显示出韦皋的才能，一方面挑拨南诏和吐蕃地关系，一方面在战争中调度有方打败吐蕃，对于贞元会盟奠定坚实的基础。
贞元十年，三使悉至阀下，朝廷纳其诚款，许其归化。节度恭承诏旨，专遣西川巡官崔佐时亲信数人，越云南与牟寻蒙于站苍山下。贞元会盟对于南诏和唐朝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唐朝可以全力应对吐蕃而且对西南等其他地区的经营变得更加简单、有效。对于南诏，他们摆脱了吐蕃对他们的无情压制，臣服唐朝有利于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加强了与内地中原文化的联系。
四、后期的友好关系
异牟寻归化大唐为后期唐朝与南诏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和平之门，对此后双方事件处理上也提供了范例。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异牟寻卒，废朝三口。四年正月，以太常少卿武少仪充吊祭使，仍册牟寻之子镖信直蒙阁劝为南诏土，仍命铸元和册南诏印。七年十月，皆遣使朝贡。十一年(公元UIV年)五月，以龙蒙盛卒，废朝三口。遣使来请册立其君长。以少府少监李铣充册立吊祭使，左赞善大夫许尧佐副之。十二年(公元U17年)至十五年(公元UGD年)，比年遣使来朝，或年内二三至者。连名史西南少数民族中间十分重要的传统，丰佑作为帝土都能将如此重要的习俗放下，学习中华文化，可以看出这时期中原文化对其影响，也反应出当时双方的关系密切的程度。
随着南诏逐渐走向兴盛，唐朝逐渐慢慢衰落，南诏的臣服之心慢慢的就会有所起伏。五年，四月，南诏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但令督爽碟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面对这样的情况，唐朝当然不会同意，甚至会觉得南诏很无礼，便不予理会。中和元年，复遣使者来迎主，献珍怪毡厨百床，积极的酝酿中。对美国行动公民教育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我持谨慎乐观态度。
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唐朝逐渐走向衰落，南诏如此要求，唐朝最终还是答应了。中和三年秋，七月。南诏遣布燮杨奇胧迎公主。诏陈敬暄与书，辞以凿舆巡幸，仪物未备，侯还京邑，然后出。奇胧不从，直前至成都。冬，十月，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安化公主和亲南诏，虽然唐朝并不愿意，但就当时唐朝国力与政治形势，唐朝无从选择。但是此次和亲对于巩固双方的友好和平关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五、南诏入侵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十一月，丙申，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南诏入寇。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畜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磋颠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磋巅兵至，边城无一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篙、戎二州。甲辰，元颖遣兵与战于邓州南，蜀兵大败;蛮遂陷邓州。一诏发东川、兴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J未朔，又发鄂岳、襄邓、陈许等兵继之。一己酉，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兼权东川磋巅自邓州引兵径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颖帅众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数四。壬子，贬元颖为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郭。郭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磋颠。磋颠复书口: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蛮留成都西郭十口，其始慰抚蜀人，市肆立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南诏入侵与此时唐朝统治黑暗又很大的关系，从统治者到地方官员都还骄傲自大，压制南诏。鉴于西川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南诏屡次进犯西川，企图从这里打开唐朝的大门。
南诏对唐朝多战略重地都通过渗透，攻击等手段进行侵扰。山条州西有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给洞蛮，其酋长口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知峰州者言于琢，请罢戍兵，专委由独防遏。于是由独势孤，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以书诱之，以甥妻其子，补拓东押牙，由独遂帅其众臣于南诏。自是安南始有蛮患。是月，蛮寇安南。
六、政权灭亡
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铜军，南诏由此灭亡。此时的大唐土朝也是岌岌可危，农民起义十分严重，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虽然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唐禧宗回到长安，然而此时的国家实际上藩镇所控制，九侯五伯，无非问鼎之徒，四岳十连，皆畜无君之迹。最终在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朝建立大梁，五代十国时期开始。随着南诏与唐朝的相继灭亡，双方的政治关系也随之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