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科举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之关系
内容提要 唐代举子科考应试，以及考前的纳卷、行卷等，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诗文总集模仿借鉴。同时，举子活动促进了送别、唱和集的编纂。因此，唐人编撰诗文总集对唐举子应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科举考试的发展又丰富了诗文总集遴选内容、编选标准以及编集体例；科举与市场需求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科考环境影响下，与之相关的一些诗文总集价值不高。
关键词 唐代科举 唐人 编选诗文总集 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91-07
有关唐代科举与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甚为丰硕。如，傅璇琮先生著《唐代科举与文学》、①陈飞先生著《唐代试策考述》等。②然而，唐代科举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有什么样的影响，唐人编撰的诗文总集对科考文化活动又有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诗文总集与教育的关系
诗文总集对教育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据《文选》可管窥一斑。《大唐新语》卷九载：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
类似记载，亦见于《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曹宪传》《许淹传》《李善传》，所载均与《大唐新语》略同。又，杜甫诗《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宗武生日》云：“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③又，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七曰：“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据此，可知《文选》在教育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由《文选》对唐代教育的意义再进一步分析，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前人选本的部分内容失去其时代意义，借鉴这些内容，很可能达不到有预期的效果；第二，前人选本遴选的篇章在艺术上已经失去其应有的参照作用，学习这些篇章，耗费了有限的备考时间；第三，在前人选本编集经验的启发下，唐人很可能萌生重编撰选本以适应科考的愿望。
在这类愿望的推动下，唐人编集了大量选有唐人诗文的集子。如徐坚等集撰《文府》二十卷，《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该集，注曰：“开元中诏张说括《文选》外文章，乃命徐坚与贺知章、赵冬曦分讨，会诏促之，坚乃先集诗赋二韵为《文府》上之。”《新唐书・艺文志》没有记载徐坚等编集《文府》是否与教育功用相关，但据前文考，《文府》应当或多或少具有与《文选》相近的教育意义。其他类似的诗文总集尚有孟利贞编撰《续文选》、卜长福编撰《续文选》、卜隐之编撰《拟文选》、徐坚等编撰《文府》、徐安贞等编撰《文府》等，其功用之一，当与教育相关。
二、唐人编撰的诗文总集在唐代应试科
考过程中的功用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唐人编撰的诗文总集在应试科考过程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出来。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曰：“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③ 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日]遍照金刚著，中华书局，2006年，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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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0页。他又说：“凡作文，必须看古人及当时高手用意处，有新奇调学之。”③“随身卷子”，亦谓之“馈食之粮”（参下文《文镜秘府论》注）。虽然，遍照金刚所说“作诗之人”、“作文”不一定就是科考举子，但写作过程中，借鉴“古今诗语精妙”以为“馈食之粮”、学习“古今诗语”以求“发兴”、借鉴“古人及当时高手用意”，这应当不是某个文士的偶然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科考举子，有针对性的熟悉了解他人诗文作品，去应对科举考试过程中的“兴若不来”等特殊现象，这比科考之外的吟诗作文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帮助科考举子学习语言表达技巧。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考试要求的日益严格，在客观上要求举子必须熟练掌握韵律以及属对技巧。《册府元龟》六四二载长兴二年中书门下覆奏《详覆进士杂文奏》曰：“新及第进士所试杂文，委中书门下细览详覆……李飞赋内三处犯韵，李谷一处犯韵，兼诗内错书‘青’字写‘清’字，并以词翰可嘉，望特恕此误。今后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其李飞……等六人，卢价赋内‘薄伐’字合使平声字，今使侧声字犯格；孙澄赋内‘御’字韵使‘宇’字已落韵，又使‘膂’字是上声，‘有’宇韵中押‘售’字是去声，又有‘朽’字犯韵，诗内‘田’字犯韵……”据此可见，科考制度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举子在科考应试时，无论遣词造句，还是韵律属对等，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要求。因为属词、韵律等问题，不仅考试举子会受到影响，阅卷考官稍有不慎，也可能会受到牵连。因此，随着科考要求日趋严格，应试的难度日益增加，及时编纂符合考试需要的诗文总集便成了合乎必然的要求。《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载冯道谓任赞曰：“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虽然此“文场秀句”未必就是唐人诗句选集《文场秀句》，但冯道谓举子有“借窃取公卿”之嫌，则“文场秀句”当具有“集”诸家诗文之特征。这说明，为培养应试表达能力、提高撰写应试文章质量，科考举子往往需要借鉴同时代成功的语汇经验。从这一点看，唐人编集的选有本朝诗文的总集，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科考举子掌握文体特点的需求，促进了以文体探讨为重点的总集的编纂。如疑为许南容集撰《五子策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下题“集许南容而下五人策问”。佚名编集《元和制策》，《玉海》卷六一《艺文》之《唐元和制策》条注：“《志》总集类三卷，元稹、独孤郁、白居易（注曰：《崇文总目》，原注）元和元年四月丙午，策试举之士，稹、郁、居易及萧a、沈传师出焉。”这两部总集编纂时间、编纂人以及编撰动因均难以详考。但据《新唐书・艺文志》等推测，这类编纂科考策文的集子，当有熟悉科考文体的功能。
此外，唐人编撰诗文总集与行卷与纳卷也有一定关系。唐代举子有行卷风尚，同时又得向礼部纳卷。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行卷和纳卷作了较为详细的区分：“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纳卷是：“进士到礼部应试（即所谓省试，礼部属尚书省，原注）之前，除上面所谈到的要向有地位的人投行卷之外，还要向主试官纳省卷。（称为省卷，因为是向尚书省所属官府――礼部交纳的。它又称公卷，则对行卷系献给私人的而言。原注）”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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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页。也就是说，举子为了增加科考及第的可能性，把自己的诗文作品投赠予有名望之人，是为行卷；按规定向礼部交纳个人的作品集，是为纳卷。为了更好的达到行卷、纳卷的目的，举子们认真学习前人经验、精心的准备工作也就成了势在必行之事，即总集的编纂亦同时适应举子们行卷纳卷的需求。
唐人选编诗文总集和行卷、纳卷的关系，可由《观光集》管窥之。五代王毂集撰《观光集》3卷，《唐才子传》卷一曰：“……乾宁五年，羊绍素榜进士。……毂因撰……及《观光集》一卷……”《通志・艺文略》第八诗总集类注曰：“梁王毂集礼部所投诗卷。”胡应麟《诗薮・杂篇》卷二亦曰：“《观光集》三卷，是先辈行卷。”据《通志》、《唐才子传》、《诗薮》等，知是集选编内容为科考举子的行卷诗。换个角度讲，纳卷、行卷的需求，从客观上促进了此类总集的编纂。
三、应试参选举子活动与送别、
唱和集的编纂
依据时间先后，举子们科考活动大概可分三个阶段：备考、科考、科考结束后的相关活动（包括离京、返乡以及守选、赴任等）。除正常考试以外，举子们会进行形式多样的活动。仅京城而言，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载，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宴等。诸类活动，既有举子自发举办的，也有官办者。如《全唐文》卷八五六录卢损《请停春关宴奏》曰：“天成二年二月敕：‘每年进士，合有闻喜宴、春关宴，牒用绫纸并官给。’臣等以举人既成名第，宴席所费属私，况国用未充，枉有劳费。请依旧制不赐。”由部分政治家看到国力衰弱与财政困难、希冀减少官办举子宴集而节省政府支出可知，科考举子活动规模大、人数多、形式不拘一格。又如《全唐文》卷七一录李德裕《停进士宴会题名疏》曰：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
可见，举子们的活动，包括参见有司、曲江大会朝官、题名以及自为宴乐、庆贺及第者、勉励落榜者、宴送及第还乡者等等。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曰：“唐代文士有一种习尚，就是及第以后，往往不是马上就留在京师应吏部试，而是先归故乡，拜见父母，以示庆贺，或则去有关州府节镇，进行一些活动。当他们离京时，同年或在长安的友人（包括已及第或未及第的，原注），以宴相送，饮饯赋诗。”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增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可见，诸多送别、唱和，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时间地点的范围也不限于科考与京城。
张仲孝友，行思板舆；谭公维私，式歌弄印。……前彭州司马，公之元昆，所游有方……国有衡镜，人归品藻。十月良日，驾言北游。当山公持刈楚之锷，信多士发长鸣之日也。……虽古人捧檄，在此行也。因同人惜离，出饯于野，远山四合，长空寥。望青林而不尽，看白日而将暮。忝座右之末，陪难孙之行，不腆斯文，俾专序别。盖让之不可，遂冠于首篇。
是序见《文苑英华》卷七二
四、《全唐文》卷四二七。《全唐诗》卷二五二录于邵诗一卷，仅五首，未见与是集相关者。然据序文“同人惜离，出饯于野”、“不腆斯文，俾专序别”、“遂冠于首篇”推测，是唱和亦结集。
类似者又如柳立编《送从兄罢选归江淮诗》，见柳宗元《送从兄罢选归江淮诗序》，其曰：“伯氏自淮阳从调抵于京师……于是赋而序之，继其声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从侄立，编为《后序》终焉。”④柳，《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柳氏表》未见著录，序曰“自淮阳从调抵于京师罢选而归”，此序当在贞元十七八年在京师时作。据序文“继其声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命从侄立编，为《后序》终焉”知是送别亦编纂成集。由此可见，唐人某些唱和、送别集，其编撰原因之一乃科举活动的影响。
四、科举考试与诗文总集遴选对象的新变
科举考试的迅速发展，致使科考举子数量日趋增多，他们渐渐成为唐代文化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之，这些举子们也就渐渐成为唐代诗文总集编纂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与前唐相比，由于科考制度的影响，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遴选内容对象发生了变化。
首先，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科考举子作为新的遴选类别出现在诗文总集中。如《国秀集》，其卷中录有“进士楼颖”、“进士杨重玄”、“前进士常建”、“进士程弥纶”，卷下录“进士范朝”、“进士丘为”、“进士褚朝阳”、“进士梁洽”、“进士严维”、“进士芮挺章”、“进士张万顷”、“前进士樊晃”、“进士万楚”、“进士祖”等。《国秀集》以官班为次，凡所遴选，其有职官者，皆注明身份。对于无职官者，则题进士、前进士、处士，唯薛维翰、孙欣、王之涣、王羡门四人，其姓名前未有任何品题，可见，芮挺章十分注重编选对象的题名。《国秀集》上、中、下三卷，大体上按照诗人出身地位从高向低排列，上编多选地位较高者诗什，中编次之，下编诗人地位相对较低。据《国秀集》可见，科考举子作为新的群体，至晚在盛唐中前期就已经受到诗文总集编选者的关注。 其次，科举考试影响下，唐代出现了遴选备考诗文以及科场诗文的总集。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唐人为了参加各科考试而准备的习作以及唐人科场诗文，其数目也越来越多。备考的习作除前文所述《文场秀句》，又如白居易《礼部策》，《通志・策》注曰：“唐白居易应制举自著策问，而以礼部试策附于卷末。”科场诗文如佚名纂《中书省试咏题诗》1卷，《通志》卷七《艺文略》第八诗总集类、《崇文总目》卷一一皆著录是集，《通志》注曰：“集唐中元以来中书所试诗笔。”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曰：“《中书省试题咏诗》，若集中纯载诗，即不可谓之诗笔。”《崇文总目》亦录为《中书省试题咏诗》。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曰：“唐《咏题》二卷是省试诗。”故据集名、《通志》、《诗薮》等知是集为选录科考诗什之总集，“笔”或为衍文。
再次，科举考试影响下，诗文总集的编选标准、编集体例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观光集》、《中书省试咏题诗》以举子科试文章为选录标准，《礼部策》以试策文划限为编撰体例等。又如，刘松集撰《宜阳集》六卷，《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著录为《宜阳录》，卷数、集名同《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作十卷，疑有误。是集所录，《新唐书・艺文志》谓其选里中人之诗。《唐音癸签》卷三《宜阳集》注曰：“袁州刘松集其州天宝以后诗四百七十篇，六卷。”又，《江南通志》卷七二“郑史，字惟直，宜春人，开成进士，为易学博士，积官永州刺史，有赋百篇，又有诗十二首见《宜阳集》。”《江西通志》卷七二《袁州府志》载：“按，袁州旧有宋嘉定间志载：唐人宋迪以下或有诗见于《宜阳集》，及登第年甲互见于题名记者，凡五十有七人，今不俱录。”宋乐史《太平环宇记》卷一九《袁州记》“人物”条亦曰：“宜春山水秀丽，钟于词人，自唐有举场登科者实繁，江南诸郡俱不及之，有《宜阳集》以载其名。”可见，《宜阳集》有诗人约五十余人，诗四百七十篇，其编选标准涉及到“宜阳”与“举场登科者”。与之相应，其编集体例为以地域划限、题名附之举场登科状况。这种现象，是隋以前不可能有的。
五、科举与市场需求对唐人编纂
诗文总集的促进作用
参加科考举子们为取得更好的科考成绩，客观上推动了适合于应试教育的诗文总集流通市场的繁荣。反过来，市场需求又刺激了诗文总集的编纂。前唐，已有专门供书籍流通的书肆。有唐以后，书肆更为发达。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二载：
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越王侗以为祭酒。
这则故事描绘的是隋朝书肆的盛况。唐代书肆也达到相当繁华的地步。《全唐文》卷八五九著录五代胡峤《陷北记》载：
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技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
据这里描述“市肆”可见，市场活动的人数众多，参与者身份复杂。其中，“翰林”、“教坊”、“秀才”的参与，尤其值得关注。这说明，“市肆”中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是与科考有一定关系的文士。关于这一点，《吕衡州集》卷二著录唐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C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令人惆怅难为情。
诗下序曰：“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因用感叹而作是歌。” 吕温：《吕衡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事亦见《唐诗纪事》卷三：“贞元十四年，崔仁亮……吕温感叹，因赋上官昭容书楼歌云……” 计有功：《唐诗纪事》，王仲镛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第51页。《研神记》虽不是唐人编撰的诗文总集，但据崔仁亮书肆购书、吕温感叹赋诗可见，唐代书籍流通对文士的影响。这一点，据《陈子昂集》附录卢藏用《陈氏别传》 亦可见之：
据卢氏之文“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至少在初唐，唐代文人作品集已在书肆有售。其原因之一，即为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有些文士从书肆买来诗文作品集以博取文名。如《太平广记》卷二六一《李秀才》条：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自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笺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恐悚。”
事亦见《唐诗纪事》卷四七《李播》条。对于这种风气，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认为：“这种偷盗的行为成为流传的笑柄，也说明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增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5页。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正是由于唐代书肆的发达，才为这种“偷盗”行为提供了可能。由此进一步推测，受科考的影响，适应科考需要的各种诗文总集，其进入书肆亦在必然的情理之中。这种现象发展到宋代，就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如宋柳开《与韩洎秀才书》载：“……因读孟郊诗，言及足下有卢仝诗数十章。开于十年前，在京城书肆中见唐诸公诗一策，内有玉川生诗约四十余章，《与马异结交诗》为首篇。余寻托亡兄辟用百钱市而得之。” 《全宋文》（第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柳开所谓“唐诸公诗一策”，应当是一部唐诗选集。其“市而得之”，虽然不一定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但这则事例说明了宋代书肆兜售唐诗总集的情况。陶敏《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认为：“宋以后，隋唐五代所编诗文总集大都逐渐亡佚，除了天灾人祸以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和刻书业的发达，出现了许多大部头的唐诗总集，保存的作品数量更多，也易于购求……” 陶敏等：《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105页。从购求动因上分析，举子参加科举考试对总集的需求，应当是市场供给方式发生变化的动因之一。
此外，科考制度促进了唐代诗文总集的编纂，使编纂者的构成成分复杂化、编纂目的动因多样化，也使得唐人编纂总集的种类更为丰富多彩。但是，举子们为科考应试而编纂的诗文总集，往往只注重其适用价值，而忽视总集应有的思想艺术质量。有些诗文总集，如前文论及《同题集》《中书省试咏题诗》《临沂子观光集》等，其遴选内容，由于受到考试要求的局限，虽然也不乏佳篇，但总体上看，科场诗文和文士即兴感发、抒情言志诗文的艺术成就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故专选科考诗文者与《国秀集》《河岳英灵集》《极玄集》《又玄集》等总集是有一定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