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文人皆入蜀

若问“自古诗人皆入蜀”这句口头禅从何而来，一般都会联想到诗为一代之盛的唐朝。的确如此，整个唐五代时期，因为国家政治军事大局的原因，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文人入蜀浪潮，三百余年间，前后相续，未曾衰歇，往下一直延续到宋代，它深刻地影响了巴蜀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发展进程。

唐五代的巴蜀，政区沿革大致如此：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全国因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巴蜀地区主要分属剑南道和山南道。其治所分别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和陕西汉中。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又分剑南道为剑南西川和剑南东川，分治成都和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自此“两川”就变为“三川”。唐末，王建和孟知祥相继控制巴蜀，割据称雄，历史上分别称作前、后蜀。公元965年，后蜀政权灭亡，巴蜀地区纳入赵宋王朝版图。

这一历史时期的巴蜀，在整个国家政治地理版图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其地自为天府，经济发达，物资富足，号称京师长安之外府，但其在今为内地，在唐为边疆，西临吐蕃，南接南诏，同时面临着西、南两个方向的军事压力;特殊时期，巴蜀又是唐帝国的战略后方，关中地区受到吐蕃威胁之时，剑南道的兵力又可形成犄角之势以为牵制。因此，相对于此前南北朝时期长达几百年的被遗忘状态，它由沉寂无闻一变而为热闹喧哗，由无足轻重一变而为举足轻重，巴蜀地区的安危，往往就事关唐帝国的安危。更有甚者，安史之乱以后，巴蜀地区均为几位唐朝皇帝的避乱之所：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奔蜀;兴元元年（784），唐德宗避李希烈、朱之乱，奔避汉中，且急欲西幸成都，为群臣所谏阻;广明元年（880），唐僖宗避黄巢之乱，幸蜀至成都;光启二年（886），僖宗再幸汉中。由此可见，巴蜀地区实为关系到大唐帝国安危存亡的战略大后方。所以明代的于慎行说：“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唐代就成了巴蜀历史上自隋初到宋末这将近700年间移民入蜀最为显著的时段。帝王、百官、文士、流民，各色人等不避蜀道之难适彼乐土，跋山涉水，进入蜀中。

初撼蜀中文场

隋唐易代之际，中原地区兵连祸结，干戈云扰。因为地理的险阻，巴蜀地区得以远离战乱，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故而北方移民大规模迁徙入蜀，由此形成唐代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入蜀的高潮。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著名历史人物的身影。如高僧道基，避乱入蜀，在巴蜀地区弘扬大乘。武德元年（618），当时年仅十九岁的玄奘自长安出发，经子午谷翻越秦岭，抵达成都，师从道基学佛，在蜀的四五年间，玄奘与其兄长捷居于成都空慧寺，广泛研读佛学典籍，深得蜀人仰慕。贞观元年，渤海人高士廉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镇蜀期间，教化蜀人，诱导民风，又在公务之暇召集成都地区的文人士子，讲论经史，复兴学校，他的这一番作为，后人多以其与汉代的文翁化蜀相提并论。另外，并州人武士于贞观初年就任利州（今广元）都督，著名相士袁天纲蜀中任满归京述职，途经利州的时候，曾为其女武则天相面，这就是武则天出生于广元之说的由来。

随后，唐朝的诗人们就来了。所谓唐代诗人皆入蜀，当然多少有些夸张，但是唐代最重要的诗人都有入蜀的经历，而且往往在蜀地其诗歌创作就登峰造极，却是历史的事实，所以韩愈有“蜀雄李杜拔”的说法。现在所能考知的唐代入蜀诗人，最早在唐高宗年间，那时诗坛俊彦如雨后春笋，纷纷崭露头角，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以及杜审言（杜甫祖父）、刘希夷、沈期等著名诗人都有过入蜀的经历。其中王勃和骆宾王居蜀时间均在两年以上，王勃的全部两百多篇诗文，有近六十篇作于蜀中;卢照邻在蜀期间虽然只留下四十多篇作品，但却占其全部诗文数量的三成。四杰居蜀时，行踪遍及广元、阆中、绵阳、三台、德阳、成都等地，随处与宴唱和，广泛结交文士，这对寂寞萧条了数百年的巴蜀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诗作迅速传播，在前无诗歌传统的巴蜀地区，第一次播下了诗歌的种子。

其后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赴蜀者或是衔命入蜀的使者，或是任职于蜀地的官员，或是获罪流放贬谪的文士。这其中虽然有著名诗人如张说、孟浩然、王维、崔颢等也曾到过蜀中，张说和孟浩然还是两次入蜀，但他们都如蜻蜓点水一般，旋点旋飞，只有张说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篇作品，对巴蜀文学和文化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入蜀大潮星光灿烂

但是高峰马上就来。天宝十四年（755）冬，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奔蜀，一波动万波随，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移民浪潮，长安城文武衣冠风流云散，百官士庶纷纷扈从入蜀。与隋唐之际的入蜀高潮相比，此番入蜀者以皇帝为首，自然影响了入蜀者的身份构成，王公、高官、世族、名流，一时间蜀中俊彦云集，热闹非常。玄宗离蜀后，改蜀郡为南京，升为成都府。当然，在后世巴蜀诗人眼中，这一时期入蜀的所有人，包括玄宗，都比不上一个伟大的杜甫。杜甫的入蜀，无论对他本人的诗歌伟业，还是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来说，都是意义十分重大的。

不仅如此，安史之乱的长远影响还在于它改变了唐帝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为平定安史乱军而在各地区建立的军事方镇，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力，又有其财富，摇身一变就成了京师长安之外的主要权力中心，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对抗朝廷。方镇的正常运作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智囊集团――幕府予以支持，又因当时的朝廷制度规定，新及第的文人，一般都必须进入方镇幕府获得政治实践的基本经验，然后才能入朝为官。故而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唐时期，一般文人都有过进入方镇幕府的经历。这其中，剑南三川（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山南西道）是少数为朝廷所能够直接控制的藩镇，其中剑南西川则是首屈一指的雄藩大府，全国其他地区的方镇无法与之相比，因此朝廷多以重臣贵戚出镇西川，而且这些人日后入朝拜相者极多。有学者统计，自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大约每2名节度使中就有一人成为宰辅。出镇西川的历任节度使中，严武、韦皋、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杨嗣复、白敏中、李景让、高骈、陈敬等人，皆为唐世重臣，声威显赫，或位居宰相，或爵至封侯，所以史书上有“西川为宰相回翔地”的说法。 在方镇之重、府主之尊的直接影响下，大批外地文士越鸟道，度剑门，络绎不绝地奔赴蜀中。兼因天府之国，富甲一方，初出茅庐的文士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剑南西川幕府在中晚唐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人才济济，霞蔚云蒸。比如武元衡镇蜀时，其幕僚如裴度、柳公绰、杨嗣复等人，后来皆为股肱之臣，权倾朝野，名垂后世。当然，方镇大员本人也对当地的文化发展有着直接而积极的影响。如韦皋出镇剑南西川时，大兴佛教，并自出俸钱五十万，续修嘉州凌云寺大佛（今乐山大佛）。杜元颖镇蜀时，命蜀僧知玄在成都大圣慈寺讲法，每天听众多达万人。

在以入幕为主要形式的中晚唐入蜀大潮中，这些外地文人跋山涉水入此彀中，极大地提升了巴蜀地区的文化品位。更为重要的是，盛唐以后大规模进入成都幕府的文人，他们的功名不在马上，而在笔端，高楼垂柳和剑影刀光不再是生活的主题词，他们在高度程式化的幕府公务中寻觅着仕途的晋身之阶，又凭借丰厚优裕的物质条件悠游卒岁。川主，幕僚，乐妓，沉浸在酒席樽前，高歌低吟，舞文弄墨，互竞才智，各领风骚，这就是此一时期成都地区最为常见的文化生活场景。游宴的地点，有浣花溪、摩诃池（今成都市天府广场一带）、张仪楼、合江亭、西亭、北池、武担寺等地。

成都幕府的文人雅集，往往少不了一类特殊的参与者，这就是轻歌曼舞的蜀妓。说到蜀妓，首先就会想到薛涛。薛涛本为长安人，幼年随父入蜀，终身流寓蜀中。西川节度使韦皋召其陪宴赋诗，遂入乐籍。薛涛身份较为特殊，她容貌俏丽，工于词翰，才思敏捷，既是官妓，又是才女，在幕府游宴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双重角色。现存的薛涛诗作中，最多的就是与西川府主、幕僚以及其他地方官员的酬应之作。薛涛一生出入幕府，酬应官场，结交名士，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和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是以诗达四方，名扬京华。她长期居于成都浣花溪，制作十色小笺用以题诗，当时即号为“薛涛笺”。薛涛自入乐籍起直至卒于成都碧鸡坊的五十余年时间，正好是西川幕府游宴唱和最为兴盛的五十年，也是唐代成都文场最为热闹的五十年，这对于晚唐五代以至两宋时期巴蜀地区文化的繁荣，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可以如此断言，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薛涛难望杜甫之项背，但就巴蜀文学的发展而言，女校书的地位犹居于诗圣之上。

蜀

蜀地成为全国文学、绘画中心

唐末，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王建，四处出兵，攻城略地，很快就全部据有巴蜀之地，割据之心日炽。公元907年，唐帝禅位于梁，王建乃用韦庄之计谋，率群臣吏民哭之三日，然后即帝位于成都，史称前蜀。这是继公孙述、刘备、李雄之后，由外地入蜀者建立的又一个巴蜀割据政权。黄巢起事后大批入蜀的衣冠士庶，就此流寓蜀中，蜀主王建礼贤下士，以为己用，故前蜀之典章制度，大有唐朝之遗风。后二十年，前蜀灭于后唐，孟知祥镇蜀，复又割据称雄，建立后蜀。后蜀后主孟昶在位时，令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此即今日成都别号“蓉城”的由来;据说历史上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也是孟昶在成都时作的。

两蜀割据时期，蜀中安定如恒，物资财用丰足，促成经济文艺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巴蜀地区政治和文化核心的成都，也就达到其在历史上的巅峰时代，不但是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而且是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的最大中心。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是西蜀花间词风的兴盛。欧阳炯《花间集叙》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以“北里”为代表的两京温柔富贵之乡，不仅是南朝宫体诗风北移之后得以继续生长的土壤，也是唐末五代时期巴蜀地区香艳词风产生的温床。随着大批文人入蜀，“北里倡风”也随之吹入蜀中，与成都地气相接，花间词的兴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蜀地花间词人中，以入蜀者占了绝大多数，如韦庄、毛文锡、牛峤、张泌、牛希济、毛熙震等人，他们在变换存身的地理环境的同时，也把中晚唐文人词的传统播散入蜀，嫁接在成都这片土地上，成都也的确为花间词的生长提供了最为适宜的一方风土，当时词坛上出现了本土词人的身影，如欧阳炯、尹鹗、阎选、李、花蕊夫人等。入蜀者众，人才济济，词风一时兴盛繁荣，远远超过当时另一文学中心南唐金陵。

二是起自初唐而盛于唐末两蜀时期的成都壁画艺术。唐代以前，巴蜀本土绘画并不发达。初唐时，著名画家薛稷入蜀为彭山令，蜀地颇多其画作，杜甫在蜀时还见到他所作的壁画。自安史乱起唐玄宗入蜀开始，一直到前后蜀时期，长安及江南地区大批著名画家流寓入蜀，现在可以考知者有卢楞伽、韦偃、王宰、赵公、范琼、陈皓、彭坚、辛澄、常粲、孙位、张询、贯休、滕昌等人。这些代表当时各种画派最高水平的艺术大量流寓蜀中，给巴蜀地区的绘画艺术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他们入蜀之际，往往携带大量秘府散逸的珍本名画，流传在蜀，嘉惠后学，其影响更不可估量。于是成都又为唐末五代时期全国的绘画艺术中心。

一曰文学中心，一曰绘画中心，唐末及前后蜀时期成都文化地位的这种惊世骇目的提升，须立足于整个唐五代历史予以观照。在巴蜀文化的舞台上，自初唐至两蜀的入蜀文人，长啸当歌，长袖作舞，举手投足之间，引领巴蜀文化之时尚和潮流，三百余年的积淀，最后在两蜀时期成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在文化上跃居全国之首的巴蜀地区。

要而言之，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巴蜀文化由靡转健，积健为雄，关键因素就在于大批唐人的入蜀。作为唐五代巴蜀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参与者，入蜀文人渡涉艰险进入四川盆地这片山围四塞的“陆海”，为巴蜀地区进行持续长达三百余年的文化输入，此输入强度之大，与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入蜀文人的稀少形成鲜明对比。巴蜀文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不但与汉代的兴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而且预先开启了两宋时期的繁荣局面。于是，北宋中叶的三苏出川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仅是巴蜀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意义深远。然而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没有唐代的杜甫入蜀，就没有宋代的苏轼出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