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分析
《李朝实录》(亦称《朝鲜王朝实录》)是朝鲜王朝官方编纂的最重要的史书之一，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封存于朝鲜半岛内的各处史库中。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灭亡。20世纪30年代初，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由是，《李朝实录》方为学界关注，日益受到重视。该书印成当年，北平图书馆便购入一部②，当即引起中国学人注意，以孟森(18691937)、吴晗(19091969)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吴晗摘抄《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定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中国学界研究明清中朝关系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本文试就《史料》的成书与价值，略加探讨，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李朝实录》之传入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成书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丽权臣李成桂发动政变，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0年，日本学术界称之为李朝)。建国伊始，即模仿中国建立起严格的官方修史制度。纵观李氏王朝，除最后二王高宗和纯宗外，每位国王继位后，皆设专门机构，修前朝国王实录。修成之后，抄录数部，分藏于全国各地的史库之中。该书所记极为丰富，涵盖李氏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天文气象、社会现象等内容，成为研读朝鲜王朝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29年筹划影印《李朝实录》，缩本影印工作于1930年7月开始，至1932年完成。此次影印的《李朝实录》包括太祖到哲宗25代国王、472年(1392～1863年)间史实，共计1893卷，848册，印行30部。全书为编年体，以汉文书写。1932年，该书影印完成不久，即经国立北平图书馆传入中国。
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1年在北海西侧落成，蔡元培(18671940)为馆长，但他社会活动繁多，实际馆务均由副馆长袁同礼(18951965)负责。袁同礼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留美，回国后在多家图书馆任职，对图书馆学颇有心得。他认为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①。他在担任副馆长后，一方面妥善保护原有南宋皇宫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崇文阁、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等的希世珍本和一般线装古书②;另一方面，努力采购私家及国外图书，尤其关注海外刊行的大型重要史籍，尽力购入。1932年只印行30部的《李朝实录》，北图当年就购入了一部，十分珍贵。随即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李朝实录》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当时学界重视史料的发掘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学术氛围相当活跃，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等史学家皆极为重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934年，陈寅恪为《王静安遗书》撰写序言，概括王国维治学的方法，其一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换言之，不论是陈寅恪，抑或王国维，都提倡以异族之故书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民国学人宽阔的学术视野、具有世界眼光的史料观，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在此学术背景下，《李朝实录》传入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并散布殖民史观，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众所周知，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民族。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东北地区的情况和满族先世的历史。然而，清朝统治者因讳言其先世隶属明朝而篡改史籍，造成了中国史籍对满族先世的记载模糊不清，这又恰被日本学者利用。中国学人像孟森、郑天挺等受现实刺激，特别注重对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李朝实录》的传入，正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因而受到重视。孟森等都以《李朝实录》为重要资料，刊行了重要论著。这也正是吴晗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最直接的原因。
1931年吴晗初入清华，对明史颇有兴趣。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洲国成立，现实危机激发了他对建州女真史的关注。同时，他也认识到清修《明史》等有关史籍，对建州女真史的歪曲和隐讳。他曾说：
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板，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被删节便是被窜改了。
1932年，吴晗在北平图书馆意外发现了《李朝实录》，充分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对该书中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的辑录，理清清朝建国前的历史，重写建州史，以证明东北三省自明朝起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故而从1932年开始，吴晗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北图抄录《李朝实录》中的有关史料，风雨无阻，坚持了四年，一直到1936年，前后抄了80本，抄到《李朝实录》第498册，1649年止，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当时，吴晗只是一名大学生，他能长期抄录《李朝实录》，得益于时任北海图书馆编纂委员、善本部主任赵万里(19051980)的鼎力相助。50年代，吴晗想继续借阅《李朝实录》，完成其未竟之业时，又再次跟赵万里联系。方竟成发现了当时吴晗给赵万里的一封信，现转录于此：
斐云先生教右：
廿多年前承你帮助，借抄了《李朝实录》的一部分，最近又重新核校一下，交中华出版，并把《高丽史》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抄出，作为前编
我抄《李朝实录》只抄到四百九十八本，一六四九年止。以后便没有抄了。现在打算把四九九本以后都抄一下，作为中朝关系史料下编
因为我工作较忙，只能在休息时和深夜看一点书，写点东西，要到图书馆来看书是不可能。回想廿多年前能承你支持，借出此书，现在因工作关系，你一定能够继续帮助我，将此书外借。借《李朝实录》办法，最好能一次借廿本，用完后再借
方竟成认为此信应写于1959年或稍前。他采访了1960年调北京图书馆任善本组组长的丁瑜、赵万里的秘书冀淑英等人。据他们回忆，因为吴晗在研究和工作中需要经常查阅史籍，为其方便，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甲库走廊的过道上，特设了两个书架，存放《李朝实录》等珍贵善本书。《史料》一书，按吴晗计划，是想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而出版。在1959年以前，他已抄完《高丽史》中的相关史料，之后就请赵万里帮忙，以便抄录《李朝实录》1649年以后的部分。但因工作繁忙，1959年吴晗并未抄完，直到1961年，这一辑录工作才最终结束。1966年年初，该书初版排成，但因文革爆发，吴晗突然被打倒，此部书稿也被搁置多年，未能付印。
可见，吴晗辑录《李朝实录》分两个时期：一是从1932到1936年，受现实刺激，其目的乃是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对勘会证，重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记载，所以尤重《李朝实录》书中涉及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只抄到1649年。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吴晗再次对《李朝实录》进行抄录，并最终定稿，准备出版，但因文革的耽搁，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凡78卷，共12册。
二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内容与特点
吴晗《史料》一书，载录从高丽恭愍王三年(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朝鲜李朝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关的史料，主要包括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朝贺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记载，分为前编上编下编三大部分。前编为新中国成立后补充的《高丽史》关于中国的史料，上起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下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含上、中、下3卷，分别为恭愍王、辛禑、恭让王三朝史实。上编58卷，包括从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仁祖二十七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期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其中太祖1卷、太宗2卷、世宗3卷、世祖(合睿宗)2卷、成宗2卷、燕山君1卷、中宗10卷(含仁宗)、明宗2卷、宣祖22卷、光海君5卷、仁祖7卷。上编是吴晗1932～1936年间从北平图书馆抄录的。下编17卷，乃是1959年到1961年间所抄录的⑦，收录了从孝宗元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共计：孝宗1卷、显宗l卷、肃宗4卷、景宗1卷、英宗2卷、正宗3卷、纯宗1卷、宪宗l卷、哲宗1卷、高宗2卷。
在体例上，《史料》一仍原书，即采用编年体形式，以朝鲜历代国王为纲，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吴晗辑录时略作改动，以方便读者阅读，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朝鲜国王的干支纪年之下，标出相应的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帝年号和西历纪年，如《李朝实录》中《太宗实录》辛巳元年，《史料》一书标出辛巳元年(明惠帝建文三年，一四〇一)。第二，原书体例不分段、不另起行，未加标点，读来极为不便。《史料》一书每月另起一行，同月中不同日的记载之间皆有空格，且添加了标点，大大方便了阅读。而对于女真部族名、地名、人名等难以辨认的则不妄加句读，如第一册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二月癸卯条，记载了吾郎哈水吾狄介等四人至朝鲜的情形②，《李朝实录》列举了那些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区的女真人的姓名、官名、籍贯等，吴晗对这段长达五行的汉字未加标点，原文抄录，一字不差，以保持原貌，备研究者使用。
第三，《史料》一书有很多小字，乃吴晗所加。其用意大致有二：(1)解释之用，如宣祖十八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朝鲜国王宣祖询问从明廷出使回国的使臣：卿见许阁老乎?使臣黄廷彧答：于朝班望见，则容仪衰老，殊非昔日之风采也。此后，吴晗在《史料》中解释许国、魏时亮曾以华使来此，故问之，盖慕其贤也。此处，吴晗对许国其人及朝鲜国王何以询问许国，加以解释，乃交代相关历史背景。(2)标注之用，对原书记载疏略和失误之处的补正。如《史料》一书记载明惠帝和朝鲜易马事，有按此前原落去三运马纪事这样的字眼。另外，李朝仁祖即位后，对《宣祖实录》进行修正，故有《宣祖修正实录》，记壬辰倭乱及和中国往来等较原本详细，《史料》一书特将二者融合，按时间顺序，用《宣祖修正实录》补充《宣祖实录》之缺漏。对于二者记载不同者，皆以小字标出，如宣祖甲申十七年，宗系及恶名辩诬奏请使黄庭彧、书状官韩应寅等奉敕而还。《宣祖实录》记为十一月朔癸酉条，吴晗在此条史料开头以小字标出重修本作八月甲辰。
第四，对于《李朝实录》中一些特例，如《肃宗实录》和《景宗实录》，《史料》一书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肃宗实录》有补阙正误在每卷后面。若补阙正误中有关于中国的史料吴晗也会抄出，如清康熙五十三年(李朝肃宗四十年，1714年)《补阙正误》五月癸卯，《仪象志》及图成书凡十三册，图二册，亦依唐本模出焉⑥。清康熙五十四年(李朝肃宗四十一年，1715年)《补阙正误》二月乙亥，命户曹铸铜斗斛颁于八路。时斗斛无定制，官用大小各异，仿华制铸颁。《景宗实录》修过两次，分别是成书于英宗朝的甲本和正宗朝的乙本，其中甲本较详细。所以，吴书以甲本为主，以乙本补之。如第4364～4365页，吴书以乙本景宗元年六月甲戌日、七月戊午、戊寅日事补甲本所缺，并把相应内容辑录在后，以方便使用。对于所抄录高宗实录中的空缺，吴晗在《史料》中也作了具体说明。他说，由于《高宗实录》缺卷二〇、二一、二五、二九、三四、三六、三七、四三、四五各卷，本史料的辑录，其中因此缺少二十年(清光绪九年)、二十一年(清光绪十年)、二十五(清光绪十四年)、二十九(清光绪十八年)的材料。
吴晗《史料》虽是抄辑《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内容，但在史料的选择上亦有所侧重，主要体现为：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二、朝鲜对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第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的史料。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朝鲜与明清关系的史料;二是日本和明清关系的史料，主要是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
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征爪哇失败为教训，列出十五不征之国，朝鲜即为其中之一。
1392年高丽将军李成桂通过政变上台，成为李朝开国国王。自此，李朝对明朝秉持事大原则。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和明清关系密切，吴晗《史料》一书，对朝鲜与明清如《史料》中记载，太祖李成桂夺取政权后，立即禀告明朝并求封国号：都评议使司及大小臣僚良耆老等请令知密直司事赵胖赴京申礼部曰窃谓小邦至恭愍王薨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咸愿推戴伏乞照验，烦为闻奏以安一国之民。①1392年(李朝太祖元年)十一月丙午：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如京师，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乞圣裁。
此后朝鲜每有大事，如大王薨后求谥、世子册立，都向中国遣使求封。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始终对明朝保持朝贡关系。如《史料》载：李朝定宗二年八月、太宗元年八月、太宗二年八月，朝鲜都遣使臣到中原贺建文帝生辰。1402年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推翻建文帝的统治，登上皇位，明朝政权发生变动，《史料》载：李朝太宗二年(1402年)十月甲寅，以左政丞贺伦为贺登极使，恭贺燕王朱棣即位。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发生，明英宗被俘，景泰帝因此而登大宝，《史料》载：李朝世宗三十一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庚申：遣知中枢院事李明晨如京师，进慰表。癸亥，遣右议政南智、中枢院副使赵遂良如京师，贺登极;同知中枢院事权孟庆、庆昌府尹马胜贺正朝，兼贺册封皇太子。⑤ 可见，不论明朝政局如何变动，朝鲜都按部就班地履行其藩国的责任，吴晗《史料》特别注重抄录明、朝鲜间的往来关系史料，为中朝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作为宗主国的明清王朝也常向朝鲜派遣使臣。如明成祖时，宦官黄俨、海焘等多次出使朝鲜，索要贡品，《史料》对此记载极详。据笔者统计，仅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史料》一书辑录成祖派遣使臣出使朝鲜达41次。
随着政治上的往来，双方也建立起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即使朝鲜一直视清朝为夷虏，对其心存疑忌，但朝鲜与清朝始终往来不断。如《史料》载：清顺治七年五月甲子，清廷派使臣前往朝鲜送纻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
在文化交流上，中朝关系亦极为密切。在和中国的长期交往中，朝鲜形成了以慕华思想为主要特色的小中华思想，以明朝为中华正统，诚心事大，大讲慕华。《史料》对于中朝之间的文化往来颇为重视，如书中记载了朝鲜使臣多向明朝请求赐书，七月庚申，传教集贤殿曰：欲令赴京使臣买书籍之切于观览者，磨勘以启。乃以洞眼周礼、仪礼、经传通解等书以闻。命付今之使臣，贸易以来⑨。明朝方面，对于朝鲜长期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也很是赞同。如明成祖永乐十七年，成祖赐给朝鲜使臣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
除了直接的书籍往来外，在语言文字、史籍编纂、法律条文、衣食住行等方面，朝鲜都以明朝为参照，竭力向其学习。明清时期，中、朝两国来往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相交流、影响，一方面加深了双方的联系和了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两国政府和民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史料》对于双方往来资料辑录颇详，可见吴晗的关注所在。
以上都体现朝鲜与中国往来之密切。总的来说，朝鲜作为藩属国，对明、清事大以诚，但是另一方面，朝鲜始终有领土北拓的野心，尤其是朝鲜前期，辽东女真是明代中朝关系的焦点问题。因此，明朝不可避免地与朝鲜太宗国王扩张领土的野心产生矛盾、冲突，引发两国对女真居地及其归属问题的争端。《史料》对此类资料辑录颇详。
如1403年6月，明永乐皇帝发布敕谕：女真吾都里、兀良哈等招抚之，使献贡。瑏瑡招安朝鲜半岛的女真部落。对此，朝鲜政府却宣称女真等本属于我瑏瑢，公开与明朝争夺女真诸部的归属权，且在明朝宣称女真为明所有后，朝鲜仍然和女真各部联系密切，交往不断瑏瑣。李朝太宗还寻找各种借口，不愿归还女真所属权，对此，《史料》明确记载了李朝太宗四年(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朝鲜君臣面对明朝招谕参散、秃鲁兀等处女真地面官民人等的敕令，认为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十一处人员，虽系女真人民，来居本国地面，年代已久且与本国人民交相婚嫁，生长子孙所以，乞令本国管辖如旧。明永乐帝自不同意，下令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归顺，吴晗《史料》抄录了这时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落的反应(事朝鲜无二心)，以及朝鲜太宗既想继续占据女真的归属权，又担心明朝的复杂心理。即李朝太宗所言：猛哥帖木儿服我未久，何可强使入朝。然欲留之请，帝若不允，入送亦可。 这说明鉴于明朝的国力与威势，朝鲜最终还是坚持对明事大的态度。由上看出，在朝鲜前期，朝鲜始终对建州有强烈的野心，对明朝女真的政策极为关注，并随时调整对建州女真的政策。吴晗关注的重点虽是朝鲜、建州与明的史料，但对《李朝实录》中有关日本、琉球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史料亦加以辑录。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略加说明。明中叶之南倭北虏问题，困扰明朝多年。倭患平息不久，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发动了侵朝战争，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明朝派兵前往援朝。这场战争时战时和，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持续七年之久。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最终击败日寇，赢得了胜利。在古代东亚历史上，这场三国间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
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史实的记载，中、日、韩三国史料多有出入，不仅详略有异，甚至基本事实皆出现牴牾。对于明朝派往朝鲜的东征人士，如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邢玠等援朝战役中的重要人物，《明史》中都未曾立传，对于他们在此战中的作用，亦未有详细记载，有的甚至在《明史》中的形象和《李朝实录》中的完全相反。对于上述内容，《李朝实录》记载颇详，而《史料》多辑录出来。从战争开始的1592年到战争结束的1598年，《史料》辑录无一月缺漏，《史料》全书5314页，共12卷，辑录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史实，而对于壬辰战争(1592～1598年)的记载，从1543页至2579页，几乎占全书总篇幅的五分之一，足见吴晗对这场战争的重视。这场战争的史实，主要记载于《宣祖实录》与《宣祖改修实录》，《史料》对二书同时抄录，以《宣祖改修实录》补《宣祖实录》的不足。可见，吴晗对《李朝实录》中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抄录。
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92年4月到1593年7月，明军收复平壤，取得初步胜利，但在1593年正月，碧蹄馆战事中进攻受挫，双方战事进入胶着状态。第二阶段，从1593年7月到1596年年底，明和日本之间的议和、封贡，终因双方要求相差太远，负责议和之人故意隐瞒事实而失败。第三阶段，因议和封贡失败，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从1597年1月到1599年4月，日军被击败回国，明凯旋班师，战事结束。对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尤其是战争中几次重要的战役，平壤大捷、碧蹄馆之役等，《史料》一书尤为重视，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辑录。第二，朝鲜对于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朝鲜王朝每年都多次派使前往中国，除正使、副使之外，还有一名书状官，专职负责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向国王汇报，其中有许多关于明清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描述，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想象、臆测甚至歪曲的，但这些都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史料》一书，对这些材料进行大量辑录，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朝鲜君臣对三藩之乱和康熙帝的印象为例，说明《史料》一书的特点与辑录原则。
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明清更替，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作为清朝藩国的朝鲜王朝，始终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在反清复明的期望下，朝鲜始终对三藩之乱心存幻想，对清朝一再贬低。据《史料》一书记载，朝鲜使者在回国后汇报三藩之乱的战况时多言清朝失利，较少提到清军的胜利，这就是故意歪曲的体现。如康熙十四年十月甲子，李佖、李之翼、闵黯回国，朝鲜国王召见。李之翼、闵黯汇报：吴三桂在沣州，八月潜师渡江，大破清兵，顺治王率兵屯扎，三桂累胜，而王辅臣勇将称马鸡(鹞)子者，方战于潼关，清兵数败。张勇在西安，其子在北京，虽名仕宦，实质子也。刘进忠亦大破尚可喜之兵。郑锦与耿精忠合攻绍兴，此即杭州地也。清人以王辅臣为切忧矣。紧接着李佖汇报说：臣于壬子赴燕时，车马连属于道路，今则十室九空。蒙古亦多可忧之端，我国之忧，亦岂小哉!可见，朝鲜君臣对当时清朝政局的臆想。实际上，朝鲜使臣的汇报夸大了清朝形势的严峻。尤其是康熙十七年以后，清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战局的发展，但直到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后的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者还对三藩之乱的影响心存幻想，希望清朝由此一蹶不振。《史料》中记载了朝鲜使臣的汇报：沈阳则城郭完全，人民富盛。而山海关以北，抚宁、永平、通州等处，则城郭邑舍之颓毁者，全然抛弃。北京城门及太和殿亦皆颓破而不为修葺。盖将有退守之计，故关内诸处，置之度外。专意于沈阳、宁古塔，以为根本之地。以此观之，南方平定之说，未可取信。实与事实不符。
再如关于康熙帝的形象问题，众所周知，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三藩之乱期间，他励精图治，勤政的例子很多，但朝鲜使者较少提及，而多言其腐败，明显带有偏见。《史料》中记载，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辨诬使福善君柟、副使郑晢回国。辨诬使别单云：陕西王辅臣已于九月剃发，降款于清国清皇不恤国事，淫嬉日甚，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货赂公行，衙译辈言及辨诬事曰：非二万金决不成云。康熙十六年九月庚寅，归国使者权大载汇报说：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蝦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蝦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自执政大臣以下，贪黩成风，贿赂公行，皇帝只知清书，不解文字，故凡干文书，漫不省何事，一任该部之低昂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虽未能详知，而国内形势，似不得长久矣。从朝鲜回国使臣的汇报中可见，当时的清朝完全是一幅皇帝不问国事只知享乐，大臣贪污索贿，国家将亡的景象，这和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资料，《史料》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这些明显和历史事实不符的资料，吴晗都大量抄录下来，这说明他不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的真伪，尽量将资料客观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史料》一书的辑录原则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