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历史时空中的甘蔗探究
甘蔗为我国制糖业的重要原料，其生长地域主要在两广、云贵、闽台、川渝一带。甘蔗种植面积广，产量大，但在今天的水果市场上，它远不如蓝毒、石榴、桂圆等水果那样注目，而且吃甘蔗颇为费事，大多数人知难而退，只有在吃糖时才会同甘蔗发生些许交集。
甘蔗在今天的平淡并不代表它在历史上的乏味。民以食为天。人们选择什么食物满足口腹之欲，囿于地理、农业、生态、交通、文化等因素，无时无刻不受到多方面的掣肘。未有火化之前，先民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岭南天热潮湿，粤人以蛇为美味。广东民间娶媳妇，无论贫贱富贵，争聘善厄厨修治水蛇黄鳝，一条必胜一条的巾帼好手。至于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生活中俯拾皆是。食物在不同历史时空呈现不同价值，甘蔗概莫能外。这种水果在汉魏六朝曾是王公大臣、文人雅士争先歌咏的对象，在南北朝的互市贸易、外交场合中频繁闪现，以甘蔗为中心的商贸网络蓬勃发展，伸展面广。今天，人们使用渐入佳境等成语，也与甘蔗关联甚多。一代有一代的饮食风尚，一代有一代的环境故事。本文拟以相关人事为经纬，探讨六朝历史时空中的甘蔗。
一、一蔗三昧
顾恺之为东晋著名艺术家，其举手投足，颇受世人关注。顾恺之痴人三绝，其中之一即为食甘蔗渐至佳境。《世说新语》载：顾恺之为虎头将军，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问，曰:渐入佳境。
通常情形下，人们食甘蔗，会由上而下，先易后难，取顺节而下之势，顾恺之反其道而行之，从甘蔗尾部着手。这种吃法，在顾恺之那里得心应手，但很难推广开去。甘蔗乃多年生植物，越往上长，越汁多味美。甘蔗单位糖分储藏量和与部位离根的距离成反比，人们通常会对靠近根部的部分舍弃不用。顾恺之标新立异，究竟是作为艺术家的顾恺之有意而为，还是他认定自尾至本渐入佳境为上佳选择，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顾恺之渐入佳境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中国的六朝为一个注重门第精神的时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门第精神，维持了两晋两百余年的天下。即使在刘裕代晋之后，门第壁垒依然径渭分明。甘蔗能成为诸如顾恺之这样的门阀大族的心爱之物，可见甘蔗在六朝时的身价不凡。这种水果因其汁多疗渴之效，在炎热的南方是倍受欢迎的水果佳品。甘蔗的生津消暑功能在《南中八郡志》有明确记载
交广有甘蔗，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汁，曝数时成怡，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与顾恺之渐入佳境的吃法迥异，交广(约相当于今天两广地区大部及越南部分地区，笔者注)一带的人们发明了榨取汁，榨取甘蔗的汁液，在太阳下晒一会，饮之，消除暑热。这种称为石蜜饮料的背后，是榨汁技术在交广一带的广泛流传。石蜜味道特别，属于夏日的流行饮品，也是甘蔗深加工的积极尝试。
运用之道，存乎一心。甘蔗在渡过长江、落脚江南的中原士族那里，则为解酒良药。晋人张协《都蔗赋》记载了甘蔗解酒的妙处
若乃九秋良朝，玄酚初出，黄华浮筋，酣饮累日，挫斯蔗而疗渴，若嗽酸而含蜜，清滋津于紫梨，流液丰于朱橘，择苏妙而不逮，何况沙棠与椰实。
酣饮累日，口干舌燥，食甘蔗而疗渴，妙不可言。张协认为，甘蔗清滋津于紫梨，流液丰于朱橘，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远远超过南方两种重要水果梨和橘，是冠冕大族宴会的必备物。无酒不成席，无甘蔗难以解酒，这有力地促进了甘蔗在中国南方的种植。
二、礼尚往来
甘蔗在江南广受欢迎，不仅如此，公元5世纪，宋魏对峙，在南北双方对峙的徐州地区，甘蔗成为外交往来的重要物品。《宋书》载
魏主既至，登城南亚父家，于戏马台立毡屋。先是，队主蒯应见执，其日哺时，遣送应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骆驼。明日，魏主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求与孝武相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于南门受之。
北魏明确要求刘宋王朝提供江南名产甘蔗及酒，这份出自外交部门的礼单相信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如果放在今日，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将甘蔗用在外交场合，这种水果量大价廉，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但在当时，甘蔗确是北地人们瞻望江南心生向往的重要物品。
南北朝隔江对峙，但双方的往来不乏外交活动、亲友探亲、商贸往来、移民迁移等多种途径，藉由这些管道，南地人们食甘蔗的多姿多彩给北地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北地人们对甘蔗有了一探究竟的兴趣。
北魏点名要酒及甘蔗，刘宋王朝提供酒二器，甘蔗百挺，双方礼尚往来，外交活动顺势展开。囿于史料，我们不知文中所言甘蔗百挺是否为徐州当地所产。如果是，徐州这样纬度靠北的地方能种植甘蔗，足见徐州当时的气候比现今温暖。如果不是，甘蔗能抵达两国边境，应有活络的商贸网络将甘蔗推向外交舞台，才不会使刘宋王朝在外交场合中捉襟见肘。
甘蔗成为南北朝互通有无的关键商品。在当时北朝的政治济、文化重心洛阳，南朝使者前来，北人也以这种水果款待南方贵宾。《齐书》载
范云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云所，甚见称美。彪为设甘蔗、黄粽，随尽复益。彪谓曰:范散骑小俭之，一尽不可复得。
永明十年(482)，齐人范云出使北魏，魏人李彪为范云特意安排了甘蔗、黄粽。以常理度之，地处黄河流域的洛阳不大可能出产甘蔗，也不会将糯米作为主食，李彪的款待，背后当有强大的商贸网络作为支撑。
三、一体两面
甘蔗节节向上生长，颇似竹，却不像竹子那样坚韧，人若沿枝节稍微用力，很容易将其折断，也因此故，甘蔗颇似竹又不似竹的特性，让人们对其颇为留意。曹操之子、诗人曹植在《矫志诗》中以甘蔗发兴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甘蔗味美，杖之必折，巧言动听，用之必灭。
在比曹植更早的西汉刘向《杖铭》那里，也以甘蔗的不牢靠引出要陈说的重点都蔗虽甘，殆不可杖。怪人悦己，亦不可相。甘蔗味美，但不能作为供人远行的拐杖。小人阿谈奉承，巧言令色，不能成为宰辅之才。
一枚硬币总有两面。甘蔗也不例外。食甘蔗须先咀嚼，后吐渣，先甘后苦，明人洪应明编著《菜根谭》拿它抛砖引玉
趋炎虽暖，暖后更觉寒威;食蔗能甘，甘余便生苦趣。何似养志于清修而炎凉不步，楼心于淡泊而甘苦俱忘，其自得为更多也。
暖冷相生，甘苦相伴，大起大落的人生跌宕起伏，晃动于两极之间，既然这样，何不修身养性，将自己置入炎凉不涉川甘苦俱忘的境地呢?
咏物发兴为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甘蔗在其中稳居一席之地，让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之解读，足见人们对甘蔗的认识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如果没有便利的甘蔗物流网络及食用甘蔗的广泛的群众基础，相信甘蔗的一体两面很难得到如此活灵活现的描述。
四、甘蔗网络
中国的甘蔗种植究竟起于何时，源于何处，现在尚无准确论断。不过，《江表传》中一则史料揭示甘蔗来头不小，曾经作为贡品被交州进贡给东吴王朝。
孙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杨，黄门先恨藏吏，以鼠矢投杨中，启言吏不谨亮呼吏持杨器入，问曰:此器既盖之，有油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恨吏叩头曰:尝从某求官莞席，席有数，不敢与。亮曰:必是此也，问之具服。
东吴的疆域东至于海，南到交广，西抵荆巴，北临江淮，四海之内各地的奇珍异玩借助朝贡网络汇聚一堂。身为一国之主，孙亮所食交州所献甘蔗场，为人动了手脚，孙亮明察秋毫，了然于心。
场，熬制的糖。交州所献甘蔗场，经过熬制，加工而成，很费了一番功夫。孙亮品尝这种糖度高、纯度净的食品，甘之如怡，无须吐渣，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这种洋溢异域风情的食品，藉由朝贡体系进贡到东吴国都，为国君享用，对甘蔗的推广起到重要作用。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东吴全境对甘蔗场的追逐，不难想见。
不止在东吴国都，曹魏王宫也有甘蔗的身影。曹丕《典论》载常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邓展等共饮，宿闻展有手臂，晓五兵，余与论剑良久，谓余言，将军法非也，求与余对，酒酣耳热，方食干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
曹丕与部下谈兵，酒酣耳热之际，食干蔗，便以为杖。以甘蔗为武器比武，为宫中生活增色不少。在黄河流域腹地的魏国国都，曹丕能随手拈来甘蔗，当有行之有效的后勤系统保证这种宫廷水果的供应。
五、结语
现在，甘蔗已是两广、福建和四川广泛栽培的植物;江西、浙江、湖南也有不少种甘蔗的，而且还有着向长江以北移植的尝试。以前，甘蔗的实物，也曾以珍贵果品的形式，出现于黄河流域的富贵人家食桌上;特别是后汉以后，两晋和南北朝，黄河流域的人，对于甘蔗，有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仅黄河流域的人对甘蔗有很大的兴趣，长江流域的人对甘蔗也兴致勃勃，将甘蔗作为珍贵果品。《宋书庚炳之传》载，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进甘蔗，若新发放州。刘雍以进甘蔗表示对庚炳之的感激，足见甘蔗并非便宜价廉的水果。
甘蔗在六朝作为珍贵果品，非一朝一夕，突然而至。应与三个因素有关:
甘蔗最早由交广延伸至长江流域，富有浓郁的异域色彩。人们对这种异域水果充满憧憬与想象，对甘蔗的追逐水涨船高。这种情形，类似于今日人们对南美水果的追捧一样。货离乡贵。当交广将甘蔗制品作为贡品进贡给东吴皇室之后，异域水果变身为珍贵果品。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明了甘蔗的种种吃法。如顾恺之渐入佳境，王公贵族将甘蔗作为解酒之物，交广之人榨汁做石蜜。这些吃法促进了甘蔗的种植，也加深了甘蔗在生活中的渗透。消费与生产齐头并进，让甘蔗的种植面积与日俱增，也使上文提到的刘雍将进甘蔗作为礼品成为可能。
因为顾恺之、张载、梁元帝等人物的提倡，在南北朝隔江对峙的情形下，黄河流域的人对于甘蔗这样的南方水果也心生向往。借助商贸、外交等途径，甘蔗向黄河流域传播。囿于交通运输、双边关系时冷时热等原因，可在长江流域种植的甘蔗到了黄河流域更加物以稀为贵。了一个形象比喻，譬如西施、毛姑，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这是基本之理，然后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这显然是由理通向神的主张，强调理与神的统一。沈括试图沟通作品的神与观者所能悟出的理，从而达到神超理得、造理入神。理是以自然形质(形象、位置、彩色)为基础的艺术之理，神则是理的色彩或表现状态。神与理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二者的沟通须建立在形的基础之上;无形之理与无理之神是没有意义的;而突出传神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作品的形比如绘画中大写意作品、书法中的大草作品但失形而不失理，超于形后而合于理，合于理后而达到神。理既是对形的超越，也是对神的约束;神既是形的灵魂，也是理的升华。形、理、神本质上是统一的。而世之观画者往往不能理解于此，就是不懂神理相融的道理，这正是让沈括感慨的原因。
中国书画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一系列审美范畴基础之上的，诸如道、气、形、神、理、意等等，东晋顾恺之就提出了形神关系的命题，此后关于各种范畴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下来。沈括在继承传神论的基础上，对神与理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形与理的关系实际上是形神关系、形意关系、形理关系等问题的延续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古典书画美学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