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局”与“势”
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缅甸，战略价值当然重大。 如此接近，又如此遥远。
人口位居世界前二的两个亚洲大国，在若开邦的海岸线上进行着安静的竞赛，暗示了缅甸的战略地理价值。中国欲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局，不可不谋缅甸之“势”。而北京在孟加拉湾的投资布局，影响又远不局限于经济。
从2004年起，以“马六甲困局”为主题的讨论在中国官方和民间引发了热烈反响。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鉴于马六甲航路的水深、宽度和安全系数存在诸多隐患，继续倚重这一路线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作为补救，有必要寻求替代路径。作为此次讨论的直接产物，2009年北京与缅甸政府达成协议，开始修建以皎漂为起点的陆上油气管线。该管线将非洲和中东原油输往中国的总航程缩短了1200～1800公里，并以中缅双边协调模式迂回了“马六甲困局”中为数众多的利益关联方，降低了安全成本。缅甸当局每年将获得原油输送量的1/10和天然气输送量的1/5，当然乐见其成。不仅如此，经营皎漂港还为中国在孟加拉湾立足提供了支点：按照理想化的假设，皎漂港将和同属缅甸的科科群岛（Coco Islands）、扩建中的孟加拉国吉大港以及规划中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道，成为中国海军建立远海护卫和活动能力的地理凭靠。
但本地区第一大国印度同样重视缅甸的战略地位。2003年以来，新德里便反复鼓吹“东向”战略，意在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开发实兑港、以加拉丹河水陆联运系统和油气管线带动东部四邦的经济起飞，乃是“东向”战略的核心步骤。它不仅意在营造一个孟加拉湾次级经济圈，而且是抗衡中国“海丝”布局的重要举措。印度坚持认为，中国正在印度洋推行“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战略，以获得一连串的海军基地和补给点。而实兑港不仅能对近在咫尺的皎漂港形成“对冲”，而且将和设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印度唯一一个三军联合司令部形成策应，实时追踪中国舰船在孟加拉湾的活动。
作为一个拥有135个民族的复杂共同体，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在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68%。这部分人口集中在南北向的伊洛瓦底江平原和与泰国接壤的比劳山脉以西，囊括了主要农业产区。少数民族则分布在西部、北部和东部的7个邦，多为山脉所阻隔。自1948年独立之日起，缅族控制的中央政权便力图压制少数民族的独立倾向，并以军事征服作为手段。但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皆有山地作为屏障，政府军往往靡费巨亿仍不能竞其功。
无论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能否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缅甸需要优先应对的依然是民族问题和经济困境，这甚至很难为民主化转型所轻松化解。长期以来，缅甸不仅缺少一套足以容纳所有少数民族――既包括百万人级的掸族和克伦族，也包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罗兴亚人――政治和经济诉求的框架，而且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份协议能对所有的关联方形成足够约束力。况且时至今日，缅甸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国际问题：东部的掸邦和克伦族武装与泰国存在复杂的利益关联，活跃异常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则敦促本国政府重视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把赌注悉数押在全国民主联盟身上。在当地投入了大量资金的中印两国则希望政局保持平稳，并继续奉行对外国资本开放的政策。
在陆上油气管线竣工投产之后，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布局已收获阶段性成果，但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亦值得重视。这一项目由于工程未能改善若开邦糟糕的就业状况以及超过44%的贫困率，颇受争议。尽管中方以建设公路、学校、医院和电力设施等措施软化了这种质疑，并引入印、韩等国资本分担风险，但在操作层面很大程度上仍受当地政府的制约。管线在掸邦施工阶段，由于缅方与当地民众迟迟无法就补偿达成协议，工程费用超支甚多。
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也有必要审视作为对缅投资布局前提的“马六甲困局”的可靠性：中国海上能源通道的安全环境，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答案至少不是完全肯定的。作为战略性国际海上通道（SLOC）之一，马六甲海峡乃至南海航路“存在受阻风险”和“遭到彻底截断”可以说完全是两个概念。发生后一种情况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人为隔绝在国际市场之外，实际上只可能由全球性军事冲突所导致。在那种环境下，常态保障已不敷使用，国家将以一切可能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在仅仅是“存在受阻风险”的情况下，所有驶经这一航道的船只所受的威胁是均等的，利益相关方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应当是集体化的。
对马六甲乃至南海风险的过度强调，以及因此衍生出的“能源强迫症”（Energy Obsession），往往忽视了一项先决条件：从中东和非洲通往中国的能源航线并不始于南海，它们需要首先穿越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腹地，再经孟加拉湾才能抵达马六甲海峡。中缅陆上油气管线提供的保障作用，也须以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航行自由为前提。倘若我们把“存在受阻风险”这一可能性绝对化，等于要把确保印度洋航道畅通的责任也揽到中国身上，这在能力和成本上都没有可行性。与“一带一路”的大格局相对应，中国在操作层面反而更应当奉行“经济适用型”路线，把海外投资看成是理智的商业行为，而不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收效反而可能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