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学:浅谈“百家言”抑或“王官学”

20 世纪 90 年代，蒋庆提出要复兴公羊学，在众多的儒学研究者中独树一帜。当然，如果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就会发现蒋庆的公羊学并非孤起，而是大陆儒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先是杜维明代表港台新儒家提出了儒家发展三期说，认为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与当代新儒学构成了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对此，李泽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儒学四期说，认为应该将汉代儒学视作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李泽厚的说法，就会发现他已经发觉新儒家暗中将儒学传统改造成为心性儒学，并以此与西方现代性相沟通。不难看出，蒋庆公羊学的观点，其实也算是李泽厚观点的延伸。在此之后，陈明也提出文化儒学来解释中国儒学的发展，其用意也在于批判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立场。

一、复兴公羊学

我们不妨将蒋庆的公羊学政治儒学视作对港台新儒家以心性儒学接引西方现代性道路的批判，并提出返回汉代儒学立场的努力。表面上看，蒋庆与港台新儒家的论争依然是儒家传统中汉宋之争的延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大陆与港台对于现代性不同理解的结果，而非是儒家学术传统的延续。

1. 心性儒学批判

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大学邀请杜维明讲学，是港台新儒家进入大陆的第一步，从此之后，港台新儒家的书籍陆续引进，并进一步影响到大陆学术界对于儒家的再评价。在港台新儒家的影响下，大陆学界逐步放弃了侯外庐、张岱年等人建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儒学解释史，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唯心唯物主义之争。

2. 公羊学的系谱

蒋庆在批判心性儒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儒学的理解，也就是要复兴公羊学，在他看来，既然心性儒学无法应对现实的挑战，那么只能回到历史中寻找政治儒学的传统。因此，他找到了公羊学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为了增加他立论的基础，他甚至重塑了公羊学的发展系谱。

3. 政治化儒学

在蒋庆的公羊学系谱中，我们看到了有趣的断裂，也就是说公羊学在秦汉发扬光大后，又迅速从历史中神奇的消失了。如果不解决公羊学为何从历史中消失的问题，就无法实现公羊学的现代复兴。因此，蒋庆将公羊学定义为政治儒学，而将东汉之后的儒学发展，定义为政治化儒学。看起来，两个名词很接近，但是在蒋庆看来两者截然相反，而恰恰是后者断绝了政治儒学的生机。

二、政治儒学

面对港台新儒家的挑战，蒋庆提出公羊学无疑是有力的回应。不过，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政治儒学同港台心性儒学一样是儒学传统的一个分支，那它在现代社会复兴的原因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说，港台新儒家体现的是对中国民族往何处去，传统如何能联结现代化，如何对待西方传来的民主、自由、科学等基本价值等巨大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

1. 新儒家批判

在上文中，其实我们业已提及蒋庆对于港台新儒家中心性儒学立场的批判，兹不复述。着重谈一下蒋庆对于港台新儒家新外王学说的批判。在他看来，新儒家的新外王，其实就是披着儒学外衣的西方民主制度。

2. 现代政治批判

如果说，港台新儒家的外王学是建立在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基础上，那么蒋庆的政治儒学则是建立在对于现代政治制度的批判基础上。

三、诸子学抑或王官学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至秦汉以降，儒学从诸子中一跃成为王官学，成为影响自此之后两千年的学术传统。但是，随着西方对于中国的侵略，中国学者对于自身传统的反思，都将矛头指向了儒家，认为中国发展的停滞，源自于儒家保守的性格。因此，儒家成为了晚清乃至民国学术批判的对象，被视作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在此背景下，新儒家则一方面要与中国政治传统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要积极尝试构建自身的现代性话语，尝试回复儒学在历史中的政治地位。蒋庆的政治儒学同样是新儒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四、结 语

在蒋庆对于新儒家和西方现代政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基本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治传统。蒋庆忽略的这个传统，并非是无意为之，而是蒋庆的政治儒学与其说脱胎于中国历史传统，不如说是脱胎于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也就是说，蒋庆的政治儒学并非来自于中国历史上的公羊学，而是来自于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传统。蒋庆对新儒家的批判，与其说是汉学与宋学之争，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