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人性假设及其对儒家管理学建构的影响
所谓人性假设就是人们所持有的、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一些不证自明的假定。对于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来说，人性假设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基本的问题。人性假设不同，相关管理理论的具体内容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儒家管理学，需要从人性假设入手对其整个学说的建构进行研究。当然，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对儒家的人性假设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些研究也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对儒家人性假设的认识基本局限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讨论上。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道德伦理的维度出发来认识儒家持有的人性假设。实际上，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是复杂的、多维的。性善还是性恶仅仅是其中一个内容而已。简化儒家关于人性的认识必然无法真正理解儒家管理学的整体结构和内在建构脉络。因此，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儒家管理学包括了以人为本、德政、仁、礼、修身、教化等一系列的概念和理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学说体系。那么这些概念和理论为何被提出?它们和儒家对人性的认知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如此，就很难从根本上理解儒家管理学。因此接下来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一、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
1.人的自然性
以往的研究认为儒家对人性的讨论往往局限于性善还是性恶上，很少讨论人的自然性。实际上儒家没有忽视人的自然性。《礼记礼运》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这一论述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但却深刻地阐述了儒家对于人的自然性的看法。孔子主张治理国家要做到足食和足兵。足食和足兵所针对的恰恰是人的自然性。荀子在谈及礼的起源时强调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也进一步说明儒家充分认识到了人的自然性。
2.人的社会性
社会人是西方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人性假设。该假设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除了追求经济利益，还存在友谊、尊重和归属等精神上的需要。社会人假设的提出冲击了当时西方管理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经济人假设，对管理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实际上，社会人假设也存在于儒家管理学中。这表现为儒家也认识到了人的群体性以及对来自他人的关爱、尊敬和信任等的需要。例如，荀子认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能群实际上说明了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儒家强调礼和仁的重要性。所谓礼实际上是用来规范个体行为以保证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以及群体正常运作的日常行为规范。这也说明在儒家看来，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和他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另外，儒家认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礼记曲礼上》)，因此对于他人需要以礼相待，要做到卑己而尊人(《礼记表记》)。这进一步说明在儒家看来，人有着被认可和尊重的精神需求。而仁表示的一种由内而发的对他人的关爱、怜悯之情。仁这一概念被重视也进一步说明儒家重视人所具有的社会性。
3.自然性、社会性与以人为本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有着自己的管理目的。管理目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关管理理论的本质。对于西方管理学来说，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组织利润的最大化。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西方管理学是一种缺乏人文关怀性的管理学说体系。儒家管理学也有着自己的管理目的。但与西方管理学不一样的是，儒家追求的是安民和平天下。《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大学》认为君子的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儒家管理学的目的表现为以人为本，而非仅仅为了管理者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充满了人文关怀性。儒家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管理目的与其对人性的认识密不可分。由于人天生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彼此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因此管理必须将满足人的自然和社会需求作为最终的目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因此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不如此，社会将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也得不到保证。因此管理需要将满足天下人的自然和社会需要为基本出发点。
4.自然性、社会性与儒家德治理论礼仁等概念是儒家德治理论的核心，也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重要特征。为什么重视礼仁，而其他一些学派，例如法家，则不重视呢?本研究认为，这些理论的提出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以人为本决定了以礼仁为核心的德治理论的必要性。
人具有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而无论是自然需求还是社会需求，都要求人组成一个群体才能得以有效满足。因此群体的运转有效与否便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儒家提出了礼的概念。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遵守礼，人的各种需求就会得到有效的满足。反之，人与人之间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冲突，不但人的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自然需要也难以得到满足。所以礼的必要性源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
孔子认为，礼不能仅仅是一些外在的礼仪规范，礼的实施需要一种精神做基础。这种精神就是仁。儒家认为，有了仁，人才能够自我约束，自觉地按照礼的规定行事。离开了仁，礼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是说，仁是礼的基础。由此出发，仁也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儒家看来，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避免的形成一定的权力等级结构。不如此就很难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能力。由于管理者掌握了组织的决策权和领导权，因此其是否仁，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对于群体有效运转来说便显得非常重要。有了这样一种仁，组织的秩序以及有效运转就会得到保证。否则，组织很可能因为管理者的负面行为而变得礼崩乐坏。因此，儒家认为官贤对于组织管理来说是最重要的。政者，莫大于官贤。(《大戴礼记主言》)因此，统治者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有效识别和任用贤人了。基于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识人和用人的方法。例如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等。
由于君子、贤人不是天然存在的。因此儒家对仁礼官贤的重视自然转化为对修身和教化的重视。儒家看来，德性的养成一方面借助向内自求，不断反省以保持并发扬自己生来就有的善端，另一方面要借助师友的帮助，不断修正自己的缺点。由此，修身和教化对于组织的有效管理来说也就变得非常必要了。
综上所述，礼仁官贤修身教化等儒家管理学中重要德治理念的形成与儒家对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决定了上述管理理论的存在必要性。而法家重视的是人的经济人理性人的一面，因此，其重视的不是德治，而是法治。在这一点上法家和西方管理学中的科学管理学派是非常相似的。
5.自然性、社会性与儒家科学管理精神当代西方管理学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其科学理性的精神。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还是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都体现了科学理性在管理中的充分运用。一般观点认为西方管理学的科学理性精神在儒家管理学中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儒家虽然重视道德伦理，但是也不缺少现代西方管理学所强调的科学管理精神。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理性的计划。重视计划是西方管理学理性精神的重要体现。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学是将计划置于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首要位置的。实际上儒家也重视理性的计划。《中庸》认为：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实际上就是要求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事物以及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势进行有效的预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和准备。这与西方管理学中的计划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体现了儒家的科学理性精神。
当然西方对于如何进行预测以及计划等有着比较深入的论述，而儒家则缺乏详细的研究。但是儒家并不缺少重视理性计划的精神。
其次，理性的组织。对于西方管理学来说，组织主要体现为合理的分工、用人以及部门间协作等。实际上这样一种科学管理思想在儒家学说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例如泰勒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管理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分工，做到计划与执行分离。孟子认为社会总体上应该有劳心者劳力者之分，做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在其看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实际上与泰勒制所要求的计划与执行相分离的劳动分工思想是一致的。
荀子也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这实际上强调了组织内部分工协作的必要性。另外荀子也强调用人时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主张根据职位的要求以及个人的能力来授予职务。这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所强调的用人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的组织理论也是富有理性精神的。
第三，理性的控制。控制也是西方管理学所强调的，体现了西方管理学的理性精神。为了达成有效控制，西方管理学特别强调外在制度、赏罚等手段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些在儒家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当然儒家不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荀子认为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为了达成有效地控制儒家强调了礼法并用的控制思想。礼的运用体现为一种自律，而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同上)则体现为一种他律，体现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与理性。根据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儒家还特别强调了奖赏两种手段在控制中的应用。荀子认为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对于赏罚的应用要合理而恰当，否则就会达不到有效控制的目的。这也体现了儒家管理学科学和理性的一面。
以上说明，与西方管理学一样，儒家也具有科学理性的一面。而儒家管理学之所以重视科学管理与其持有的人性假设是密切相关的：人的自然性决定了科学管理的必要性。物质需要的满足需要有效的群体组织和生产。而有效的群体生产和组织离不开科学理性的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手段。不如此，群体的效率便得不到保证。同时人具有自然性的一面，这决定了在组织管理中，奖励惩罚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效利用人的理性和自然性来进行科学的计划、组织和控制就是必要的了。
以上讨论了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决定了儒家学说体系中相关理论的必要性。对于一种完善的管理理论来说，必要性的建立只是一个方面。只有在必要性之外还具有充分的可能性的时候，理论才是真正完善的。儒家管理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原因在于其不仅讨论了相关理论的必要性，还通过对人性的深刻认识讨论了其现实可行性。为了进一步分析儒家管理学的这一特征，接下来我们将从儒家所持有的另外两个人性假设 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以及有限理性两个方面出发对儒家管理学体系的构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二、儒家人性假设之性相近，习相远孔子关于人性最明确、最直接的表述就是性相近，习相远。而这一人性认识对儒家一系列理论可能性的确立也是意义重大。
在儒家看来，人是一种感情的动物，具有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而个体间的互动与人的情绪间关系密切。个体能否在交往中感受到他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种感受能力，作为个体的我在人际交往中将被自己的欲望所支配。这不但会导致个体心灵的麻木不仁，也将使得仁礼等理论失去现实的可实施性。那么，作为个体的我能否有效感受他者的情绪并以此为基础和他者进行互动呢?在儒家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和他者虽然是不同的个体，但都是广义上的人。既然如此，便具有相近的人性。性相近使得我与他者之间应该有着相似的心理结构和情绪反应机制。作为互动一方的我如果没有到麻木不仁的程度，那么我是能够通过移情或者换位思考等方式来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的。以此为基础，儒家提出了絜矩之道。《中庸》认为：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说明，在儒家看来，人性是相似的。
絜矩之道体现了人的移情能力。这种能力足够强的话，就不会对他人的不幸麻木不仁。相反会因为心不安而自觉践行礼与仁的相关规定。正如孔子能够足够地感受他人丧失亲人的痛苦而做到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一样。因此，性相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礼与仁等理论的现实可行性。除了性相近，絜矩之道得以实行的另外一个前提是修身。修身能够发扬光大人所秉承于天的善端，使得心灵不再呆滞，变得活泼而有生气，能够对外部事物有着合理的反应。当喜则喜，当悲则悲，当怒则怒，一切都会恰到好处。没有修身，就很可能会为自己的私欲支配，心灵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因此，只要修身存在着可能性，前面提及的礼仁政中庸絜矩之道等理论就有了最终的可行性。
修身是可能的吗? 孔子认为是可能的。习相远说明了环境以及实践在人格塑造中的作用，也说明人在本质上是可塑的。只要环境合适，勤加修炼和反省，人性中善的一面自然就会发扬光大，人就会成为道德君子。而这也使得了礼仁官贤等管理理念在必要性之外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
因此，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假设对于儒家管理学一系列理论的最终确立意义重大。如果说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决定了这些理论的必要性，那么性相近，习相远就决定了这些理论的现实可行性。
当然，儒家只是认为人生来具有善的种子，而后天并不必然是善的。因此礼仁修身等虽然重要，但是还不能彻底代替法律和刑罚。因为人的可教化不代表其必定会被教化成道德君子。人的天资不一样，受教育的机会也不一样。因此在强调修身教化的同时，儒家并没有否定法律以及刑罚的必要性。在儒家看来，法治虽不是最重要的，但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礼法并举德主刑辅成为儒家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儒家人性假设之有限理性
人的有限理性假设是西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此观点兴起以前，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人具有绝对理性，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最优选择。二战以后，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学派提出了有限理性的人性假设。该理论认为以往那种认为人具有充分信息、能够识别并选择最优方案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人的信息获取、加工、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找寻出所有的备选方案，从而也就不太可能进行所谓的最优选择。因此人在决策时只能选择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方案而已。
实际上这种人性认识也见诸于儒家管理学。荀子看来，因为人有心，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人具有理性认知能力。但是这种认识能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世界是复杂的，而人们关注的往往是某一个局部。由此人往往以偏概全，不能全面认识事物，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认为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由此可见，儒家认为人心是经常受遮蔽的，这也就意味着在其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孔子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孔子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表面上强调谦虚，实际上其背后隐含了对人的有限理性的一种认识。因此在管理上，儒家反对一人独裁，主张决策时做到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那么这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呢?完全可能。因为修身和教化可以使人克服容易具有的自高自大的缺点，建立起一种谦虚、谨慎的精神，从而使得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等具备了现实可行性。而人性可塑又是修身和教化变得可行的人性基础。因此是人性可塑使得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等具备了最终的现实可行性。
有限理性说明人还是具有相当理性的。而这反过来又使得计划、组织和控制等代表的科学管理精神在必要性之外也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可行性。以上我们讨论了儒家人性假设与其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对人性的认知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人的自然性、社会性、性相近、习相远以及有限理性。同时也可以看到，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儒家管理学的具体建构。
从中可以看出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分别决定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目的、德治理论以及科学管理的必要性。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假设一方面使得德治和民主决策具备了可行性，另一方面也奠定了法治的必要性。而有限理性一方面使得民主决策具有了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科学管理具备了可行性。总之，儒家管理学的每一个具体理论背后都有确立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人性认识。由此使得整个儒家管理学不但具有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以上研究也进一步说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是多方面的，不止于性善还是性恶的讨论。
同时相对于西方管理学来说，儒家对人性的认识也是体现出相当的全面性和深刻性。西方管理学目前学派众多，不同的学派背后有着不同的人性假设，由此导致了西方管理学的丛林状态。例如，一般管理学派强调的是科学的计划、组织和控制;企业文化学派强调的则是文化建设;决策学派关注的是决策过程和模型。而儒家管理学既强调教化和修身，也不否定奖赏;强调用人，也不否定用法;强调德治，也没有忽略计划、组织和控制的必要性。由此相对西方管理学来说，儒家管理学虽然是一种诞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管理学说，但还是体现出很大的全面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