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和道教的影响

[摘 要]古代中国地缘位置和政治发展的因素，导致产生了中国本土儒家和道教的发展。

[关键词]宗教;道教;儒家思想

一、地缘位置和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特点鲜明。而历史上的中原地区则处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暖，适宜古代人类的生活与耕作，发源于此的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人们以土地为依托，男耕女织，分工简单，生产产品一般不用于商品交换，整个社会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模式。农耕文明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传承性。农耕文明与天气、植物密切相关，作物种子、播种技术以及季节的变化、工具的制造等方面的知识都需要积累与传承。这种传承性逐步发展成为文明的传承，包括文字的相承，制度习俗的相承等等。而其中一点极其重要的演变就是，注重对祖先世系的传承，这渐渐演化成为祖先崇拜。二是对土地的依赖。农耕与土地紧密联系，对土地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种出作物，生产工具越是落后，对土地的要求就越苛刻。所以农耕民族对土地具有严重的依赖性，这就决定了农耕民族定居的稳定性。三是温和性。在农耕文明前期，人们大多聚居在一块儿肥沃的土地上，共同耕作，共同收获。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不时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因为大家明白，想要生存就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所以农耕文明下的人们大多温和善良，既宽容驯从，又保守固执，这种特性具有强大的吸收包容力，很难被外来元素同化。

辽阔的平原地形与典型的农耕文明对中国政治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与不愿迁徙等特点使人们趋于稳定。而中原地区地形上的平坦与单一在国家一统后非常有利于维护这种局面。综观中国历史，除了个别分裂时期，基本都很好的维持了政治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的稳定使本就重农的人民基本不会迁徙与离开土地，而拥有土地对于人民来说等于拥有了生存和生活的资本，只要国家的赋税徭役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人民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动。整个社会都处在农耕文明富足、温和、包容的氛围之下，人们不需要在宗教中去寻求精神慰藉与感情寄托。

相较于产生三大宗教的地区及其历史变动，中国实现了长时间、大面积的统一，较早的建立了较完善的国家机构，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平安稳定。同时，受农耕文明温和包容特性的影响，中国人不尚武力，对外注重“昭文德以来之”，基本不会主动对周边进行征讨，人民不必遭受战争流离之苦，可以安稳的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安定，粮食富足，人民安居，具有这种种优势的大一统国家通常会采取特定的思想加以倡导发扬，以此规范人民的精神世界，保证政治的稳定。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儒家思想毋庸置疑的担当了“官方”正统思想的角色。

二、儒家学说的影响

儒家学说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经过汉代董仲舒的改造和深化，在汉武帝时确立了独尊地位。此后，虽然在某些朝代出现式微，但儒学始终是官方的钦定思想。儒家学说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提倡“仁”、“爱”、“义”、“礼”，总得看来偏向守旧与服从，孔子希望通过“克己复礼”等方式恢复政治清明和社会有序，所以思想里偏重强调通过克制自己来达到“仁”的境界，最终成为“君子”。对于君主与臣子，则提出“君君、臣臣”的概念，主张“在其位，谋其政”，以此达到君臣关系的和谐，实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随着儒家思想被官方规范化以及科举制度的产生，儒家经典中的思想逐步成为中国知识阶层乃至统治阶层的“圣典”，不断的被神圣化、格式化，教条化，最终变成国家的正统思想。而儒家思想在确立之初就对“鬼神”持有怀疑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由此可见，孔子对鬼神是明显“敬而远之”的态度，主张努力做好现实的事情，不需在意鬼神之事;统治者亦是，只要致力于人民在乎的事情就好，勿要谈论鬼神之说。这种思想对后世宗教在儒教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虽然《论语》里也多次提到过“神”这个概念，比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犁牛之子U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然而这里提到的“神”却并非鬼神之意，而是祖先，山川，大地等的意指，这些祭祀的行为也多是祈祷、祝祷，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传承性及土地依赖性的表现。所以，受儒家文化这些“远神”、“祭祖”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祖先崇拜没有像其他地区一样转化为宗教崇拜。

三、本土道教的发展

中国本土宗教中，道教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最成气候的宗教。中国社会因受特定因素的阻碍，宗教发展一直式微。东汉中期，在民间形成了带有宗教性质的原始道教，分为重要的两支，一是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二是张陵领导的五斗米道。张角领导的太平道成为黄巾起义的主要力量，五斗米道也在巴蜀地区举起义旗，坚持反汉斗争。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太平道日趋衰微，而张陵及其子孙保据汉中多年，后又与最高统治当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成道教正宗。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恰逢五胡乱华、中原战乱，人民的宗教信仰开始抬头，而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也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但是，道教直到东晋建武年间，葛洪著《抱朴子》，道教理论才得到第一次的系统论述，所以，道教在整个最适合宗教发展传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处在自我完善的缓慢发展阶段，而这时的佛教却以其禁止杀生淫乐的戒律，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教义，调和矛盾的宗旨迅速为人民和统治者接受，达到兴盛。道教在其后的发展中虽吸收糅合了神话元素，建立起完整的神仙系统，具备了宗教崇拜的终极对象。但是，由于其以老子为宗师，兼具魏晋玄学之思路，重视肉体的生命本身，逐步演变为治病炼丹、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即使是在以老子为先祖、尊崇道教的李唐时期，仍无法取代儒教学说成为官学。所以，由于种种限制，道教的发展始终式微。

参考文献：

[2]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张荣明.信仰的考古――中国宗教思想史纲要.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