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试论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试论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试论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 儒家肯定的周公“摄政称王”,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判断,而是与儒家政治哲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儒家肯定周公摄政称王,因为这是儒家素王说或王鲁说的理论前提。与周公相关的《周礼》之所以能够在后世政治中产生变革意义,就在于它是周公践天子位后制礼作乐的产物。从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争论中可以看到周公摄政称王是《周礼》一书具有变革意义的理论前提。 一
首先,我们把战国时期记载周公摄政称王的儒家文献列举出来:
《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
《礼记?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荀子?儒效》:“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
《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立,诸侯趋走堂下。”
《韩非子?难二》:“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
这些记载基本都是儒家的说法。韩非子为荀子弟子,他关于周公摄政称王的说法也可以理解为是承袭师说。除此之外,《逸周书》中的《度邑》、《武儆》、《明堂》等篇以及《尸子》等文献当中也有关于周公摄政称王的记载。《逸周书》的着作时代目前还不明确,但大体上出于战国。《尸子》据《汉书?艺文志》为杂家着作,尸子本人曾为商鞅的老师。从这些记载来看,周公曾经摄政,并且即天子位,这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并且还影响到其他学派的学者。其中以《明堂位》和《荀子》的说法最为直接。
西汉经学直接承战国而来,其中荀子的影响尤为重要。在周公摄政称王这个问题上,汉代学者主要也是继承了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
《韩诗外传》卷三:“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第三十一章)
同书卷七:“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下之政。”(第四章)
同书卷八:“五帝既没,三王既衰,能行谦德者,其惟周公乎。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第三十一章)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通鉴外纪》卷三引)
《史记?周本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
《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
以上所列举的《韩诗外传》和《尚书大传》都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作品。西汉今文学家都是主张周公摄政称王的。直到郑玄,虽然他混同了今古文,主古文学的立场,但在很多地方还是采取了今文说。如郑玄注《明堂位》,就说:“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天子,周公也。”注《尚书?大诰》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注:但郑玄注《尚书?康诰》篇的“王若曰”,则说是“周公代成王诰”,把王解释为成王。)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关于儒学的许多看法都是继承了董仲舒、司马迁所说的周公摄政并“当国”、“践阼”、“专王室”,也明显的是肯定周公称王了的。所以,《史记》在这个问题上与今文学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直至近代廖平,把今文学的传统看法表述得更加明确,直接肯定周公称王: 廖平的这段话虽然还有一些问题(注:如顾颉刚先生所指出的,廖平对《金縢》篇“余一人”的解释,对西周王位继承制的看法,都有可商榷之处。参见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文史》第二十三辑,第21-22页。),但他明确指出,武王死后,周公直接继位为王,并无历史上所纠葛的摄政称王之事,却是历代今文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为直接的表述。
此外,在《淮南子》、《论衡》等其他汉代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七年而致政成王。(《淮南子?齐俗训》)
说《尚书》者曰:“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论衡?书虚》)
《淮南子》一书融会了儒、道、法、阴阳等各家的思想,这里有关周公摄政并称王的说法,当是儒家的主张。《论衡》所引的“说《尚书》者曰”,显然也是儒家的看法。
总体来说,从战国至汉代的儒家,都肯定了周公摄政称王之事。如果历史上的周公并未称王,那么战国至汉代的儒家对周公形象的“夸张”有何意义?假使周公真的曾摄政称王,儒家对此事的肯定难道只是肯定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判断在儒家思想当中是否还有其他特殊的意义?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儒家肯定的周公摄政称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的判断,而是因为这是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的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周公摄政称王并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具体来说,儒家肯定周公摄政称王,因为这是儒家素王说或王鲁说的理论前提。
孔子为素王或据鲁而王是西汉今文经学非常重要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们曾经指出,汉代经学的这些看法,其实都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儒家。儒家的王鲁说主张在王朝的循环中,孔子作《春秋》以当新王,或据鲁而王。这样激进的主张如果单独来看,可能显得很突兀,但把它放在战国以来儒学的发展脉络当中,就容易理解了。儒家之所以认为孔子可以称王,是以周公曾经称王为前提的。周公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以及管、蔡、武庚等人即将发动武装叛乱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曾以臣子的身份而即天子位,那么孔子也因有德,可以以布衣而王。在《礼记?明堂位》中,开篇就讲“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后致政于成王。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鲁国世代享有天子礼乐。然后篇中极力铺陈鲁国盛大的天子礼乐。我曾指出,《明堂位》篇给鲁国规定的天子礼乐制度,正是战国以来的儒家学者配合孔子王鲁说而提出来的。(注:参见刘丰:《论战国时期儒家的变礼思想——以国家政权转移的理论为中心》,《世界哲学》2007年第6期。)现在看来,《明堂位》篇内在的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今文学的孔子王鲁说(以及革命、禅让主张)是一种非常激进的理论,与现实的政治格格不入,因此很快就湮没不传了,只是在今文经师的口耳相传中还有一些保留。后代学者也只能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