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秦汉政治转折与儒学的历史实践
儒学从先秦子学之一而成为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在汉代完成的。至今仍然焕发着历史的活力，这一方面取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是历史实践的逻辑选择。
从史学的角度看，儒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历史实践的演进而有不同的时代特色，但是其核心价值观，则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以仁待人、以德治国。孔子、孟子反复阐发和身体力行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等思想主张，都是仁以待人、德以治国的细化。正是因为孔子、孟子的这些主张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生生不息，而这首先为秦汉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春秋以降，王纲解纽，诸侯力政，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步瓦解，传统家国关系及其治国手段难以为继，有识之士，纷纷探讨其究竟所以，发表各自的社会见解、政治主张，孔子、老子首开时代风气，遂有诸子争鸣之繁荣局面，而其共同目的则是为了重整河山，只是具体主张不同罢了。诚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引述的《易》大传所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稼管人言言殊，但是，归其要者，王、霸两途而已。所谓霸道，以法家为代表，王道则以儒家为翘楚。商靴变法，以霸道使秦国富兵强，是霸道兴国的典范。秦昭王时，当时六国的学界领袖荀子亲临咸阳考察，当秦相应侯范滩洋洋得意地问荀子入秦何所见时，对秦国廉洁的吏治、高效的政风、淳朴的民情，荀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秦国之民是古之民也，秦国之吏是古之吏也，秦国士大夫是古之士大夫也，其行政效率则是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认为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远非东方六国可以比拟。但是，这仅仅是霸政使然，不足是明显的:
悬之以王者之功名，则惆惆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指出，秦国为了富国强兵而不拘诸子学说的门派之见，只要有利于富国强兵就统统拿来，从而成为七雄之首，这就是驳而霸。但是，在荀子看来，秦国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手段尽管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也仅仅局限于霸业的成功，而无法达到王业的境界，原因是没有采纳儒家的王道理论，如能采纳儒家学说治国，就不会止步于霸业，而是实现王业。其时之荀子是学综百家而推崇孔子的大学者，名满天下，曾三为程下祭酒，荀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儒家的王道，面对范滩志得意满的提问，荀子从容淡定地指出了秦国政治的不足，体现了荀子追求儒家政治理想的坚定信念。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开千古未有之大局面，天下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个人的私产，赢政也就理所当然地以千古一人自居;原来的王号已经不足以概括其丰功伟绩，遂将王号改为皇帝，自称始皇帝，其后继者则称为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子子孙孙传下去，直至无穷。但是，历史常常喜欢和人开玩笑，本来要进这个房间的，结果却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仅仅过了十五年，公元前206年十月，随着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印符节，降积道旁，各象征着无上权力的皇帝玉玺献给昔日的泅上亭长、现在被人称为沛公的刘邦，这个赫然耸立、令人惊叹、使人震撼的大秦帝国，灰飞烟灭了。其原因固然多样，有一点是无法排除的，就是无儒也无儒而求王业是断然不行的，荀子的预言应验了。
刘邦君臣多出身文吏，熟悉的是秦朝的法律制度，依靠秦地的人力物力支持，战胜项羽，拥有天下，立国之后，自然地继承秦制。但是，刘邦的高明就在于没有像秦始皇父子那样虚妄刚恒，而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知错就改，在楚汉战争中如此，称帝以后亦是如此，其最成功之处就是选择儒家学说，变秦政为汉政。当然，这有一个历史过程。
毋庸讳言，刘邦文化素养有限，内心并不喜欢儒学和儒生，在起兵过程中，见到儒生他满嘴粗话是经常的，甚至解下儒冠而搜溺其中，称帝之初，这种流氓习气也没有大的改观。但是，当刘邦和他的战友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候，刘邦对未来则充满忧虑:因为在这帮战友们的眼里，现在的刘邦皇帝和过去的刘邦亭长没有什么区别:天下是一块打下来的，彼此之间都是兄弟，没什么君臣上下、尊卑有等的秩序观念。君臣聚会时，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喝醉酒的甚至拳脚相向，拔剑击柱，指着刘邦的鼻子直呼其名，一片混乱。刘邦毫无皇帝的尊严可言，心里不高兴，也没有办法。朝廷尚且如此，地方混乱，可以想见!如何治理?怎样实现长治久安?继续像秦始皇、秦二世那样穷兵默武、用暴力统治天下?显然不行!如何改变，则一片茫然。是儒学的仁义德治学说给刘邦指明了方向!
以刘邦及其战友们的文化素养，直接给他说什么施仁政、行德教、放弃武力是尚的传统是行不通的。这要先解决刘邦的眼前问题，让他知道儒学对于治国的功能，改变对儒学的态度。首当其冲的是建立朝廷秩序，让刘邦享受做皇帝的尊严。这个工作是由叔孙通完成的。叔孙通精通儒家的礼学，曾经是秦朝的候补博士，对现实政治有清醒的认识，他看到刘邦对功臣们无礼的不快与无奈，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当然同意，又担心礼仪制度太复杂，自己学不会，要求叔孙通简单一点，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叔孙通到现在的曲阜征集了三十个精通儒家礼仪的学者，加上自己的一百多个学生，删繁就简，制定一套朝仪，实行之后，昔日的草莽英雄，按照尊卑地位，各就各位，个个老老实实，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乱说乱动、酗酒闹事了。刘邦由衷地发出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感叹。
叔孙通在制度建设上使刘邦认识到儒学功能，还属于器的层面，陆贾则在意识形态上也就是道的层面使刘邦认识到儒学的功能，彻底改变了刘邦对待儒学的态度。刘邦对于自己战胜项羽的原因有着清醒地认识，就是得人，有萧何、韩信、张良等优秀人才。对于秦亡汉兴的原因、如何巩固天下则缺少明确地认识。陆贾指出，刘邦坐天下和打天下不同，应该重视文化，提倡诗书礼乐。一开始刘邦不屑一顾，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并不因为刘邦的以权势压人而收回自己的主张，而是针锋相对地反问: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怪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这里的赵氏是秦朝的别称，因为秦朝的先祖和赵国先祖都是传说中的蜚廉。陆贾知道刘邦最担心失去天下，最想知道的就是如何巩固天下。所以用秦朝速亡的实例反驳刘邦。陆贾第一次明确地指出秦朝的灭亡是因为任刑法不变。如果秦始皇统一之后行仁义，法先圣也就是按照儒家主张的那样治国，根本没有刘邦的天下。这一句话击中了刘邦的要害，也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指明了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回事:刑罚、武力适用于打天下，治理天下则要依靠仁义德教，因为只有仁义德教才能安定社会秩序、赢得百姓归心。刘邦出身下层，对秦朝严刑峻法之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自己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秦朝的严刑峻法才逃入深山，最后走上反秦之路的，如果继续像秦朝那样，毫无疑问，百姓会起来推翻自己，所以当着群臣的面对陆贾的顶撞虽然不高兴，但是听了陆贾的逆取而顺守之的理论之后，感到惭愧不已，而让陆贾进一步分析逆取而顺守的不同。陆贾分析说，老百姓是不愿意打仗的，迫使百姓打仗，是违背民心的，但是为了取得天下，也只能违背民心而强迫之。天下打下来以后，要稳定对天下的统治，就要顺应民心，就要行仁政，行德教，自己要垂范天下，使百姓稳定地生产生活，拥护自己的统治。刘邦对逆取而顺守这样的哲理一开始是不明白的，所以要陆贾说得详细一些，陆贾早有准备，针对秦朝弊政以及汉家必须注意的问题在理论上一一道来，文字浅近，以刚刚发生的事情为例，说明深刻的道理。这些话都是刘邦君臣闻所未闻的，听了以后，刘邦君臣茅塞顿开，无不称是，由衷地赞叹，发出了万岁的欢呼。陆贾的这些演讲稿集中在一起，被命名为《新语》一书，传到现在。
现存陆贾《新语》共有十二篇，是否陆贾讲话稿的全部不得而知，但陆贾的理论主张的核心内容无疑都保存下来了。其内容一是总结秦朝举众暴措的种种教训，二是阐发如何顺应民心，施行仁政德治。根本问题就是，对内以儒家的仁义思想教化百姓，以德治民;对外不要像秦始皇那样用兵周边少数民族，不要给本国百姓增加兵役负担，也不要把战争加给少数民族，应该和平相处，爱惜本国民力的同时，也爱惜少数民族的生命财产;少数民族愿意归附新王朝就接受，一样实行教化，否则，顺其自然。这是先秦儒家王者无外政治主张和现实政治相结合的具体化，开启了儒学由民间走向官方的大门。
秦朝统一以后，匈奴控制着北方大草原及现在的河套地区，因其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特点在风俗习惯上和中原差别甚大，秦始皇为了显示自己统一的丰功伟业，不顾长期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用兵匈奴，不仅给百姓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加速了秦朝灭亡，同时也激化了匈奴和内地的矛盾。西汉建立，匈奴就时常侵扰边境，刘邦曾经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正愁如何看待和认识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与刘家王朝的关系问题时，陆贾的奏疏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指导。西汉初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叔孙通、陆贾等人针对现实问题开启了儒学官方化的大门，那么，董仲舒则在理论上系统发展了儒学，使得儒学和现实政治结合得更加系统化，并最终使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正式成为官家的统治思想。但是，历史地看，所谓独尊儒术是指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全面地施行儒家教育，把儒家教育制度化，在官办教育机构里，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中，不宣传提倡儒家之外的思想学说，至于私人传授，百家仍然是自由的，即使是官学所推行的儒家学说，也掺入了许多其他学派的思想。这和儒家学说的开放性是一致的，董仲舒的儒学主张就吸收了众多诸子之学的内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无须多说。这里，只要明白一点，不能把罢默百家混同于禁止百家，更不能把罢默百家归罪于儒家的专制。这些点明即可，不予多说。
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表面文章，表面上提倡王道，内心推崇的则是霸道。当时人就说汉武帝内多欲而外仁义，现代研究则认为汉武帝是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实践上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对内大兴功作，对外用兵匈奴。历史地看，用兵匈奴有其合理性，汉初的和亲不能消除匈奴对汉家边境的侵扰，必须用军事手段才能解除匈奴的军事威肋、。但是，不必讳言，武帝用兵匈奴的目的并非仅止于此，还有着满足个人私欲的成分在内，许多战役的发起和用人与满足私欲是密不可分的，结果是极大地加重了汉朝百姓的负担，也加剧了匈奴平民的苦难，并不利于汉匈矛盾的最终解决。汉武帝晚年，反省自己一生行事得失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拒绝了臣下在轮台兴兵屯田的建议，下诏:当今务在禁苛暴，比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正说明用兵匈奴、西域过程中苛暴擅赋的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了，现在的任务是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种地，让老百姓好好养马，养马多的可以免除摇役(这就是马复令，修马复令是重新施行完善马复令的意思)，从此以后，汉家的任务不是出兵进攻，而是防守，一切征发满足防守需要就行了。这就是著名的轮台诏。汉武帝末年，社会矛盾复杂;一方面因长期用兵和兴作，农民负担沉重，走投无路，起义不断;一方面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剧烈，最后引发了巫蛊之难，导致汉武帝身心俱惫。面对一系列矛盾，汉武帝才不得不反思自己一生行事，而生后悔之意。所以，轮台诏一方面说明汉武帝此前并没有按照儒家学说治理天下，另一方面表明从今以后需要重新思考治国理念。这就为昭帝时代的时政大检讨提供了契机，也为昭帝时代的政治转折打开了大门。
昭帝即位，霍光辅政，为了明确哪些是苛暴擅赋，如何保证农民力本农，如何认识汉武帝时代的内外得失，在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举行盐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余位贤良文学人品出众、才华超群、见解过人的学者，实际上全部是儒生。这些儒生来自民间，对传统儒学研究有素，对民生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和体验，他们来到长安以后，和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就汉武帝时代的财政政策、民族政策的得失展开大讨论。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以孔子、孟子的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为主旨，在批评汉武帝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的同时，批评连年累月地用兵匈奴违背了儒家的王者无外之道，应该化剑为犁，视匈奴与汉家为一体，感化怀柔，使之自动归心，以安宁边境。
贤良认为，匈奴和汉朝，本来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和空间，互不相涉。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旷野为间里，以弯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
文学的话当然有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如说匈奴生活在沙漠上是上天所弃，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等，都是民族文化偏见的体现。但是，文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匈奴这样的民族和汉朝本来是没有军事冲突的，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只是因为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才引发战争，以至于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效法古人，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遐者顺之。是以仁义安定民心，远近一体，同等对待，顺其自然。一句话，和为贵，以和安天下。文学们引用《春秋公羊传》的王者无敌为依据，发挥说:
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膜异国，重译自至。方此之时，天下合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
一个真正的王者，宅心仁厚，德行高尚，为天下景仰，天下之民，无论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无论是远是近，凡是享受到王者仁德恩惠的、知道王者仁德的，都会主动归附，彼此相信，亲密无间，根本用不着什么干戈刀剑。在文学们的眼里，这个王者无敌的理念并非是理论上说说，而是经过历史实践的，汉初的和亲政策就是适例。和亲的结果是两主好和，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事实无患。汉匈之间，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言下之意，汉武帝之所以屡屡用兵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是因为汉武帝不懂王者之道，不懂得王者无敌的道理!
当然，所谓的王者无敌是理想化的治国之道，汉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天下安宁，事实无患的效果，匈奴侵扰汉边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侵扰仅仅依靠王者的感化是难以消除的。但是，和亲所带来的和平是客观的，王者无敌的理念，表明了儒家价值观念的高境界，反映了儒学政治的本质特征。盐铁会议之后，霍光、昭帝以及后继的宣帝，虽然限于种种原因没能完全按照王者无敌的要求治理天下，但是，逐步地改弦易辙，转变治国方针，对内缓解刑罚，轻摇薄赋;对外尽量减少用兵，积极采用和亲政策，安定汉匈关系。可以说，汉武帝末年摇摇欲坠的政局得以稳定，昭宣中兴的到来，和儒家王者无敌思想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西汉末年，王莽以外戚身份，假借儒学之名，蛊惑人心，以新代汉，以改制之名，对内大肆盘剥，对外妄起边衅，西汉后期和平的民族关系被彻底破坏，陷万民于水火之中，天下溃叛，最后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焰之中。在群雄逐鹿过程之中，刘秀以复兴汉室为号召，扫平群雄，建立了东汉王朝。天下是统一了，如何避免历史的覆辙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对此，刘秀是有深刻思考的，其应对之道就是堰武兴文，重视儒学，重用儒士，以德教民，和平发展。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在戎马住惚、南征北战的岁月里，刘秀即以爱好经术的形象称誉于群雄之中，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闻文，补缀漏遗。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数。自是莫不抱负坟册，云会京师。建武五年，还有近半壁江山没有统一，刘秀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边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统一之后，更是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和群臣讨论疑义，并且命令那些开国功臣也要参加，经常是从早讲到晚，乐此不疲。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在古代帝王中，刘秀以重视儒学见誉古今。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刘秀重视儒学，并非做做样子，在口头上说说，而是真正地委任儒生以实权，把儒家思想理念贯穿于治国过程之中。
按照传统观念，打天下坐天下，天经地义，刘秀的先祖刘邦就是这样做的;汉武帝对外用兵对有功之将一一封赏也是这一思维的体现。但是，刘秀没有继承这一传统，而是以柔道治国，这是刘秀的自我总结。
(建武十七年十月，刘秀)幸章陵，修圆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刘劲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这柔道的核心就是退功臣而进文吏，敢弓矢而散马牛。所谓退功臣就是给开国功臣们以高爵厚禄，但是不委任实权，让他们在家颐养天年，没有特别允许，不得参与朝政。所谓进文吏，就是大量使用文化水平高、有济世情怀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儒生为各级官员，负责国家治理事务。刘秀开国元勋有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都封为侯爵，只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个人能够和公卿参议国家大事。这是刘秀对他们三人的特别优待，至于其他的侯爷，没有特许，连参议的资格都没有。就是这三个人，也仅仅是参议而已，也就是讨论的时候发个言，并不作为决策的依据。这三个人也知道刘秀的治国方针是堰武兴文，不希望武将掌权，所以在参议过程中，能不讲话就不讲话，或者是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刘秀对儒学有着深刻的了解，用儒生代替功臣制定国策，行使权力，目的在于以儒学治国。因为儒学的核心是仁政德治，以和安定天下，必须是那些有着良好的儒学素养的人才能理解儒学，自觉地把儒学贯穿于施政过程之中，对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对内轻摇薄赋、与民休息，从而解除长期战乱带给百姓的苦难。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对外立足于守，在边境线上，仅仅派驻少量部队传讯报警而已，在民族关系紧张时，宁愿把边郡居民向内郡迁移，由政府统一安置，也不增加边郡军队，因为增加军队不仅增加内郡百姓的军费负担，而且一旦开战，双方百姓都要流血牺牲。范哗在《后汉书减宫传》对光武帝的民族政策有过精炼的概括，谓: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以中国之大，拒绝接受西域国家内附的请求，卑辞厚礼对待匈奴的使者，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和匈奴之间的矛盾。在刘秀看来，中国安定强大了，和平地对待周边各族，相安无事，西域也好，匈奴也罢，自然地会和中国友善，这些都为其后继者所继承。当然，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矛盾和冲突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无论是处理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其核心主张是和为上和安天下、和平发展从来就是儒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