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社区之变迁与特征

【摘 要】我国边疆社区的形成经历了孕育、发展、成型、遭受严重危机和变迁至今等几个阶段；具有人口分布上的民族性、文化上的宗教性、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迟滞性等特征。边疆社区比较典型的类型包括民族社区、边境社区和屯垦社区等。

【关键词】边疆；社区；特点；类型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古老课题，然而，我国社会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使用这一概念，至今也有约八十年的历史。

一、社区与边疆社区

R.E.帕克认为社区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E.W.伯吉斯则强调“社区的地域环境”；B.菲利普强调特定地域、共同实现的多元目标和群体三个要素；G.邓肯・米切尔认为社区指人们的集体，强调地域、共同活动、共同价值标准和相互从属的心情；台湾学者徐震对社区所下的概念强调地域、共同关系、社会互动和服务体系。芝加哥学派对地域因素的强调，发展了滕尼斯的社区定义；早期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对社区的理解深受帕克社区理论的影响。

国外其他社会学家也从自己的理论旨趣对社区这一概念进行过论述，如考夫曼的社会互动概念、韦伯的城市社区观点、齐美尔的社会心理学观点、麦基弗的社区关系学观点、沃斯的城市生活特性观点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观点等。

大陆的社会学者也对社区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指出：社区是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张小军、胡鸿保先后执笔撰写社区章节时指出，“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蔡禾认为，“社区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处于社会交往中的，具有共同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群体，即人类生活共同体。”丁元竹率先从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研究三个层面来探讨社区界定这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于显洋认为，社区是指一定地理空间内的人群及其社会性活动的总称，这一概念包括三个要素：特定的地理空间、生活在其中的一群人和各种社会性活动（如个体间的认同、相互关系及经济与文化活动）。在这一定义下，社区的外延很广泛，小至一个村庄、大至一个国家都可以称之为社区。

可见，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和研究旨趣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对社区所下的定义是有所差别的，因此，界定社区是下文进行阐述的起点，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于显洋对社区的界定。

据词典的解释，边疆指的是“靠近国界的领土”。该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农业社会，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以地理边疆为基础，地理边疆即人们在一个相对空间内持续互动交往的边界地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在陆权、海权、制空权等理念的主导下，边疆的概念先后包括陆疆、海疆、领空、太空。美国等西方大国为确定战略控制范围，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提出了“利益边疆”概念，它是地理边疆的放大，远大于地理边疆。在知识经济时代，还包括“第五边疆”，即信息边疆。我国“兴边富民行动”中的边疆就是指135 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8 个边境团场，这里所说的边疆，已经是狭义的陆地边疆了，下文所涉的边疆主要指陆地边疆。由此看来，本文所讨论的边疆社区指的是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的人群及其社会性活动的总称，这个“一定地理空间”既可以指微观的边境村庄、县市，也可以指边疆省、自治区。

二、边疆社区的形成和变迁

建国以来，对我国疆域的形成和变迁理论进行过三次大讨论，第一次大讨论是在20 世纪50―60 年代。当时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是白寿彝等人提出的，主张“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范围，由此上溯，研究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先民的活动。”另一种观点是孙祚民提出的，主张用当时各族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白寿彝等人的观点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较长时期作为主流观点存在；坚持这种理论就必须承认被沙俄侵占去的土地在历史上就不是中国的，因而，这种理论有明显缺陷。纵观我国历史，秦、两汉、隋、唐、元、明、清这些朝代基本上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是我国历史的主干，也是我国边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边疆社区的孕育

公元前221 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皇朝国家，其疆域东北到达辽东半岛；北部到达蒙古高原；西部到达今甘肃东部；西南到达四川、云南；南部到达两广，并设桂林、南海、象郡等行政区域。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边疆社区的范围有所变化和发展。西汉初期，南北部的边疆社区有所缩减；汉武帝时开始大规模拓展，极盛时期的汉代与秦朝相比，其边疆社区得到进一步拓展，东北到达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到达西域地区，西南到达中南半岛东北部。秦汉时期是我国版图的初步形成阶段，也是边疆社区的孕育时期。

（二）边疆社区的发展

东汉灭亡以后，我国先后历经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割据时期。589年，隋灭陈朝，重新统一中国，但是，仅存38年，其版图未能达到汉代水平。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唐，极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推进到日本海西岸地区、库页岛和朝鲜半岛西南部，北方推进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部推至咸海，南方拓展到海南岛南部。隋唐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极其重要的时期，边疆社区获得很大拓展。

唐亡后，我国进入五代十国、宋、辽、金和西夏等动荡割据时期。1279年，元灭南宋，国家得到统一。元朝版图空前扩大，东北至日本海，北至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极圈，西北至钦察等汗国，西南至印度、缅甸、越南等国，东南至海。与唐代相比，元朝的疆域获得空前扩展。隋唐至元时期，我国边疆社区处于快速扩展时期。

（三）边疆社区的成型

1368年，明朝建立，强盛时期，东北与朝鲜接壤，北方抵达瓦剌、鞑靼各部，西北与亦力把里相接，西南至缅甸、越南等国，其疆土范围与元后期相似，明后期，国势衰弱，北部、西北和西南的疆域有所缩小。

1636年，清朝建立，先后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统一全国，并且，在边疆进行了有效的管辖。在东北设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将军管辖区；在西北设伊犁等两将军辖区；在漠南蒙古等地区设盟旗治理；在青藏地区设西宁办事大臣和驻藏办事大臣两辖区；在云南和广西等西南地区实行比明朝力度更大的改土归流。至清朝前中期，我国的版图基本确定，边疆社区也随之成型。

（四）边疆社区的危机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我国边疆出现严重危机的一段时期。最严重的危机是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我国大片领土，并导演了外蒙古独立事件。二战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收回部分失地。

由此看来，我国边疆社区的形成经历了孕育、发展、成型、遭受严重危机和变迁至今等几个阶段。总的发展趋势是，在王朝时期，边疆社区的拓展与缩小和王朝的盛衰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绝大部分国界线都已勘定，边疆社区处于和平、稳定发展时期。

三、边疆社区的特征

边疆社区在人口分布上具有民族性、在文化上具有宗教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具有迟滞性等特征。

（一）民族性

就少数民族的分布来说，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边疆社区和北部边疆社区（内蒙古自治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锡伯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和俄罗斯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边疆社区；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怒族、傈僳族、景颇族、独龙族、普米族、德昂族、纳西族、摩梭人、阿昌族、崩龙族、傣族、佤族、布朗族、基诺族、白族、彝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壮族、仫佬族、侗族、毛南族、京族和水族等主要分布在云南和广西等西南边疆社区。

（二）宗教性

我国边疆社区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少数民族大多有宗教信仰，其中约二十个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宗教在边疆社区少数民族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国边疆社区中，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保安等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普遍建有清真寺，教徒们按照宗教教义的要求进行宗教活动。近年来，每年前往麦加朝觐者为数不少。

西藏是以藏族为主的自治区，藏族人口近300万，基本上都信仰藏传佛教或苯教。云南省的傣族、德昂族等五个民族共200多万人，信仰上座部佛教；纳西族信仰东巴教；彝族盛行毕摩信仰，其他民族或多或少受基督教的影响或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广西的壮族在一定程度上信奉道教或崇敬天象、动物和植物方面的图腾。东北边疆社区的满族信仰的宗教有萨满教或佛教等，其中萨满教最具代表性。内蒙的蒙古族信奉佛教、道教或萨满教。

在边疆社区的民族聚居区，宗教活动频繁，宗教成为个人生活的精神支柱。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转化为民族的一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宗教具有较强的组织力和影响力，以伊斯兰教清真寺为例，其民管会具有深入到各个家庭的社区组织力，宗教信仰常常成为民族社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感应器。

（三）边缘性

边疆社区往往远离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空间上处于边缘状况，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较薄弱（传统国家在这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以我国现在的情况为例，除了内蒙古自治区部分辖区毗邻首都之外，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社区都远离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北京。除了东北之外，这些边疆社区大部分属于山地或高原，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欠发达状况。

（四）前沿性

边疆社区除了具有边缘性特征之外，它还具有前沿性特点。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和平时期，国界两边边疆社区的人们，共享资源环境和历史记忆，出于共同的生活需要和文化共性，经常跨越国界互动，边疆社区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地貌复杂的边疆社区，除了口岸之外，还有无数崎岖小道通向国外。这种状况一方面方便了远离口岸的边民因生活需要出入境，另一方面，也给国界两边的政府打击跨国犯罪增加了难度。当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处于战争状况时，边疆社区（尤其是边界）往往成了两国军事较量与政治较量的前沿。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