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的文化寓意
内容摘要：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人类社会的写照。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文化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任何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更多地是给予我们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作为观念形态，文化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
关 键 词：文化；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学者洛夫乔伊(A.O.Lovejoy)曾经说过：“舞台布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确实改变了，演员们也在改变他们的服饰和外表；但他们的内心活动却都是源于人类相同的欲望和热情，并在王国和人的无穷变化中产生其影响。”［1］(P40)我认为这一象征性言论颇有寓意，如果以“人的活动”[1]类比社会结构，而以“舞台布景”、演员们的“服饰和外表”类比人类的文化现象，那么其中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洛夫乔伊提到的“不同时间地点”则是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字眼。那末，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
同时，人类文化创造往往是由有限的群体或个体具体的历史活动表现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线索。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曾经阐述了人类个体与整体的一致性问题。他说：“纯粹的行动本质上就是特定的个体的行动，而这种个体的行动本质上又同样是一个现实或一个事情。反过来说，现实本质上只是个体的行动和行动一般；并且个体的行动同时也仅只是行动一般；因而它同样也是现实。”［3］(P275)皮亚杰则从另一个方面以实证的方式诠释着黑格尔过于晦涩的论断，他在其《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通过对儿童思维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推断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该书中，皮亚杰详细地说明了他是如何观察儿童的思维形成、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并通过仔细研究解释了反映在其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与人类思维发展链条的联系。在这种交往条件普遍地受到限制的环境下，个人、族群和国家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整个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历史似乎总是向我们暗示，文化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当拿破仑在黑格尔眼中成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时，我常常困惑于究竟拿破仑是“玩偶”还是“英雄”。然而，毕竟在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表现为各个民族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尽管如此，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却依然具有许多相同的内容，如发展的进程，内部的、有限的交往形式(战争或分工)，而“0”这一符号则为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及玛耶(Maya)文化各处独立发明。“世界上的原始文化”则以“通过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部落社会”、“缺少书写知识”、“周而复始的农业宗教、图腾崇拜和异族婚姻”等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4］(P39)。即便在一些相对微观的方面，人们在独立地从事科学文化的活动中也常常出现一些巧合：比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创立了微积分；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圣西门、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不约而同地关注着社会历史转变问题[2]。
二、社会结构变迁必然地表现为文化多样化发展
三、文化多样化发展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命运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的时间特质渗透于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的缝隙间游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通过对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文化世界”的批判性分析，逐步揭示出隐藏于象征背后的社会结构。从那里，社会结构不便不再是纯粹的“物”，意义也不再是或者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笔者透过对文化的思考，深感文化就是社会的镜像，因为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状况。文化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一种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或许更多地将会给予我们一些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而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可见，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是与历史时间的流变相关联的。
文化的发展一般来说表现为“传承”和“交流”两种途径。“传承发展”的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交流”则是一种“濡化”的过程［9］(P43，44)。前者指在保持原有体系的前提下以局部或要件、因素等变化的形式使文化系统发生不同的形变；后者指不同文化群体在接触中发生文化扩散时所衍生的文化变迁。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而“交流”则是以“文化变迁”为特征的发展。笔者认为，前者就时间意义而言是一种横向的时间整合，它所造成的效应是将具有同一时间意义文化要素聚合起来；后者则是一种纵向的时间流变，在“交流”中造成了新质，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使历史时间产生绵延。事实上，文化的这种“传承”和“交流”的发展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整合过程。经过这一整合，文化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一般来说，当“传承”和“交流”处于一种理想的自由状态时，那末，文化的发展便由于“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无限丰富的样态。然而，社会结构作为历史时间的流变状态，是由人类实践活动诸因素交互作用内在地规定着的。由于人类总体实践无限展开着的质向过程在有限的具体的局域性的实践活动中分割为历史时间所量度的阶段，因而，文化“传承”和“交流”发展只能在人类有限的具体的局域性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自身的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
如何看待文化多样化发展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命运？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解析文化交流的社会结构变迁意义。因为多样性就意味着交流，交流是多样性存在的前提和方式。显然，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交流。这样，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命运便取决于社会结构。于是，问题便又归结于表现为某种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的文化多样化发展如何同作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社会结构发生关联。由此看来，文化交流一方面是以“共时性”交互作用体现社会结构的质性内容，另一方面文化交流又以不断出现新质的过程性绵延显现出“历时性”这一社会结构流变转化的状态特征。殷海光先生认为，通体社会(Gemeinschaft society)文化交流难根源于这种社会中行为模式固定，结构同质而不容忍异质，对文化价值的基本前提少发生疑问，坚持固定的规律和传统，惯于以社会制裁维持伦理规范，注重地位与声威，动辄诉诸权威和情绪；联组社会(Gesellschaft society)文化交流易于发生的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价值弹性较大，传统规范对行为的约束力较弱，富于文化适应力，社会分子与别的文化分子交往频繁，它是时常在吸收新的文化要件的过程中而改变它自己。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乏真知灼见，因为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文化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相互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