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历史目的论的关系探讨

当前，关于马克思思想和历史目的论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对唯心史观的扬弃，而且马克思也自觉集中地批判了历史目的论，因此，马克思的思想与历史目的论是对立的。这种观点强调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以及在西方思想史上造成的断裂性，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事实上，对于一个用传统的工具来反抗传统的思想家而言，马克思与西方目的论传统的关系并非只是革命性的或断裂性的，而是呈现出既是又不是的复杂关系。

一、历史目的论

一般而言，目的论是指根据目的或终极因来解释世界的理论。基于这种理解，历史目的论指运用目的、目的因来解释作为整体的历史或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在这种观点看来，历史是一个由各个孤立事件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的发展并非无秩序、盲目的，而是趋向于某种目的。至于这种目的本身是上帝、自然理性、人的幸福还是绝对精神，这种目的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种目的是在历史中还是在历史之外，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通过目的的设定，历史变得可理解、可把握，由此历史获得了某种意义或价值。对于历史目的论的内在结构，格鲁内尔敏锐地指出：历史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目的（这个目的本身就是价值）；它的目的构成它存在的理由，因而是对每一个历史状态的事件的辩护；它是必然的，因为它是被注定的，全部历史进程也同样如此；历史的进程具有确定的模式，即历史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必然被看做是向目标的实现更加接近的一个步骤。基督教的救赎观念、启蒙以来的进步话语、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直至后现代情境下的历史终结论，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皆可看做历史目的论的不同表现形态。

历史目的论是形而上学地建构历史的产物。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人就是人的历史。人类无法容忍自己生活在陌生的历史中。历史呈现给人们的只是经验和事实，而且人们关于历史的知识也只能以此历史经验和事实为基础。或许人们可以像兰克那样通过客观地记录历史现象或描述历史细节来把握历史，但仅仅对现象的描述并不足以也不能够理解历史自身和整体，因为潮水般无序的历史经验会将任何一个有志于此的历史学家吞没。也就是说，历史被人们知晓，但并未被人们理解；历史现象被描述，但历史意义并未被揭示。问题的根本在于说明隐藏在琐碎事实背后的历史实在，因为，按照本质主义的观点，历史现象和历史意义只有依赖于历史实在才得以存在。当超越现象界进入自在之物的领域时，人们出于理论兴趣或超理论兴趣在思想中构建起某种超验的原则或普遍的价值并将历史事实与之相关联。只有透过如此关联，历史知识才能够把一个个独立的事件予以内在的组织，把个别事件所具有的丰富意涵依循一定线索加以梳理。即使纯粹的历史编撰学也离不开作者个人的主观或客观的建构原则。如果没有形而上学的建构原则，一个历史事实就只是一个独立的事实，其潜在的丰富意蕴是永远无法被掌握的。无疑，历史目的论便是要通过形而上学的思考揭示历史的意义和本质合理性。诚如卡尔洛维特所说：诚挚地提出历史的终极意义之问题，会使人大吃一惊，这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真空，只有希望和信仰可以充实那里。

历史目的论不仅是那个科学不发达时代人们主观思维的产物，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周边一些人的思想和行动，也可以发现它依然出现在现代这个科学澄明的时代中。这似乎说明了，历史目的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生存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生命的双重特质，即人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有限的人总是试图超越这种有限性而触及无限性，这是不可能的，但人不肯满足于有限性、偶然性或分裂性，于是他试图通过目的这一理论中介来企及无限性。这样做尽管并不产生什么实际效益，但它确实能给人的灵魂以勇气，给人的行动以动力。一般来说，目的论源于人们对宇宙和谐秩序的惊讶和对至高自由的追求。正如康德所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考，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如果进一步考察人类的历史性存在境遇，我们便会更好地理解历史目的论的内在旨趣。人是具有反思特性的自然生物，又是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必然会对时间的流逝、事件的变化有所意识，也必然希望理解和领会我们存在的这个重要方面。简单来说，在最基本的含义上，人类必然而且自然地要从事理解的实践，也即为他们的生命历史创造或发明意义。只要人仍是自我意识的生物，历史意义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便吸引着人类。由此可见，一味地批判历史目的论并将之与前科学时代的神话、迷信相提并论，显然是不恰当的。尽管后现代主义严厉地批判历史目的论这种大写历史的叙事，但它并未完全抛弃目的论。所以伊格尔顿肯定地说，后现代主义者也是历史目的论者。

二、马克思对历史目的论的一般批判

在未创立唯物史观之前，马克思对哲学并非像后来那样反感，对历史目的论这种历史哲学并未给予自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依然运用着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来考察历史。但是，当科学历史观的整体图景日益清晰地显现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时候，历史目的论这一深深染上思辨色彩的历史哲学便成了马克思要清算的哲学信仰之一。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目的论产生的现实根源。如前所述，历史目的论的产生有其存在论根源。也就是说，历史目的论是作为无力的个体在面对由似乎独立的事件、人物、活动构成的繁杂而无秩序的历史时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解释历史的方式。这种理论以一种粗糙的形式言说了历史，从而间接地肯定了人在历史中行动的意义和价值。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似乎并没有深入地关注，只是在关于宗教存在的合理性时偶尔提及。他更为关注的是历史目的论产生的历史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低下，普遍历史不可能进入被局限在某个地域、民族或国家的人的视野中。人们所见以及所思只是与他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超出他们生活环境之外的历史对他们而言是存在着的无。譬如，希罗多德记载的多为自己目睹的行动、事件与社会状况。在一个世界历史尚未成形的时代，科学地揭示世界历史的规律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时代只提出这个时代能提出的任务。毫无疑问，自然经济时代不可能提出这一任务。当时，即便人们可以理解某一空间范围内或某一类别的历史规律，但一旦去思考普遍历史，问题就出来了。虽然人们构筑着普遍历史，每个个体都参与其中，但普遍历史表现为不顾及个人意愿而与人相独立的力量。人们试图去把握历史，但屡屡失败。历史犹如令人敬畏的自然，历史的力量表现为自然力。因为对历史的无知，人们便把历史想象为人格化的主体，似乎历史是由某一高高在上的意志所主宰和控制，人类的活动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彼岸意志所定的目的而已。这种所谓的降神术有效地缓解了人们在历史面前的恐慌和焦虑，但它用（个人的）主观臆想代替了科学考察，用想象代替了现实思考，结果只能是对历史的扭曲。对此，恩格斯说，虽然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是荒唐的，但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当世界历史的洪流没有充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当历史浮流仍然左右着人们视线和思想的时候，指望那些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发现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来解释历史无疑是不现实的。因此，历史目的论的思考方式带有一个特定时代特有的痕迹。而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推动历史的进程。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交通的便利、交换的频繁等，资本打破了自然经济的民族、地域壁垒，把一切资源都纳入世界市场中。历史越来越表现为世界历史、统一的历史。世界历史逐步浮现出来，观察并发现统一的历史运动规律成为可能。此时，马克思凭借其科学的方法和敏锐的历史嗅觉发现了隐藏在历史之流深处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从简单的经验事实出发，在这些琐碎而又看似独立的事实中发掘其内在的因果关系，科学地揭示了历史运动的真相。这一规律可以表述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一再强调唯物史观并非在平静的沉思中获得，而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并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证明。所以马克思说它是经验科学、实证科学，恩格斯把它看做可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媲美的伟大发现。如此，经验驱逐了想象，科学放逐了臆想，历史撕下了历史目的论的神圣光环。历史目的论随着唯物史观的出场而黯然失色。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历史目的论的思维秘密。马克思严格反对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历史。这并非哲学的原罪，而是历史这一特定对象所规定的。如果说历史尚未露出真容，想象历史可以原谅，但当历史逐渐显现在地平线时，想象历史便是无法容忍的。马克思批判地指出：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做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之所以枯燥乏味，是因为历史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性质。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历史观统统都是唯心主义的，即使费尔巴哈在自然观领域可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历史观领域也不免还是唯心主义者。历史目的论当属此列。这种理论撇开现实的历史过程，撇开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在思想中创造出神、上帝、观念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幽灵，并用这些抽象概念来解释历史。当历史符合概念时，历史是真实的；当历史不符合概念时，削足适履的历史成为真实的。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重新塑造，历史中的事件被概念重新组合排列。这样，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和现实性为概念的抽象性所消解。历史在天国中完成了，但却在世俗世界中被遗忘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历史中并无目的，所谓的历史目的只是人们想象的产物，是形而上学地考察历史的结果。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历史目的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导致的后果。历史目的论者声称发现了历史运动的规律，解释了人类活动的意义和价值。但事实上，他们从未接触到真实的历史，而只是接触到自己想象中的历史。他们一直是在和自己的思想打交道，而不是历史。如此一来，解释历史只是解释了主观的想象，历史运动的规律只是抽象概念运动的规律。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理论越出了历史。可以说，历史目的论由于其唯心主义的特质导致的后果便是理论上的无能。它解释了历史，却又遮蔽了历史；它赋予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以意义，却消灭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神学的历史观无关乎人的具体存在及其行动，而只关乎上帝的意志。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暴力之下，历史被简单化为理性运动的规律。费尔巴哈所设想的人类本质失而复得的历史也是与历史的现实经验无关的概念运动过程。如果用目的来解释历史，则无疑是荒谬的。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兄弟时指出：正像在从前的目的论者看来，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的；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的；同样，历史所以存在，也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的。人为了历史能存在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真理的论据能存在而存在。恩格斯以同样的口吻批判过历史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目的论表现了由于经验贫乏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这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本质上是宗教的观点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是有害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目的论不承认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也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依据唯物史观，历史运动的现实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及其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历史运动的主体是群众。正是现实的个人的有激情、有目的、有意志的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目的论则认为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这种历史观只看到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看不到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的活动。如果在一些思想家那里，确实看到了人的活动的话，他也只能看到个别英雄人物参与的政治历史事件，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那个时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辩护士。历史中的革命性要素（人及其人的活动）被革除，历史僵死为一个时代、特定统治阶级的历史。第二，理论的批判代替了现实的革命。这种历史观无法逃离精神所设的藩篱，所以革命只能是理论的批判。如在德国，宗教领域的革命必然是宗教批判，哲学领域的革命也同样是哲学批判。它们只是用道德批判了道德，用抽象代替了抽象，没有涉及现实的历史。既然它不能改变世界，只能解释世界，而且它始终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影响，结果便是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历史目的论可以直接导致政治实践中的保守立场。

三、目的论遗产的马克思式显现

在尚未创立唯物史观之前，仍然深受费尔巴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影响的马克思是通过并不完全的思辨演绎来构建异化史观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有着根本区别。人是类存在物，有着类本质。按照这种本质的内在要求，人性应该是饱满的，人应该过一种自由的、全面的生活。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发生异化，人的生命降格为动物存在。共产主义的使命在于扬弃私有财产，扬弃自我异化。由此，历史表现为人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这种观点并非现实地考察历史的结果，而是基于人性对历史进行形而上学阐释的结论。异化存在的价值前提是人的非异化状态，即人的类存在。异化是应当的，因为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它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扬弃异化也是应当的，因为它合乎人性，扬弃了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历史的进程是通过人并为人成为人而准备的历史。很显然，在马克思还没有找到从异化到异化的扬弃的现实道路时，人的本质这一逻辑上的预设性概念在历史运动中总是先行在场，恰如历史的目的。它使得清楚明确地阐明历史连续性概念和历史发展概念成为可能。它是经验不完全证实的概念，却确立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同时它也构建起异化的历史本体论意义，异化并非无意义，因为它正以片面的形式实现着人的本质。对此，赫勒指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确立任何终极原理或基础（始因）。隐藏的历史目的刚刚出现在人的范畴（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现在人类状况（类本质）的概念中。马克思对这种类本质的主要构成成分作出了现象学的说明。在这里有一种如果那么式的目的论必然性。

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声称对社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科学解释。其主旨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而不是对社会作道德评价或指出历史应该去往何处的道德价值理想。在马克思看来，道德、伦理和价值都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自足性。因此，他严格反对诉诸于任何规范性的道德价值或道德原则来解释社会历史。但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将其理论局限于探求规律，预测历史，他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着价值范畴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他显然相信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正的，因此应予以批判。所以，马克思用异化、奴役、掠夺、抢劫等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语词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判断需要某种价值标准。那么，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绝对价值标准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价值范畴是历史的，内在于赖以产生的社会制度，并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使用。但问题是，马克思并非仅在一种制度内进行价值评价，他要评价所有社会制度。以人的发展对历史做史前史和人类史的划分就是一个典型。一旦要评价所有社会制度，就需要某种绝对的标准。无疑，共产主义潜在地行使着绝对价值标准的功能。共产主义标志着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这一审美式的描述不可能完全是历史经验要告诉人们的东西。因为，自由、全面、发展之类的词语一定是某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经验不仅无法完全证实它，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有力地证伪了它。即使是客观的社会规律也无法完全保证自由和全面的实现，因为通过对过去事实和经验的不完全归纳所得出的不完备规律不能无限地运用到整个历史领域中。两次世界大战、古拉格集中营、核威胁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也证明了理性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人类的进步和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一方面试图在过去中寻找出未来（以及行将到来的富有意义的事物），另一方面通过未来建构起过去以使得过去最终成为完全可叙述的对象。在他的思想中，未来始终是回忆和叙述过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向度。当如此做的时候，过去成为未来的准备，过去因为未来成为有意义的。尽管马克思宣称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认为共产主义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但是对过去的叙述不可能不参考未来，毋宁说是通过未来回溯性地叙述了过去。共产主义投射出的影子可以在历史运动的韵律化上辨认出来。每一次大的事变都意味深远，在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能倾听到共产主义来临的脚步。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事件正如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进步是如此，野蛮事件也是如此。在谈到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马克思冷静地说：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的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应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在这里，马克思从历史的观点阐明了痛苦和欢乐的关系。在他看来，苦难是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苦难（在这里指革命）也是历史实现自身的工具性手段。只有通过苦难才能消灭苦难。苦难不需要感伤，乃是因为未来不再是苦难的反复，而是欢乐。如果抹去未来这一维度，苦难便无法理解。很难想象，当我们无法知晓欢乐时，言说痛苦是否是必要的。如同社会历史规律承担的责任一样，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不可推卸地承担起拯救苦难的道义责任，赋予了苦难以价值，并欲图拯救苦难。如果脱离共产主义，那么人类的苦难就会无尽无休，大谈苦难也就毫无意义。同样，马克思的社会进步叙事也参照了共产主义这一历史目的。西美尔认为：只有通过最终建立在个人主观性基础上的某种价值的归属，变化才能被称为进步。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这一参照系，社会形态也就无所谓高低之分，也就无法言说历史发展正在趋向某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乃是历史的目的，它使得从整体上观察历史成为可能，它构成了历史意义的源泉，赋予历史运动以积极目标。正如卡尔洛维特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上帝之国马克思历史弥赛亚主义的终极目标。

或许人们可以说，马克思强调的社会历史中变化的事实以及事实中表现出的趋势，正是这种趋势指向了共产主义。但问题是，历史中变化的事实如此众多，马克思为什么独独挑选经济事实？为什么在趋势不明显的情况下亦断定趋势必然如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马克思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设定了目的以及其与各要素的同一性。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源自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属于真理领域，对现象的认识应依赖于对本质的认识。显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那个时代要使历史有意义那种本质主义观点的驱策，并为思辨哲学的成见所影响。显然，马克思并不是自觉地运用目的论来解释历史，恰恰相反，他一直对目的论进行了持久的批判。

四、结语

可以说，在马克思自觉地致力于发现历史规律的同时，他也在不自觉地从事着历史意义的形而上学建构工作。马克思与历史目的论之间是一种似断非断的复杂关系。说断裂，是因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历史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性质之间的根本对立。说连续，是因为马克思思想的某些理论环节存在着导向历史目的论解读的可能性，或者说目的论解释历史的合理方面依然存在于马克思的某些理论环节中。说复杂，是因为马克思与历史目的论保持了一种不很明确的关系，深入而言，即马克思的理论自觉和思想实际是有差距的。

说马克思思想中存有历史目的论，并未对其思想的科学性构成威胁。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目的论表征着其思想的价值性，代表着马克思思想对人类命运的价值关切。价值性和科学性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共同激发了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科学性使得马克思的学说从根本上区别于唯心主义的主观想象而具有现实性，价值性使得马克思的学说能最大程度地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科学性赋予价值性以现实基础，价值性赋予科学性以无穷魅力。

参考文献：

[1]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85.

[2]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

[3]Karl Lwith.Meaning in histor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9：4.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