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
摘要：文言小说中，在篇末附加议论的情况在唐传奇中就已经出现，这种篇末议论形式最早来自“史评”，而后为小说家所采用。宋代文言小说中的篇末议论在依循唐人之模式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议论文字冗长且具备独立文体形式;议论中的教训意味加重;议论干预故事主题。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宋人的理学文化和科举用论的制度。篇末议论的垂诫意味加重、议论干预故事主题都可以从追求“存天理、灭人欲”，“改过迁善，克己复礼”以及“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思想中寻求根源。宋人小说中的这种与唐人有着种种不同的篇末议论也与宋代科举的“试论”息息相关。
关键词：文言小说;篇末议论;理学;科举试论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宋代的文言小说多在篇末进行议论，这在传奇小说和一些志怪、轶事小说中尤为明显，且多以“议曰”、“评曰”、“噫”、“呜呼”、“吁”等词引起议论。这种在文言小说篇末附加议论的做法最早来自于“史评”，即取法于史书篇末的论赞形式，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汉书》中的“赞曰”、《三国志》中的“评曰”等。唐人传奇是最先较多地采用史书这种“传记+论赞”结构的，其作者在篇末议论部分对前面所叙述的故事或故事中的人物进行评论，评论中亦夹杂着对人的劝诫。宋承唐风，宋人小说依循了唐人小说（本文指以唐传奇为主的文言小说）的这种篇末议论的惯例，但在依循惯例的同时却有了不小的变化。唐传奇中的篇末议论多紧跟叙事，短小而精辟;而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多自成段落，且议论文字大为增加。唐人议论中的劝诫较少，而宋人的议论与垂诫紧密相关，且唐人的议论多是“就事论事”式的感慨，而宋人则多借题发挥。另外，宋人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对小说的叙事部分有着很大影响，它干预“故事”的主题，喧宾夺主，使得小说叙事部分的地位下降。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与唐人的种种不同，实际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宋代理学文化与宋代科举考试试论的影响。本文将就宋人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与唐人小说篇末议论稍作比较，着重讨论宋代理学文化与科考试论对宋人文言小说中颇具时代特色之篇末议论的影响。
一、宋代文言小说篇末议论对唐人小说篇末议论的依循与变化
史臣曰：夫礼者，定尊卑，理家国。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3＼]33
这种在篇末以“某某曰”引起议论的结构在唐代中前期的传奇小说里还比较少见，然其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文言小说集《三水小牍》和《唐阙史》里却多有所见。《三水小牍》里若干传奇小说的篇末，皇甫枚都加上一段以“三水人曰”而引出的议论文字，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小说叙h》称其“篇末多垂训，又喜以史赞出之，凡此诚乎‘有春秋学’矣。”＼[4＼]《唐阙史》里不少故事的末尾则有“参寥子曰”，相当于《三水小牍》的“三水人曰”，亦垂训诫。穆公因此在《三水小牍》的校点说明里说道：“其（《三水小牍》）与《阙史》、《剧谈录》共开后来宋人小说好发议论之风气。”＼[5＼]宋代文言小说不但承继了唐人小说中“故事+史赞式的议论”结构，还继承了其篇末垂诫的笔法，刘斧的《青琐高议》便是其中典型，此书中多篇小说的篇末都有刘斧的“议曰”或“评曰”，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试图以之垂诫后世。
当然，唐人小说中的篇末议论除了以“某某曰”、“赞曰”等典型的“史评”用词引出外，还有不少是用“噫”、“悲夫”、“呜呼”等感叹词引出的，亦有不用任何标志性的词语引出而直接发表议论的。如《无双传》篇末的议论以一个“噫”字引出，而《杨娼传》篇末则是直接进行议论。宋人亦依循了唐人小说的这种篇末议论形式，《洛阳|绅旧闻记》中的作品几乎全是此例。
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在依循唐人小说的篇末议论形式和寓训诫于议论的笔法的同时，却产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议论颇显冗长，多自成“段落”。唐人小说中的篇末议论多短小精辟，少则十几个字，多则几十个字，鲜有上百字者，并就事论事地对文本中的故事或故事中的人物进行评论，且篇末议论多是紧跟着故事叙述的。如唐人传奇《杨娼传》在叙述完妓女杨娼和岭南主将的故事后，紧接着用了37个字对杨娼的“义”与“廉”的品质进行了评价赞美：“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2＼]185《无双传》的篇末议论较长，有70来个字，以“噫”字发端，但议论与故事关系较密切，并没有自成“段落”。具有独立文体形式的篇末议论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三水小牍》里才较为明显，议论文字的长度也有所增加，如其中的名篇《王知古》的篇末议论： ……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归。
三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谐，而为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无张公之皂袍，则强死于秽兽之穴也。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宴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谠为余言之。岂曰语怪，亦以摭实，故传之焉。＼[2＼]292
此一议论，自成“段落”，有近八十余字。
到了宋代，文言小说篇末附加的议论，文字颇多，近百字的议论较为常见，甚至还有不少连篇累牍者，冗杂繁琐。宋人传奇《梅妃传》在篇末以“赞曰”引出了约250字的长篇大论;被李剑国收入《宋代传奇集》的“周浩二艳”故事末尾接了一段近三百字的议论，像这种在篇末附长段议论的例子屡见不鲜。“唐人小说于篇末发史赞式的议论，极简约，寥寥数语，而此篇之‘赞曰’文字颇长，这也是宋人的习惯。”＼[6＼]可见宋人的好议之风已然渗透到了文言小说的创作了。另外，具有独立文体形式的篇末议论在宋代文言小说中（尤以单篇志怪传奇为主）也比较常见，《青琐高议》中不少作品的篇末附以“议曰”（也有少数“评曰”）这种具有段落标识性的词来展开议论，如《桑维翰》篇末如下：
议曰： 桑公居丞相之贵，不能大其量，以畴昔言语之怨，致人于必死之地，竟召其冤报，不亦宜乎！＼[7＼]165
刘勇强认为“此一议论，以自成‘段落’的形式，更显明地表明了作者态度”＼[8＼]。
绿珠之没，已数百年矣，诗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其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行，怀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负义之类也。季伦死后十日，赵王伦败。左卫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军士赵骏剖秀心食之。伦囚金塘城，赐金屑酒，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也。”饮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阳生曰：此乃假天之报怨。不然，何枭夷之立见乎？＼[3＼]17
小说作者在称赞了绿珠为“义”而死的高尚节操之后，明确表明了自己“欲惩戒辜恩负义之类”的意图。
总之，在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中，议论中必会寓含劝诫，“垂诫后世”“引以为戒”“足为深诫，足为深诫！”“诫之！诫之！”“书以示劝诫”等词句随处可见。如《洛阳|绅旧闻记》卷二之《虔州记异》末云：“……异而书之。垂诫于世。”＼[11＼]8卷三《白万州遇剑客》末云：“……君子志之，抑铸鼎之类也。诫之诫之。”＼[11＼]11皆是反复告诫之辞。且这些议论垂诫之辞多是借题发挥，议论与叙事连接不如唐人小说自然，颇有割裂之嫌。《青琐高议》里就有不少作品的篇末议论显得多余，典型的如《高言》篇，在讲述完豪侠高言杀友潜逃，北入胡地，南奔海外，历经二十年的磨难后回归故国而最终醒悟的故事后，开始了这样一段议论：
议曰：马伏波云：“为谨愿事，如刻鹄不成犹类鹜者也;学豪侠士，如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伏波诲弟子，欲其为谨肃端雅之士，不愿其为豪侠也。尝佩服前言，恃其才，卒以凶酗而杀人害命，窜服鬼方，苦寒无人境，求草水之一饮，捕鼠而食，安敢比于人哉？得生还以为大幸，偶脱伏尸东市，复齿人伦，亦万之一二也，士君子观之以为戒焉。＼[7＼]33
其实，这篇小说的故事部分通过高言对自己杀友逃亡经历的自述和高言最后的悔悟之言已经起到了警示后人、垂诫来世的作用了，但作者却不肯罢休，遂又借题发挥，再三劝诫，此段议论似乎无涉高言本人，仅是借马伏波教诲弟子的话，来劝诫后人不要学豪侠之士逞强杀人而沦落到逃亡一生的结局。
其三，议论干预小说叙事部分的主题。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往往容易出现偏离叙事部分的情况，可以说篇末议论与叙事处理得不是很和谐，议论总是干预故事的主题。篇末议论总是体现了创作者对故事的介入，表现出创作者强烈地要评点自己的故事的愿望，这种现象早在唐传奇中就有体现，比如《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等，但是不如宋代的文言小说明显与普遍。在宋代的文言小说中，篇末议论往往干预故事的主题，使故事原本自然呈现的主题发生改变或产生偏差，更有不少连篇累牍的议论喧宾夺主，有的甚至将一篇小说中本该处于最重要位置的叙事部分降为次要部分，议论却成了小说最重要的部分。
前文提及的宋代传奇中的名篇《杨太真外传》分上、下两篇，前面的叙事部分先交代了杨妃的出生和家庭情况，而后从杨妃入宫开始，对她的宫廷生活进行了颇为生动细致的描写。贵妃两次因忤旨而被放逐、杨氏一门的骄横跋扈、贵妃与安禄山之事、贵妃与女伶谢阿蛮的情义，甚至贵妃的喜好都被叙述出来，还有不少生动细节的描写，比如贵妃为十岁神童施粉黛，贵妃赴死前的一番哭诉：“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3＼]29等等。总之传奇的故事部分塑造了一位美丽多情、多才多艺、而又柔弱的薄命红颜形象，作者乐史在对这个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对帝妃故事的叙述中似乎并没有带有批判色彩，乍一看，小说的主题是感慨红颜命薄、惋惜帝妃的悲剧爱情。然而，在小说的篇末议论部分，作者却宣扬了封建礼教的重要性，竭力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纲常，作者自己也说作此传奇是“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整篇小说的主题一下子变成了宣扬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教。小说文本前面是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文本末尾的议论却是伦理说教，小说的主题不是在故事的叙述中自然生成，而是由篇末议论凸显出来。《梅妃传》、《王幼玉记》等皆属此类。 二、宋代文言小说篇末议论与宋代理学
众所周知，宋代是一个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渗透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宋代文学亦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学界对宋代理学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也颇为重视。虽说小说为“小道”，然宋代文言小说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理学的影响。宋代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之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礼”，“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均对文言小说中的篇末议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宋人对伦理道德真诚而执着的追求影响到文言小说，就容易造成小说作者的伦理道德思想先行，故事的叙述只是为篇末的议论作铺垫，议论干预了主题。正如于丹在《宋代文言小说的文化阐释》中所说：“这些作者习惯站在道德规范立场，对人物的行为作出评价，志在从个体的事例中生发出具有普遍鉴戒意义的主题。这样一来，故事的中心地位常常受到动摇，甚至只是议论的载体，而议论反而成为作者的用心和作品的价值所在”＼[15＼]。如《梅妃传》的篇末议论是典型的喧宾夺主者，议论文字颇长，但却似乎与梅妃无多大关涉，长篇大论的评议指向的却是唐明皇的穷奢极欲和残忍昏庸。叙事部分传达出来的主要信息是一位美丽贤惠而又温柔的妃子被悍妒的贵妃所嫉而失宠于帝王、最后甚至枉死于乱兵之手，故事里几乎并没有包含对唐明皇的批判，只有对贵妃悍妒的充分表现，对梅妃的万分同情。然而，小说的篇末议论却完全是对唐明皇穷奢极欲以误国的严厉批判，又说“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至一日杀三子，如轻断蝼蚁之命”＼[16＼]639，这完全与故事叙述中“上于兄弟间极友爱，日从燕间，必妃侍侧” ＼[16＼]639的唐明皇判若两人。显然，篇末议论中对唐明皇的批判在小说中占据主要地位，用前朝君王的穷奢极欲误国来鉴戒当今才是小说的真正用意，前面叙事部分的梅妃故事则被排挤于小说的主流性话语之外。
宋代科举考试较唐代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那就是重视议论文体，盛行以“论、策”取士，试论几成必考科目。“论”，顾名思义，是一种议论文体，曹丕《典论・论文》中一句“书论宜理”，最早为其列名，将它归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按韵书：‘论者，议也’。梁《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善恶。若司马迁之论项籍商鞅是也;二曰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讹误……。’唐宋取士，用以出题。”＼[19＼]此段出自《文章辨体序》的对“论”的解释，使我们对宋代科举试论的“论”体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无论是贡举还是制举，不管诗赋进士还是经义进士，都需试论。在宋代科举试论这个“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场内场外之人均重视议论之文，场内之议与场外之议相互作用，宋人的好议之风愈显兴盛。可以说，宋代科举试论是宋人好议之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于宋代文言小说篇末“长论”的出现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程式化的试论，对其影响更大。
（一）试论与文言小说篇末议论的形成
（二）试论以“论曰”起论的模式对文言小说篇末议论以“曰”独立成段之影响
试论出题或源自经史，或出自诸子，考察范围比较广泛，但每门考试科目都需有一定的评价标准，对论的写作模式也有一定的规定。在北宋科考中，试论就开始了程式化倾向，但南渡以后“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24＼]。魏天应编选的指导试论写作的专书《论学绳尺》，收录了南宋不少省试优秀试论作品。据此书可知，试论的正文一般都用“论曰”两字开头，最后用“谨论”二字结束。据丁度等撰的《贡举条式》可知，当时试论忘记写“论曰”二字为“犯不考”式，试卷无效＼[25＼]。可见宋代科考试论严格规定其以“论曰”起论的模式，这种严格的模式规定使得宋人在发议论时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了一种以“论曰”之类的词起头的写作习惯。这就好像我们解数学题，答题规范要求我们在解题时要以一个“解”字开头一样，久而久之，习惯形成了，拿到一个数学题不管会不会，就先把“解”字写上。宋代文言小说在篇末发议论时，总是以“议曰”、“论曰”、“评曰”起头并独立成段，虽说最早是来自于史书篇末的史评模式的影响，但将它置于宋代科举考试的具体环境下，我们不能否认试论以“论曰”起论的模式对它的影响。
四、结语
宋人总喜欢在小说篇末加上一段颇长的议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虽然唐人小说亦不缺篇末议论，然唐人的议论多短小精辟，或为逞才，或为求信于人，且多限于对故事或故事中的人物的评议，并稍带劝诫之意。而宋人的篇末议论在继承唐人篇末议论的模式上又发生了不小变化：议论大多冗长，教训意味加重，且有不少议论喧宾夺主。宋人文言小说中普遍采用的篇末议论往往对小说所叙述的故事的主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篇末劝诫性的议论干预了故事主题的表达。这些变化都与宋代的理学文化以及宋代科举试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影响下，宋人对人之“善性”有着执着的追求，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高标准要求使得篇末议论劝诫意味加重;宋人对有过之人“改过迁善”殷切期盼，使得他们在小说创作中不知不觉地让主题先行，当他们发现故事叙述不能符合自己的预设主题时，便以篇末议论来干预。此外，宋代科考中的试论对宋人文言小说篇末议论的形成与模式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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