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型文化视阈下的宋代文体学
摘要：通过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成熟繁荣、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并从语言、雅俗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进一步论证文化和文体的关联，探讨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审视，将其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在宋型文化的会通语境和创新意识下，两宋文备众体，诸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故宋代成为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关键词：文体;文体学;宋代;宋型文化;语言;雅俗;古今
宋代是文备众体的时代，各种应用类、文学类文体大致完备，如百舸争流般各胜擅场、此消彼长。应该指出，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立体开放的系统。任何文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易言之，文体的背后有文化，文体的发展和演变往往映衬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特质。如能以一种文化的视角对宋代文体学进行观照、审视、思辨，当能提升研究的学术品位，对宋代文体学得出一些新鲜活泼的有益见解。
一、宋型文化与文体
唐宋时期是华夏文明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宋代文化，高度成熟、全面繁荣。宋人自身对本朝文化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普遍具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
朱熹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
陆游《吕居仁集序》云：“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3]
刘克庄《平湖集序》云：“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盛。”[4]
不但宋人对本朝文化无比自豪，后代的研究者对宋代文化亦莫不推崇备至。王国维、陈寅恪对此曾有精辟论断，邓广铭更以“空前绝后”来赞誉宋代文化：“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5]说宋代文化空前绝后，不是指宋代文化在所有领域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就宋代文化整体衡量而论，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科技、音乐、书法、绘画等都普遍成熟繁荣。
台湾学者傅乐成有“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论述，影响颇大。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宋代文化的研讨日益深入，并以“宋型文化”来特指宋代在文化方面的开拓创新之功。然则如何界定宋型文化？其特点表征如何？今人已从不同层面、角度来概括宋型文化，诸如内敛含蓄的作风、理性自省的精神、雅俗融合的态度、兼容创新的意识等，以上数端，可大致综括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质。在笔者看来，宋型文化的突出表现，是“集大成”、“综合性”。若用宋人自己的且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当推朱熹《答姜叔权》的一句话：“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6]拈出其中“融会贯通”，就是宋人说宋型文化的最佳注脚。而宋型文化的会通特征对于宋代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宋代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官政治让宋代士人意气风发，他们关注时事，议论皇皇，在政治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学术上形成了崇尚义理、注重思辨的理学。理学是宋型文化的内核，亦是宋代士人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而整个宋代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理学烙印。理学对文体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有直接作用，有间接濡染。理学家倡导的“文以载道”说在宋代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显然载道之“文”也是有讲究的，古文最有资格充当载道的文体工具，诗歌次之，而词、小说等则与载道关系甚少。由此言之，宋代古文盛行，成为无施不可的文体代表，正与理学思潮有一定关联。
理学思想还助长了宋人的思辨议论倾向。张耒《答李推官书》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7]用古文发议论自是天经地义，影响所及，宋代的其他文体也都“议论纷纷”。宋人不但在一贯以写景抒情为主的辞赋、记体中说理议论，甚至在诗、词里也大发议论、用经用史。宋代最擅长议论的无疑是苏轼，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云：“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千百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词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议论之杰也。”[8]因理学的关系，宋代又兴起了语录体散文。这种文体起源于佛教，基本就是一种口语白话，理学家为更好地阐发义理，就用它作了说道理的工具。如说宋代文体有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大趋势，那么语录体正是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文化精英。宋代士人的学问根底、哲学修养和文艺才华都是卓越出众的，他们的学识贯通各个门类，兼擅不同领域。以欧阳修为例，他既是宋代经学的开创者、独具慧眼的史学家，还是古文的一代宗师、宋诗的奠基人、别开生面的词家。苏轼更是“十全才子”，堪称宋型文化特质的最杰出代表。宋代文人的这种艺兼多门的情况在古代历史上特别突出，他们有融通化成文化艺术的雄心壮志，表现在文体方面就是创新意识的强烈和破体相参的蔚然成风。宋祁说：“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9]苏轼说：“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10]宋人的知识结构和创新意识助成了宋代文体的完备发达、各尽其妙。
二、文白竞流
文体是一个立体的系统结构。文体示人的直观层面是以语言为基本材料的，语言的形质和特征自然左右着文体的样式和规范。字词的音形、句子的长短韵律、语法的规则要求等等，构成了文体的浅表结构形式。尤其那些对形式因素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语言就更加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文体样式的必备要件。由此言之，语言是文体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语言的特殊性对于文体样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汉语言为华夏民族的特殊创造，它自成一系，举世无双。王力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而又最富于稳固性的语言之一。”[13]中国文体的发展，即本此独特创造的语言。陈寅恪《论再生缘》说：“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14]充分运用和发挥汉语的特征，在句式、对偶、声韵、词藻等构件上排列组合，古代文体就形成了纷繁的体制形式。譬如宋人作诗讲“诗眼”、宋四六何以不同于前此的骈文等诸多问题，都涉及语言的变化和修辞的特点。其实古人很早就开始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体了，古代的很多文体分类都是以语言韵律为标准的，突出代表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语言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莫过于古代的杂体诗词。杂体诗词本属“文字游戏”，虽然古已有之，但至有宋方发育成熟，渐成气候。宋人不但杂体诗词的作品众多，而且有较成体系的创作理论。例如杂体诗，根据汉字的音、形、义或字数多寡，运用离合（拆、合偏旁或词）、嵌入（如建筑、药名、数名、地名等）、回环（如回文、反复）、重组（如联句、集句）等作为“游戏”手段，构成独具一格的作品形态。可见杂体诗是汉字文化独有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采用。杂体诗词盛行于宋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语言文化和创作文体之间的微妙关联。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文体，必得联系语言的嬗替变迁。在古代，一直存在言文脱节的现象。一般认为，先秦的口语和文言（即书面语）是一致的，而西汉时已表现出文言脱离口语的倾向。[15]汉代以后，这种趋势日渐显著，并对文体的发展衍变造成一定影响。我们不妨从文言和口语的视角，把古代文体笼统划分为文言文体和通俗文体。当然，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清语言变迁对文体的影响，不一定完全合适。文言的单音词多，用语典雅考究，显得言简意赅而富有余味。文言文体主要指采用典雅书面语的传统诗文（当然也有例外，如唐代的白话诗）。唐宋以来兴起的白话则较多使用双音词，虚词比重增加，句式更为灵活多变，并融进了大量新产生的市语俗谚，带有浓重的口语语气。通俗文体一般指以口语为主的通俗文体样式，如变文、话本、语录等。
研究显示，中唐至北宋是汉语史上通俗字词滋生最为繁多的时期。因了语言的变化，文体从中唐就开始逐步呈现出一些趋俗的倾向。即便文言系统的文体，如散文，虽以周秦两汉为标榜，但也在大量创造新词新句，还偶尔采用口语入文。诗歌方面，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刘禹锡的民歌体绝句，都隐含着白话口语逐渐渗入文言系统文体的意思。进入宋代，语言变化对文体的影响至为明显。宋代的各种说唱艺术、话本小说、戏曲、语录等空前扩大了通俗文学的势力范围，初步表现出通俗文体和文言文体分庭抗礼的局面。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云：“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16]连宋朝皇帝都愿意听“话说赵宋某年”的话本小说，通俗文学的巨大吸引力可见一斑。通俗文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言文体的消亡，文言文体的阵地和势力依然很大，于是就出现了文言和通俗文体间的影响与交流。比如宋代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汉唐的高古、典雅，日益贴近日常生活，表现出自然平易的作风。正如郭绍虞在《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里所说：“诗体既渐趋于自由，其随以并起的现象，即是采用语体以入诗。……唐人诗中虽多采用方言俗语以入诗，但不如宋人之词其采用语体之处为尤多;宋人词中固多有纯用语体以成篇者，但也不如元人之曲之尤为普遍。一方面固是诗体愈自由，愈可增加采用语体的数量。一方面亦是愈采用语体，愈可促进诗体的自由。这二者实是交相为因、交相为果的。” [17]文体的益趋浅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言文体的巨大成就和丰厚积累又源源不断地被通俗文体所吸纳化用，成为新兴文体自我更新和不断提高的内在力量。文体正是在语言的文白竞流、此消彼长复杂格局中逐步演进的。
刘师培《论文杂记》有一段话专论古代文学史的言文关系：“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18]109-110刘师培是具有非凡文学感悟能力的渊博学者，他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往往精警而发人深思。刘氏认为，中国文学的演变是逐渐向着“言文合一”的方向运动的，宋代开始文词日趋浅显，并逐渐有了口语入文的情形，元代以来，言文合一的趋向更加明显。这绝非倒退，实是文字进化的必经阶段。从语言和文体的发展角度考虑，到清末民初才真正实现言文一致，文言文体趋于消亡，白话文体独占鳌头;而宋代则是承上启下的时代，揭开了文言和通俗文体转关的序幕。
三、雅俗之辨
从语言的角度审视古代文体的变迁，所谓文言和白话之争在审美指向上其实也是雅俗之辨。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体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从文化的雅俗方面再作一些考索探究。
笔者把古今文体嬗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言文合一的古文时代（先秦）。上古时代的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当时记载传播工具的不便（如竹帛），治事一般口耳传授，故而“辞尚体要”（《尚书》）、“辞无支叶”（《礼记》），诗文等文体都古雅简赅，此时还无所谓骈散的分途。二是有意为美文的时代（汉魏六朝至中唐）。汉赋尚未成为骈体，但已揭开了骈体形成的序幕。魏晋开始，文学自觉，行文讲究骈偶对仗渐成气候。随着骈体文的定型，骈散的分道扬镳也由此时开启，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日益拉大。齐梁年间，近体格律诗草创成体，延至盛唐，遂成一代之大观。骈偶文体为此期主流。三是有意为古文的时代（中唐至南宋）。过度讲究形式偶俪给文体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唐韩愈开始，又复倡简约洗练的古文。韩、柳虽具倡导之功，但古文的再度发扬光大却主要靠了北宋的欧、曾、王、苏等的推波助澜，宋代实为骈散消长的一大关键。散体文的复兴对其他文体产生了深刻影响，通俗文体也在此期勃兴，这些因素暗暗逗露出言文合一的新变趋势。宋代的语录、话本小说等正是文体实现言文合一的过渡形态。四是由古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时代（元至清末民初）。元明清三代，文体的由简而繁、由文趋质已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小说、戏曲等通俗文体大放异彩，口语和书面语的差距日趋缩小。五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时代（民国至今）。清末以来，倡语体入文，口语和书面语渐趋合而为一。更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推进，开启了白话文的新时代，文言文时代宣告结束。白话文比散体古文更自由、更解放、更大众化，代表了文体演变的自然趋势。
如果嫌五个阶段繁复，想要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承上启下的界限则一定只能断在宋代。因为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有意味的是，宋代文体学的历史地位正与整个宋代在古代史坐标上的“近代指向”意义相仿佛。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要紧的关节点，又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中国近世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从宋代露出端倪的。就文体而言，亦是如此。比如，宋代的语录体很值得重视，它是文言向白话转关中的一个微妙标志，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的特殊风味”。[34]直到民国以后，宋人的文体革新经验还为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提供了理论借鉴。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笔者注：1915年9月）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35]胡适对民国初年所持塑造新诗的理论作了交底，宋诗的革新在胡适看来无疑是极大的成功，要建立白话新诗的新文体，舍此亦无他途。只此一点，即可说明宋代文体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启迪意义了。
要之，从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可知成熟繁荣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纵观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不妨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宋代文备众体，各种文体都获得极充分的发展空间，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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