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愁与超越
摘 要： 本文着重探究我国古典文学中登临之作的情感内涵，对钱锺书等人关于登临之作的某些论断进行了分析，认为：登高望远并非皆为“永恒‘伤愁’之象”，亦可表达“豪迈”或“闲适”等情感内容。文章分析了这些情感内容产生的原因，特别是从中国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如出处观念、忧患意识、宇宙意识、人生意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 登临 伤愁 超越
一、引言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灿烂星空中，有一颗独放异彩的璀璨恒星――登临之作。它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光照百代、流传千古，使“登高望远”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永恒的母题。
最早对“登高望远”文学类型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当数学界泰斗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统观历代登临之作，以为“囊括古来众作，团词以弊，不外乎登高望远，每足使有愁者添愁而无愁者生愁。”著名钱学研究专家臧克和先生亦认同此观点，将登高望远视为“永恒‘伤愁’之象”。两位大师均对此进行了旁征博引、深挖力掘，立论深刻，令人叹服。笔者才疏学浅，勉附风雅，也想谈谈对此问题的理解，并试陈一己浅见：登高望远不独为“悲音”，亦可为“壮词”或“闲适之词”。
二、“登临”行为解析
登高望远，又可称为登临。“登临”的“临”字当作何解？笔者以为有两层涵义：既有“身临其境”的“到达”义，又有“居高临下”的“看”义。如此，则“登临”实为“登高望远”之同义词。
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登临”行为，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身临。即“登高”之举。
（二）眼临。即“望远”之举。
（三）心临。即“联想”之举。换言之，登临者必然实“身到、眼到、心也到”――有所见，亦有所思。与上述三种行为相对应的有三个因素：
（一）“身临”行为的主体――人（其无疑是带着某种特定的情绪或者心境的）；
（二）“眼临”行为的对象――景（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三）“心临”行为的对象――事（本人之事或他人之事）。一般而言，举凡登临之作，其抒写的内容大抵不外乎此三者（当然，“心临”的内容可能会被作者隐含而不直说，即“寓情于景”）。笔者以为可以从人、景、事三者之关系入手，探析“登临”所包含的情感辩证法。
在这三者之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无疑是人、景和事只有进入了人的主体意识和审美体验，才能获得其艺术生命，否则毫无意义。但景和事也并非完全被动的，它们往往会反作用于人，强烈地冲击人的情感体验，引发登临者内心巨大的波澜，使人心无所适、神无所安――愁即因此滋生！即如唐人李峤所言“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者也。不过，如果人能够抵制住景和事所带来的情感冲击，甚至能反过来征服和驾驭它们，那么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了――非但不愁，反而豪迈；即便不能抵制这股冲击力，假使能够调适心态设法逃避其压力，那么也可能不会生愁而只是一种从容闲适的心态。
三、“登临”情感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才认为登临不独为悲音，亦可为壮词或闲适之词。钱锺书和臧克和论断登临之作皆为“永恒‘伤愁’之象”，似有偏颇。其疏忽在于：忽略了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重荷，并非所有的人都“支撑不住”而心生伤愁。那些刚毅的强者，能够激发抗争的力量驾驭伤愁，从而“登清台以荡志”；那些聪明的智者，亦能设法逃避之，从而“伏高轩以游情”――两者都实现了对伤愁的超越。
由此可见，“登高望远”这一文学母题至少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情感内容：其一，伤感多愁（包括“有愁者添愁”和“无愁者生愁”）。其二，激越豪迈。其三，恬退从容。
登临之际，有愁者何以添愁？还是从上述人、景、事三者之关系考察：先看人，即“有愁者”，其或为思乡游子，或为思夫怨妇，或为迁谪官宦，或为失意贤士，不一而足，但共同点都是“有愁而来”，其“登高墉以永望”是为了“冀消日以忘忧”。然而极目四望所见者何？无非日暮乡关、长河落日、长烟一空、渔舟唱晚、飞鸟相与还、远山障目、故国丘墟、废池乔木之类，凡此景观，本身就很容易勾起人们的伤感，而一旦进入“有愁者”的眼里，那更是“望之感人深矣”，于是不免“精迥魂乱，神志否，忧愤总集，莫能自止”了。更兼以独上高处，暂远尘嚣，宜于静思遐想，而导致“思必深而深必怨”，因此，愁上加愁就成了自然之事。
登临之际，无愁者又何以生愁呢？个中道理，无非“眼临”之景勾起“心临”之事，即所谓“触景生情”，导致“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相对于前者，无愁者在登临之际平添愁绪，往往还带有更为深层的缘由――其一，登临高处，俯思仰望，很容易因为“天高地迥”而“觉宇宙之无穷”，登临者会意识到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反差，人其实是何等的渺小！并且，随着视界的开阔，人的欲望也随之扩张，但“其身也有待，其欲也无限”，精神与肉体间的巨大矛盾会使人痛苦；若无法超越之，则势必“忧从中来”。其二，“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白头翁》），“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王勃《滕王阁序》），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性、无限性与人生的短暂性、有限性之间亦构成一对巨大矛盾，它往往容易唤起人的宇宙意识、生命意识，唤起人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仗境起心，于是惘惘不甘，忽忽若失”，如此，“无愁亦愁”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
以上探析的是“有愁者添愁”和“无愁者生愁”的心理动因，要而言之，这是人不堪景和事所造成的威压所致。而正如前文已述：倘使人能够以“反抗”或“逃避”的方式超越这种心灵之压，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曹氏父子为例：魏武帝曹操为“一世之雄”、杰出的政治家，其胸怀气度非常人可比。试观其登临佳作《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其广矣！然而曹操是否就因此自惭形秽，自认为是“沧海一粟”了呢？否！大海虽无垠，但还是被这位雄才大略的文武全才“装”在心里，真可谓“气吞宇宙”，何曾言“愁”？而随父同征，亦曾“东临沧海”的曹植，却因缺乏这种吞吐宇宙、超越人生的气度，是故无此等壮词传世。当然，曹植也并非只有燕雀之志的庸人，他“伊郁而能慷慨”，所以他的“登临”之作中也不乏抒发志向、高扬理想的健捷激枭之音。这类作品以《杂诗・飞观百余尺》为代表，其中俯视人生之姿态“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而心存“争雄于宇内，角胜于平原”的壮志最为典型。 事实上，总有一些人（主要是杰出的政治家、旷达的文人）、总有一些时候（主要是其人得志的时候），人能够超越心灵之压，登高而赋壮词，留下“登高台以荡志”（曹植《感婚赋》）、“登高使人意遐，临深使人志清”（萧统《文选》，李善注引《顾子》）、“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满江红》）、“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杜牧《九日齐山登高》）、“笑拍洪崖咏新作”（张养浩《登泰山》）、“壮游思夙昔，乘醉下三巴”（陆游《冒雨登拟岘台观江涨》）、“始临泛而写烦，俄登险以寄傲”（高适《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得雷字序》）、“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且勿却湖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康有为《登万里长城》）、“独上高台俯万峰，飘然双袖舞天风”（龚用卿《登啸台》）、“但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戚继光《登盘山绝顶》）、“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百尺楼头放眼狂”（杨庆琛《雨后登岳阳楼》）、“登临遐日兴悠悠”“逸气飘然总胜游”（薛《登中条山东头》）、“祖逖与留侯，二公今不在，眉尖上，莫带星愁。笑拍危阑歌短阙”（王奕《登淮安倚天楼》）等等千古佳句，是为明证。至于那些采取“逃避”政策以求平静者，亦不乏其人。考诸辞章，亦有“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谢灵运《登江中孤屿》）、“长歌尽落日，乘月归田庐”（李白《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黄庭坚《登快阁》）、“天池勺水题诗罢，乘月还同玉女游”（郜锦《登嵩山》）、“永与烟雾并”（鲍照《登庐山》）、“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颜延之《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越中山海高且深，兴来无处不登临”（宋之问《桂州三月三日》）、“生涯何事多羁束，赖此登临畅心目”（卢纶《冬日登城楼有怀因赠程腾》）、“至于挟清瑟，登高山，白云在天，清江涵月，可以散孤愤，可以游太清”（陈子昂《赠别冀待御崔司议序》）一类诗文为证，兹不详论。总之，“登高望远”不独为“悲音”。
四、“登临”心理剖析
以上笔者简析了“登高望远”所蕴涵的情感内容。要而言之即“伤愁”与“超越伤愁”两个大类。那么，这两种情感何以能如此容易地在登临之际被唤起呢？有必要探析其中的文化心理原因。笔者将它归纳为一点：士大夫的文化心理。登临者未必尽是士大夫，欣赏登临之作的也未必全是士大夫，为什么单提“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呢？理由有二：其一，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是古代中国人最为典型的“国民性”，国人的观念判断、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深受其影响。其二，登临之作的创作者绝大部分应是士大夫。正如宋人韩元吉《虞美人・怀金华九日寄叶丞相》词所云“登临自古骚人事”是也。
中国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之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对士大夫影响最深的部分，莫过于儒家思想，其次为道家思想。先看士大夫的“出处”观念。儒家提倡“入世”、“救世”；道家则主张“出世”、“遁世”。但儒、道二者并非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恰恰相反，这两种思想往往能经过“整合”而形成对立的统一。儒家提倡“君子之道，或出或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二元价值取向，实际上促成了士大夫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道家的“遁世”思想影响和消极情绪，但其主流还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因而在绝大多数士大夫那里，道家思想一般只是他们的一个“临时避难所”―― 一种在失意时暂时缓解痛苦的麻醉剂和安慰剂。儒、道思想的碰撞交织，一方面造成寄情山水、登高遣怀成为士大夫的经常之举；另一方面造成抒写愁苦、排遣郁闷成为“登临”之作的主要情感内容。
再看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广忧患意识的民族。《诗经》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易经》所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反映的都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忧患心态。由忧患意识引出的是一种深邃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受《周易》“天人合一”原始思维与儒家“用世”价值取向的影响，使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形成了这样一种特色：使我们民族更执着于现实，成为一种“入世的超越”精神――此颇合于儒家“入世”人生观，也成为士大夫身上必备的一种心理素质。因此，见诸历代登临之作，当登高望远之际，登临者内心的忧患意识很容易被勾起，出现诸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因高欲有赋，远望惨生悲”（欧阳詹《早秋登慈恩寺塔》）一类的“伤愁”之绪。但这些“伤愁”往往是“哀而不伤”的，不至于使登临者万念俱灰、颓废遁世。他们写下这些苦闷，实际上是为了宣泄，以使自己超越这些“伤愁”，继续直面人生，入世为用。
至于士大夫的宇宙人生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忧患色彩很浓的意识。如前已述：时间与空间合成一种无穷无尽的宇宙观。处此宇宙中，个人显得相当渺小，一生显得极为短暂。时空的永恒、无限与人生的短暂、有限形成一对永远存在、不可移易的矛盾。登临者对时光流逝、人生短暂有了深刻感受而引发诸多慨叹。王勃登上滕王阁后感叹说：“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可以说这是对大多数登临者心理感受最精辟的一个概括。当然，这个矛盾的存在不但能使人嗟叹“人生不满百”、岁月易蹉跎，它也能使人意识到“时不我待”，从而自觉地惜时为用，在有限地人生中追求相对的永恒与不朽。登临之作中既有“念天地之悠悠”的伤愁，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自警，原因也在于这种入世的超越精神。
五、结语
从以上简单的疏证过程，我们不难看出：登临之作之所以能源远流长、传唱千古，其原因就在于：登高望远是最容易触动人内心深处复杂情感的行为；登临之作是最能表现这些复杂感情的文学载体。这些复杂感情包括：伤春、悲秋、惜时、嗟生、叹世、怀古、忧国、思乡、闺怨、宇宙意识、失意心态等等，基本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有心理。因此，登临之作就能在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共鸣――登临之作的艺术魅力即在于此；“登高望远”成为文学中一个博大、永恒母题的原因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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