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性自我找寻与超越

长期以来，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整体性沉没于历史地表之下，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但自“五四”以来，随着“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的传入，女性叙事开始了对男权传统的反抗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塑造了一批向往个性解放、追求爱情自由的叛离女性形象，像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就是一个追求个性独立的叛离女性典型。此后，“五四”浪潮中的莎菲、革命战争年代的林道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李双双等，都是文学叙事中追求女性解放的典型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闸门的再次开启，唤起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从而带来了全民族精神的新生，也极大地推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处在社会变革背景下的乡村女性，感受着时代精神的脉动，冲破家庭和社会的藩篱，开始了找寻自我的伟大实践。新时期以来，张弦、路遥、李佩甫、贾平凹、周大新、铁凝、方方、毕飞宇、孙惠芬等一批作家，塑造了一群多姿多彩、个性鲜明的乡村女性形象，寄予了作家对乡村女性解放的深沉思考和热切期盼。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女性意识进行解读，探寻急剧变革时代乡村女性自我找寻、反抗男权和追求独立的艰难历程。

一、找寻自我：乡村女性自我觉醒

女权运动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①长期以来，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从而产生对男性顺从心理。为此，妇女要想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处境，恢复同男性一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格，必然要唤起女性自身的主体性意识。马克思曾说过自我认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女性如果自身缺乏主体性意识，那她就不能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女性解放也将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②新时期以来，伴随着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女性的自我价值，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认定与追求。如谌容的《人到中年》、舒婷的《致橡树》、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辛欣的《同一地平线上》、张抗抗的《北极光》等，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突破了男权文化的藩篱，凸显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出对女性独立人格意识的向往。

当众多女性叙事作品关注城市女性的时候，一些乡土作家则将眼光聚焦乡土上的女性，在诉说乡村女性苦难命运的同时，展现了乡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像新时期之初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就通过菱花一家两代母女三人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展现了新时期乡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个被爱情遗忘的靠山庄，买卖婚姻一直是“一条这里的人们习以为常并公认为正当的道理”。当年反对封建包办、追求婚姻自由的菱花，二十年后也和父母一样，逼着女儿走自己曾勇敢否定的道路，从而导致大女儿存妮与小豹子恋情以悲剧结局。不仅如此，菱花还试图为偿还存妮欠下的彩礼，准备将小女儿荒妹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最后，荒妹毅然冲破乡村传统的重重枷锁，拒绝了母亲包办的婚姻，勇敢地走上了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的道路。小说通过荒妹对爱情由疑惧、惶恐到大胆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农村妇女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荒妹看到了未来“光明的憧憬”，那么路遥《人生》中的刘巧珍则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迈出了更为坚实的脚步。美丽善良的农家姑娘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在爱情上有着其他农村姑娘不一样的追求。她既没有选择家境殷实、精明能干的马栓，也没有接受一批批干部、城里工人等求婚者，而是执着地爱着家境贫穷的知识青年高加林。巧珍主动向加林表白自己的爱，而且对爱情的选择是坚定的、执着的，她不嫌高家的贫穷，不顾父母的反对，也不管村人的流言蜚语。在高加林最失落的时候，她用爱情温暖加林的心田，重新激起他对生活的热情。当高加林离开农村去县城工作后，她心甘情愿替加林照顾年迈的双亲，在她心里就是“决心要选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这是巧珍大胆的爱情宣言，也是她对传统世俗的宣战。相比刘巧珍，贾平凹《鸡窝洼人家》里的烟峰则是一个“敢于趟河的女人”，已经开始了更为勇敢的人生追求。在鸡窝洼这个蔽塞落后的小村庄，绝大部分人像回回一样，认为人这一生有足够的粮食就够了。但烟峰觉得人不仅仅图个有粮食吃，不能满足于每天拐石磨磨粮食，同时也不认为自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最后，烟峰不愿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便与回回彻底决裂进而跟禾禾走到了一起，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韩志君《命运四重奏》（后改编为电视剧“农村三部曲”）中的农村姑娘枣花，对爱情充满憧憬和向往，但为了报恩母亲把她嫁给好吃懒做、赌博成性的铜锁。在充满暴力的婚姻家庭中，枣花一味地忍受与退让，但最终鼓起勇气突破封建枷锁，与初恋情人小庚重新结合在一起。后来，又因不满小庚对她的种种限制，毅然与之决裂。从荒妹抗拒包办婚姻，到巧珍大胆追求爱情，再到烟峰、枣花重新选择生活，我们看到新时期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们在对新生活的追求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在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的传统封建文化沉淀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改变。像枣花这样的农村妇女，虽然勇敢地冲破封建藩篱，追求自己的爱情，但由于经济上没有独立，最终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

进入19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也给广大农村带来巨大的冲击。处于变革时期的乡村女性，被挟裹在市场经济洪流中，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其中一类是离开自己的故土，进入城市艰难打拼的女性；一类是留守农村，继续在田野艰辛耕作的女性。在这两类乡村女性中，并非所有的乡村女性都是苦难的被动承受者，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她们之中也不乏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像李佩甫《城的灯》里的刘汉香作为一个传统乡村妇女，对爱情的追求比巧珍更加执着和坚定，并且在实现自身价值上比巧珍走得更远。刘汉香被冯家昌抛弃后，她没有走刘巧珍那条老路，而是走上另外一条抗争之路――潜心种植花卉，将农村变成花镇，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带领全村人实现了进城的梦想。进入新世纪前后，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系列小说从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叙事中跳脱出来，开始关注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和成长历程，表现出农村女性主义的潜流。像《歇马山庄》里的翁月月就是一个视爱情为生命的乡村女性。月月嫁给国军就想认真过相夫教子的生活，做一个贤惠孝顺的好媳妇。即便是丈夫国军因新婚之夜的惊吓，失去做男人的雄风，月月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国军。后来，当与国军的夫妻生活遭遇不幸，月月做一个好妻子的愿望落空时，那个放荡不羁的买子走进了她的生活，并以他的果断勇敢赢得了月月的心。然而，当月月在林家挨打、与国军离婚时，买子却正准备娶月月的小姑子小青。最后，月月在苦苦的寻找中觉醒过来，流掉了买子的孩子，实现了自我的脱胎换骨，重新做回自己。这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凭自己的能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真正独立。她坚定地对母亲承诺：“我一定凭自己的能力，使我们母女独立。”这预示着月月真正成为一位走过懵懂迷茫、实现自我独立的现代女性。小说中另一个女性小青可谓是一个十足“现代”女性，在爱情、婚姻和生活上比月月更有主见。对她来说，乡村社会婚姻、贞洁等一切规约，都不可能形成对她的束缚和羁绊。在上卫校时，她就为自己设计好了未来，为留在城市不惜奉上自己的贞操。在选择对象上，主动设置了自己的婚姻，看中和追求与众不同的买子。婚后，小青发现乡村枯燥的生活、繁重的劳作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并冷静地分析认为买子并没有从心底重视她，便毅然流掉腹中的孩子，离开歇马山庄去城市寻找她的梦。由此可见，小青己经完全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并且学会了在这个男权社会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设计自己的未来，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小说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乡村青年女性的成长历程，反映出新世纪乡村女性主体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她们在爱情、婚姻和事业追求上更加大胆和独立。 二、反抗男权：乡村女性自我拯救

父权制（patriarchy），更准确地说应是“男权制”，狭义上是指男性家、族长权力；广义地说，父权制是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妇女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③。长期以来，在传统父权制社会观念中，男性享受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女性则由于经济上的依赖性处于从属地位，在男权社会里接受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传统观念的“洗脑”，自觉地维护着造成自己苦难的道德准则。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作家直承“五四”起酝酿积郁近百年的“新女性”文化精神，兴起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高潮，塑造了一大批乡村新女性形象，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像新时期之初楚良《玛丽娜一世》中的玛丽娜、鲁彦周《彩虹坪》中的耿秋英、李叔德《陪你一只金凤凰》中的董舜敏、《渭河五女》中的司马爱云、张一弓《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中的春妞、路遥《人生》中的刘巧珍、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刘汉香、张雅文《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的山杏、方方《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等。

在这些众多的女性形象中，刘汉香就是一个敢于向传统父权提出挑战的典型。刘汉香是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她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一生交给自己心爱的人。在冯家昌当兵期间，她在还没取得合法名份的情况下，不惜与父母决裂毅然搬进冯家，主动帮助冯家昌照顾父母和兄弟，承担起了“大嫂”的责任，用自己的全力撑起几欲倾倒的冯家。可以说，刘汉香这种叛离和反抗，是乡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是对乡村宗法父权制的质疑与挑战。当遭到冯家昌背叛抛弃后，汉香没有像世俗村民那样采取报复行为，而是选择一条自我拯救和拯救他人的抗争之路。她的这种反抗是对整个农村所谓“传统”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实现了从物质到精神的革命。如果说刘汉香所反抗的是传统父权的话，那么陈源斌《万家诉讼》里的何碧秋反抗的则是整个社会，以争取做人的基本权利。小说女主人公何碧秋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村妇，因丈夫被打便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单枪匹马跑到乡里、县里、市里打官司，最终找回了个人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场官司打败的不仅仅是村长，而是打倒了很多男人――在这个“女强人”面前，李公安员、严局长、吴律师显得苍白无力，官司一直打到中级法院以她胜诉为止，她终于讨得了个“说法”。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出，作为农村新一代女性，何碧秋的觉醒、挣扎以及对传统男权世界的反抗，颠覆了以往的农村妇女形象，重构了一个敢于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同样，铁凝的《闰七月》也表达了乡土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对苦难命运的反抗。山村少女七月孤苦无依，为了生存听凭命运摆布，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铁匠孟锅。在孟锅那里，七月不是一位妻子而是地地道道的“奴”，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她不仅要为孟锅洗衣做饭，还充当他宣泄欲望的工具。最终，七月被知识青年喜山的爱情唤醒，主动地爬上他的马车，勇敢地走出了饮马略，走出了男权的藩篱，使女性自我的生存价值和自由意志得以实现。还有张炜《丑行或浪漫》中的乡村女性刘蜜蜡，没有遵循“嫁鸡随鸡”的伦理约束，而是大胆反抗强暴，勇于追求自由，不顾千难万险逃出小油矬的囚笼，坚定地寻找自己的心上人。相对于张炜以往的文本，刘蜜蜡形象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异类。小说突破了传统文化对女性或妓女或母亲的两种定型，赋予了女性本身复杂而丰富的欲望和内涵。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双向流动的加快，在城市现代文明的熏染下，乡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像方方《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就发出了女性的叩问“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对传统男权社会进行了坚决的反抗。英芝所生活的老庙村父权制根深蒂固，女人没有任何的地位，经常以换亲的形式给嫁到别人家。面对乡村女性的痛苦，英芝曾给予最为直白的控诉：“男女平等说了这么多年，凭什么到头来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女的倒霉，而且连女人自己都认为应该这样，……做女儿的人为什么就这么命苦呢？”基于这种认识，为了逃离公婆的“魔爪”和地狱般的家庭，英芝便立下依靠自己力量独立盖一座房子的梦想，于是便加入“三伙班”卖唱赚钱，后来甚至不惜跳脱衣舞。在她看来，身体是自己的，而且不要本钱。让贵清玩，还一分钱也没有。更何况，让别人吃吃豆腐，自己也没什么不舒服。然而，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老庙村，英芝的所作所为受到了来自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三重压力，她在维护自我权利的路上，常常陷入反抗的无效与盲目的境遇之中。在贵清好逸恶劳、吃喝嫖赌与英芝跳脱衣舞、赚钱盖房上，他俩所遭受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贵清参与流氓活动被抓后，公婆不但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将责任推到英芝身上，责怪媳妇没有伺候好丈夫；英芝跳脱衣舞筹款修房，却遭到公婆的谩骂和丈夫的毒打，还受到全村人的指指点点，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责骂她。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④由此可见，传统社会对男女实行的是双重标准，要求女人做到的却并不一定要求男人做到。我们从英芝所处的环境可以看出，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但乡村女性的生存现状却依然不尽如人意。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禁锢和压制之下，英芝想通过自己赚钱建一栋楼房来逃脱公婆管制的愿望未能得到实现。最后，英芝因突围失败而被迫走上一条杀夫之路，以作为其对男权制反抗的祭奠。小说以一种“阁楼上的疯女人”式的反抗，表达出乡村女性对男权思想的决绝和挑战，谱写出一曲乡村女性反抗命运的时代悲歌。英芝的悲剧及其产生的环境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它表明当今中国农村女性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预示着乡村女性真正解放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三、追求独立：乡村女性自我超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为改变贫困的物质生活现状，脱离传统乡村社会桎梏，大批乡村女性像娜拉一样出走，不仅走出了家门，更走向了社会，走进了城市，这些出走的乡村娜拉的命运是怎样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妇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题，妇女如果经济上没有取得独立，那么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益的。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寻，在其创作中塑造了一大批勇于挣脱乡村传统禁锢、追求自我独立的乡村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对“娜拉出走以后”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作出了回应。像楚良的《玛丽娜一世》就通过玛丽娜这位新时期自立自强的“弄潮儿”形象，展现了乡村女性通过经济上独立真正实现男女的平等和女性人格的独立。小说主人公玛丽娜两次高考失败后回到农村，因不满哥哥的自私和“家长”作风，上演了一曲惊世骇俗的“闹分家”的戏，并豪迈地喊出“我有资格管我自己”，最后通过法院调判与哥哥分家，独自带着父亲自立门户。这在当时传统意识笼罩下的农村，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叛离之举，因为打破了千百年的女性只能从属依附的传统。当她从哥哥门下独立出来后，玛丽娜承包下月亮滩，在父亲的协助下红红火火地兴办起养殖场。后来，还别出心裁地颁布了月亮滩“第一步婚姻法”，其间有关“禁止叛卖大男子主义”、妻子的“产权不受任何人侵犯”等条款，体现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 进入新世纪前后，像玛丽娜这样的乡村女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女人的村庄》中的张西风、《乡村爱情》中的王小蒙等，就是乡村新型女性的代表。像从北京打工回来的楚暖暖，是作者着力打造的一个代表着乡村未来的新型女性形象。暖暖接受过有限的教育，从京城打工回乡后成为城市文明的使者。这首先表现在对世俗婚姻的抗拒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之中。她不顾詹石瞪的逼迫、父母反对和村人非议，毅然向家境贫寒的旷开田表白自己的爱情，“我的婚事我一定要自己拿主意，别人休想替我做主。”可见，暖暖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后，自我意识已经在她心里深深扎根。不仅如此，暖暖还凭借自己的聪敏和勤奋，审时度势在楚王庄兴办起家庭旅馆，并带动了整个村镇旅游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暖暖不仅敢于追求婚姻自由，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然而，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的影响，楚暖暖完全能够胜任村长一职，但在竞选村长时却力推丈夫旷开田，这意味着她未能完全从家庭走向社会。对此，张继在《女人的村庄》中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并在一定层面上给予了回答。小说中的留守妇女在妇女主任张西凤的带领下，办起了生态猪养殖项目，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最后把外出打工的男人们也吸引了回来，她们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赢得了男人的尊重。作为张岭村的女性代表张西凤，不仅走出了家庭，还走向了社会，将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开创了自己的事业。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仅局限于个体，还促进了全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另外，张继在《乡村爱情》里也塑造了一批大胆、活泼、独立、自强的乡村新女性群体，其中王小蒙就是一个优秀的乡村新型女性代表。王小蒙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女孩，虽然没有像永强一样上过大学，但却对爱情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追求。她反对父亲乱点“鸳鸯谱”，不接受父亲对她爱情的干涉；面对刘一水和王木生的追求，没有为金钱和财富倾倒，而是敢于冲破传统门第观念，主动向谢永强示爱并私定终身，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办起豆腐加工厂拥有自己的“豆腐事业”。在这场乡村爱情纷争中，小蒙清醒地懂得女人必须拥有自己的事业，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拥有人格上的尊严。就像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中说过的那样：“女人与男人出在同一地平线上，女人应该走自己的路。”⑤王小蒙就是在这种独立自强思想的指引下，依靠自己的事业并凭借独立的人格获得属于自己的爱情，最终使自我的存在价值和自由意志得以实现。还有乡村妇女谢大脚，不接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面对不幸的婚姻没有选择退让和忍受，而是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另外，像谢小梅、香秀、刘英等乡村女性，为了自己的幸福，大胆表白，主动追求，并且始终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同样，《圣水湖畔》中的马莲、《插树岭》中的杨叶青等，虽然面临着情感问题上的困境，但已经跳出了“以爱为生”的牢笼，并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赢得认可、支持与尊重。现代爱情观认为：爱情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生命的价值、情感的自由以及个体的尊严更为重要。这些作品中的农村新一代女性彻底否定了女性依附男性的观念，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着事业的支点和爱情的位置。在这一点上，正反映出当代乡村女性情爱意识、生存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相对于乡村留守女性，那些走进城市的农家女也不乏自立自强、敢于奋斗的成功者。这些乡村女性进城后摆脱土地和传统父权制的束缚，展现出更为旺盛而柔韧的生命力。像《外来妹》中的赵小云就是新时期作家塑造的一位典型人物形象。20世纪80年代中叶，穷山沟赵家坳的农家姑娘赵小云与其他五位姐妹，被商品经济大潮挟裹到珠江三角洲，小云凭借自己的聪颖和才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施展才能，最终成长为一名乡镇企业负责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像赵小云一样的乡村姐妹纷纷涌入城市，她们中的大多数在城市的天空下，凭着自己的坚强与韧性努力打拼，最终实现作为女性的自我价值。像倪学礼《追赶与呼喊》中的农家女王小麦，凭借一股憨傻劲忍辱负重，大智若愚，忍受了家庭的辱骂和捉弄，承受了丈夫两次感情游移，最终实现婚姻和事业上的成功。盛可以《尊严》中的农妇吴大年，面对生不如死的处境，愤然离家来到城市。无论在餐馆、茶馆还是工厂，她凭自己出色的才干和表现，赢得了雇主的青睐与器重。叶梅《五月飞蛾》里的乡村少女刘二妹，离开农村老家进城后，遭遇各种艰难困顿的境遇，但她凭自己的聪明机智和理想信念，牢牢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并逐渐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另外，《天高地厚》中的鲍真尽管在城市经历各种屈辱，但打工经历让她增长了见识和才干，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这些进城乡村女性在市场化的城市空间真正开始了自身解放和超越，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辛酸和血泪，但乡村女性向现代转型的艰难旅程毕竟已经开始了。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出社会转型期乡村女性的生存现状，同时对乡村女性争取自我解放和独立进行了全新诠释，凸显了改革开放语境下乡村女性意识的觉醒，传达出作家对社会转型期乡村女性的深情关注，以及对乡村女性现代转型和未来命运的深切思考。

注释：

①④[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全译本Ⅱ），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第596页。

②李桂梅：《女性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③里奇：《生来是女人》，转引自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⑤张辛欣：《同一地平线》，《收获》1981年第5期。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5A07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YBB09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