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吗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中国经济增长；区域递归
一、文献述评
在理论研究层面，国内外学者几乎较为一致地认为劳动力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早期Lewis所提出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蕴含着劳动力要素部门间的转移，促进了现代部门的资本集聚和规模扩张，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后来，Fei&Ranis、Jorgenson、Harris&Todaro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修补与完善，上述所有理论模型均隐含着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Per Lundborg&Paul S.Segerstrom基于两国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自由的国际劳动力迁移提升了世界经济增长。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关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David Ellerman更为直接地对于国际劳动力流动对输出国究竟是一条增长路径还是一个被锁定为“低层级”的发展陷阱提出了质疑。
上述研究为本文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宏观整体经济增长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测算，而对于劳动力流动对欠发达地区的产出效应缺乏足够地关注，这也就决定了目前从地区视角来探讨劳动力流动的差异化影响，进而进一步从区域递归的视角验证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度可靠性方面的研究较为鲜见。笔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效应，既离不开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的作用，还取决于对欠发达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内在影响。
二、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四个命题
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学界普遍认同劳动力流动对东部沿海地区、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然而，这种正向效应究竟是否如学界所认为的如此显著？笔者认为，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要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整体的真实效应，除聚焦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的贡献外，还应从劳动力流出地即欠发达地区的视角进行探究。结合劳动力流出对不同地区的增长效应，对之进行综合递归，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效应的逻辑公式为：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宏观整体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入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出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
其中，如从智力外流给欠发达地区所造成的产出漏出来考察，上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显然也会给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效应带来不确定性。由此，根据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可能的差异化效应，并由区域向宏观进行递归，可以引申出以下四个可能的命题（见表1）。
命题一：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强正效应”。劳动力流动不仅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而且对欠发达地区也起正面促进作用，这种双向正面作用机制最终助推中国宏观经济整体正向增长，笔者将之界定为“强正效应”。
命题二：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弱正效应”。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然而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对发达地区的正面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最终还是促进中国宏观经济整体正向增长；由于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部分被对欠发达地区的负面影响抵消，所以从总的宏观经济态势来看，其正向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最终体现为一种“弱正效应”。
命题三：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零和效应”。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起正面促进作用，但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却产生负面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相互抵消，对宏观经济整体增长并不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笔者将之界定为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零和效应”。 命题四：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向效应”。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然而这种正面作用被劳动力流动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所冲抵，即对欠发达地区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对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如此一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整体效应被欠发达地区的负向增长所拉低，最终体现为一种负向效应，因此可称之为“负向效应”或者“拉低效应”。
三、劳动力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推导
首先，从微观层面来看，欠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相对于留守人员而言，总体呈现年轻化、高技能、高素质特征，即形成了所谓的智力外流，与之相伴随的是众多其他资源和要素也在流失，如教育收益、物质资本等，这无疑对本身教育投入与物质资本短缺的欠发达地区是一种雪上加霜，形成“成本在内，而收益在外”的倒置格局，与此同时，这种高技能劳动力的外流反过来又对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反复经发达地区“滴漏式”的优质劳动力外流给欠发达地区本地企业形成了剩余劳动力为低素质、低技能的“先验概率预期”，进而形成低要素与低工资的定势，可以界定为“低工资刚性”，这为地区工资与收入差距的拉大诠释了其形成的微观机制。
其次，从中观层面来看，劳动力外流形成了劳动力要素与人力资本在区域分布与产业布局上的双重不平衡，使得地区不平衡更进一步加剧。这里假定无劳动力流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各自的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分别占50%，各自内部的劳动力结构呈现均衡或相对均衡分布。然而，劳动力动态流动后，最终形成的静态均衡将偏向于：高低技能的劳动力结构在发达地区呈现“82”比，而欠发达地区呈现“28”结构，且有可能趋向于进一步的恶化。一般而言，发达地区存在较高的人力资本储备预期，选择相对高端的产业；而欠发达地区有相反预期，偏向相对低端的产业，最终形成地区间劳动力“优质与劣等”、产业“高端与低端”的定势。这种地区间劳动力高低异质结构的固化，带来产业选择与结构的地区固化，进而导致地区差距由均衡转向非均衡。
最后，从宏观层面来考察，上述微观层面与中观层面的内在机制分析最终所形成的宏观效应不言而喻：劳动力外流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促使欠发达地区落人增长陷阱，进而引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整体递归效应的不确定性。
如上所述，劳动力外流导致了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对发达地区“双重外溢”格局的形成。这里假定外来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实现了充分就业，也可以视为无法就业的部分选择了回流。此外，假定外流劳动力并未携带大量物质资本，这也与我国的特征化事实基本吻合。这里引入劳动力流动，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拓展，遵循由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递推到对全国经济增长整体影响的分析思路。假定无劳动力流动条件下，最初欠发达与发达地区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根据式
（13），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宏观整体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流动对欠发达与发达地区二者经济增长效应的综合，即取决于劳动力与人力资本流动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负向效应与发达地区所产生的正向效应二者孰强孰弱，从而在理论上印证了上述四种命题存在的可能性。
四、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经验研究
在开展递归验证前，需要说明的是，从需求视角来看，不同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权衡指标，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之分，然而笔者认为，从要素投入视角来看，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可以发现，不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存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推动或驱动之分。然而，目前学界对上述指标并未加以区分，而且在概念界定、指标度量上均存在一定的混淆与误区。由此，本文认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区分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推动率”两个指标，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先进行深入比较并对相关指标进行校正，以实现指标间内涵的统一性及其可比性，这也构成了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之一。
其次，就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来看，这里选取彭连清的研究作为代表性的递归依据。其结论表明2000-2005年期间劳动力流入对东部非农产值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8.24%（用βd表示，d表示发达地区）。虽然测算的是对其非农产值的贡献，但是劳动力流入后主要集中在非农部门，故基本代表了对东部经济增长的贡献。
再次，选择作者曾进行的劳动力流动对欠发达地区产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与测算结论，其研究方法与指标设计与彭连清的研究具有一致性与可比性。实证表明，2000-2005年期间劳动力外流对欠发达地区的产出效应为-2.77%（用βu表示，u表示欠发达地区）。通过上述研究的动态过程比较发现，βd、βu均为“贡献率”，即为对东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而并非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推动率。 由劳动力流动对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各自产出的不同效应，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效应进行递归的思路步骤为：
第一，根据上述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与推动率两个指标的界定，分别将劳动力流动对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βd、βu转化为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推动率指标，分别表示为λd、λu，其计算方法为：
（18）式中，λT为由区域向宏观进行递推，最终得到劳动力流动对全国经济增长率的推动率递归值；Y为全国相应期间的年均产出。
依据上述测算思路，由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两个区域向宏观递归得到的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推动率λT为0.56%，这里进一步放松上述假定，假设劳动力流动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也为8.24%，而且其他条件不变，则按相同方法进行测算，其递归结果为0.84%。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GDP、GRP、非农产值均折算为1990年不变价。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内涵
本文对劳动力流动对东部沿海地区、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由区域向宏观的整体递归，结论表明，尽管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毋庸置疑，但是劳动力外流对欠发达地区产出的漏出效应，导致现有研究所持的“强正效应”并不成立，而只存在“弱正效应”。这种弱正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近年来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地区差距扩大，而且其强度也会随地区差距的拉大变得更弱。从长远来看，劳动力流动变得日趋复杂，是依旧向沿海地区流动，还是回流到内陆地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是否会转向中西部地区的小县城、小城镇？当下正在进行的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愈演愈烈，最终是否会对劳动力流向产生根本性影响？如若这种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仍保持逆向特征，势必会制约产业地区间的顺利转移，进而阻碍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也就是劳动力转移刚性带来发达地区产业粘性的形成，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又回到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动因的初始点：进一步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并滞留发达地区，固化这种刚性。
因此，无论是从区域的中观视角，还是宏观视角，需要宏观调控“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对劳动力流动进行调节，改变传统意义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典型的“二元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尝试的路径有：
首先，有条件的东部沿海地区需要率先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优质外流劳动力在本地区与城镇的真正内生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与地区差距。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劳动力流动方面的政策推进过程中应重在推进“市民化”身份与福利的双重实现，实现劳动力由“外生式流动”向被城镇化吸收的“内生式迁移”、由名义上的“被城镇化”向其多重福利的“真正城镇化”转变，进而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加大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对产业转移的支持力度，助推发达地区的产业由目前的周边转移与辐射向欠发达地区进一步转移，不仅实现自身“腾笼换鸟”式的产业高级化，而且实现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推进，带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区域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与协调优化，发挥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带动、辐射与示范效应，进而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最后，欠发达地区应转变以往一味输出劳动力的务工经济发展思路，在增强欠发达地区自身对人力资本回引力与凝聚力的同时，引导劳动力的理性流动，使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更富弹性，推动高素质、高技能外流劳动力“回流潮”的形成，提升产业承接的能力进而推进产业转移，实现自身内涵式的超常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