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护国运动的作用与贡献
摘要：在护国运动中，贵州人思想新锐，敢为人先，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反复辟的斗争中，铲除了封建帝制的残根，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关键词：贵州护国运动作用贡献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宣布恢复帝制，准备于一九一六年元旦废除民国纪元改为洪宪元年，正式称帝。为了粉碎袁世凯的复辟美梦，蔡锷、李烈钧等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护国。与此同时，贵州与云南并肩战斗，同仇敌忾，兵伐川湘，痛击北洋军，为护国之役取得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与云南比肩而立的历史丰碑。
一、密谋策划，应对复辟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复辟帝制的野心愈加明显：他于一九一三年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并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发动内战，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之后又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实行独裁专制。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对此，梁启超深以为忧。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打破沉寂，撰写了讨伐帝制的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该文一经发表，正如严复所言：“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立即引起全国人民对“共和”、“帝制”国体的高度关注。
对梁启超而言，舆论宣传无疑能激发全国人民反复辟斗争，形成对袁世凯复辟的巨大压力，而自己手中的笔和对知识分子巨大的影响，必定助推讨袁护国运动。然而要赢得这场胜利，还得靠武装斗争。他认为：袁世凯治军数十年，党羽遍天下。然而西南一隅，是其势力鞭长莫及之地，加之滇黔的军队亦不属北洋军系列。如若以滇黔作为武装讨袁的基地，利用其山川形势与其周旋，一朝形成声势，将破灭袁世凯的复辟美梦。
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武装讨袁的领军人物非蔡锷莫属。蔡锷是自己时务学堂的学生，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后任云南都督。蔡锷才华出众，是当时中国军事将领中的佼佼者。连袁世凯也特别垂青他，曾想任命他为陆军总长，以改变暮气很深的北洋军队。但蔡锷不为所用，袁忌恨之余，将其上调北京，对其严密监视，控制自由。尽管蔡锷身陷困境，但其部属掌控着云南的军政大权。若将蔡锷援救出京，返回云南举事，局势将大有可观。
对于贵州，梁启超则十分乐观。其认为，贵州素有“滇楚的锁钥，蜀粤的屏障”之称，进可攻，退可守，可凭借其山川形势与周旋。贵州军队是滇军扶持而成，唯滇军马首是瞻。若云南首义，唇亡齿寒，贵州责无旁贷，自当响应。
在分化亲袁的贵州掌权人物刘显世问题上，梁启超胸有成竹，认为通过自己的人脉，完全可以影响刘的决策。其依据如下：一、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是贵阳人，李的表弟何麟书与亲戚任可澄均是贵州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与护军使刘显世交谊甚深。加之贵州巡按使戴戡是进步党的重要成员，可以影响并制约刘显世；二、刘显世的政治态度虽然暧昧不明，然而其弟刘显治，外甥王伯群、王文华均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他们可以直接向刘显世进言，使之改变立场，勿逆时代潮流而行；三、蔡锷任云南都督时，曾有恩于刘显世。刘崛起黔中与蔡当年的支持不无关系，料刘不敢贸然翻脸，公然与蔡为敌。正如王伯群曾言：刘显世虽然现实，但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潮流而行，更不可能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场不能赢的赌局上。四、进步党在贵州植根最深，基础雄厚，许多成员在各级政权担任要职。若讨袁护国运动勃然兴起，这些人将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刘显世就被架空，无所作为……
基于以上考量，梁启超深信：袁世凯胆敢称帝，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滇黔一动，四川、湖广势必响应，天下群起攻之，袁世凯复辟的美梦亦随之破灭……
按照与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商定的计划，王伯群先回黔筹划反袁武装。一九一四年五月，王伯群回到贵州后，立即将在京密商的情况告知弟弟王文华与贵州巡按使戴戡。戴戡当即说道：“愿唯梁、蔡二公之命是听。”王文华则忧虑地表示：自滇军入黔后，贵州兵力空虚，能够行军打仗的，只有新建陆军第一团。
王伯群听后不以为然地说道：“一团之力岂能担艰巨？贵州是一个省，至少应建一个师。根据目前情况，必须扩建六个团，才能备省防，应外变。”兄弟取得共识后，王伯群立即向护军使刘显世建议扩充军队。刘采纳后，将筹建之事交王伯群、王文华兄弟办理。
得到刘显世的大力支持，王伯群心中有了底，但鉴于扩建军队需要大量的军事教官和管理人才，而这些人不是一朝一夕能延揽到的。当其将心中的困惑告诉弟弟时，王文华告诉他：“我团副团长卢焘系云南讲武堂出身，同学甚多，已托代为物色。”
卢焘不负所托，约得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等十余人来黔效命。由于这些军事人才的加入，王伯群兄弟如虎添翼，开始着手建军事宜。次年春，在六团新军建成的基础上，王伯群兄弟成立模范营，由卢焘兼任营长，旨在培训基层干部。之后招生及抽调青年军士入营训练，然后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级干部。军队有了坚定的领导层，加之各级干部尽职尽责，军令畅通，上下一心，黔军由此壮大，成为之后西南地区护国运动中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
在袁世凯政权机器及其走卒的高压下，各省纷纷表示赞同帝制。与此同时，梁启超等亦在密谋策划反复辟的斗争。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蔡锷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对策。五日后，蔡锷致电刘显世，日：“京中近组筹安会……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兹拟令五峰（韩凤楼）前赴滇黔，洽商一事。”同日又致电嘱咐刘显世，在京城及不少军人纷纷赞同帝制的严峻形势下，希望他隐瞒自己的观点，如若筹安会致电要其表态，“尊处尽可电院表示赞同”。
不出梁启超所料，刘显世权衡利弊，最终在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上顶住了巨浪，暂时表态站在了人民一边。刘显世一面派王伯群为代表，入京参议帝制一事；一面电召时任贵州巡按使的堂兄刘显潜赴贵阳，招集旧部，暗中做好反袁的准备事宜。
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接受日帝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唆使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公然为其称帝鼓吹。 十二月，在陈国祥等人的援救下，蔡锷逃出北京，奔赴天津参加护国倒袁的“天津会议”。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人员有七人，他们是梁启超（广东籍）、蔡锷（湖南籍）、王伯群（贵州兴义籍）、戴戡（贵州贵定籍）、陈国祥（贵州修文籍）、蹇念益（贵州遵义籍）、汤觉顿（广西籍）。除梁启超、蔡锷、汤觉顿三人外，其余四人均是贵州人。在会上，大家认为云南都督唐继尧态度虽不明朗，但滇军中大多数军官愿意反袁；贵州则因执政者（指刘显世）梗阻，颇以为虑。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王伯群说道：“伯群自去夏由京返黔，与舍弟文华及诸同志经一年来的努力，已经建成新军六个团，部队虽成立不久而士气旺盛，若执政者，文华能左右之，并已派李雁宾赴滇与滇军中下级取得联系，相约一致行动。”经此一说，众虑顿释。蔡锷当即表示：“吾今乃知君昆季（兄弟）非常人也。黔省既有把握，吾决冒险入滇。”
会上决议：“云南于袁氏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会议还决定派王伯群先回滇黔作好起义准备，并负责策动贵州起义，蔡锷负责策动云南起义，梁启超负责广西。临行前，蔡锷亲笔写一信劝唐继尧反袁，由王伯群面交。梁启超将亲笔草拟的反袁称帝的通电、檄文交王伯群带去，以备不时之需。
会后，王伯群离天津赴上海，乘轮船经香港、越南入滇。与此同时，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蔡锷绕道日本，到香港后与戴戡会合，再转赴云南。
二、滇黔互动，讨袁护国
蔡锷逃离北京的消息鼓舞了云南军民的斗志。十二月十三日，当袁世凯宣誓承受帝位，接受百官朝贺时，次日就收到云南巡按使任可澄（贵州安顺籍）“立下明令取消帝制之议”的电文，无异于对袁的当头棒喝。
十二月十四日，王伯群安全抵达昆明。这时袁世凯已于两天前宣布登极。次日，王伯群会见唐继尧时，面交蔡锷的手书，并详细介绍“天津会议”的内容。然而慑于袁世凯强大的北洋军，唐继尧仍举棋不定。十七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到达昆明，与王伯群会商，共同促唐反袁。迫于云南军民反袁复辟的浪潮，唐继尧于是表态：“俟蔡锷到滇即起义。”
十二月十九日，蔡锷与戴戡到达昆明，立即与唐继尧主持军事会议。在二十二日的第五次军事会议上，王伯群、任可澄、戴戡参加了歃血为盟的宣誓。二十三日，任可澄与唐继尧联名发出“漾电”，要求袁世凯“废除帝制”，严惩帝制祸首。
在护国运动中，任可澄草拟了大量的讨袁檄文和文告。其文辞慷慨激昂，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揭露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恶行径及护国运动的重大意义，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护国军将士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在《讨袁檄文》中，任可澄有如是之语：“成则为少康（夏启之子）一旅之兴夏，败则为田横五百壮士之殉节。”文中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豪情喷薄而出，令人读后热血沸腾，心潮如涌。
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任可澄、戴戡、王伯群等在云南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并组织护国军讨袁，从而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大幕。
正在这时，刘显世已接受了袁世凯所封的一等男爵。得知云南起义的消息后，他立即派所谓的民意代表兼程赶赴昆明，企图劝阻护国军不要进入贵州，并责令堂兄刘显潜布防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护国军取道贵州抗击北洋军。
得知刘显世动向后，王伯群于月底赶到兴义，拜见刘显潜，对其晓以大义，诉诸利害，恳请认清形势，勿与护国军为敌。刘显潜推说决定权在贵阳的刘显世，叫其前去贵阳交涉。王伯群见对方虚与委蛇，便明白地指明：“蔡锷已亲率护国军由云南宣威出发，直趋贵州威宁、毕节，戴戡亦已出发往盘县，形势紧迫，若必须俟甥到贵阳请示，则舅父之巡防营必将为护国军所击溃。”刘显潜是聪明人，自然不敢以卵击石，最终同意撤防让路。
刘显世不肯服输，仍然图谋防堵护国军入黔。这时，袁世凯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因慑于贵阳社会各界反袁情绪而潜逃。刘显世于是保荐刘显潜继任。
为了推动贵州的护国运动，护国军总部任命戴戡为右翼军司令，率先遣队向贵州进军。一九一六年元月三日，戴戡率部从昆明出发，十二日攻占滇黔门户亦资孔，随即进军两头河，进逼盘县县城。在其劝说下，守城黔军团长易荣黔反正加入护国军。元月二十三日，王伯群由兴义赶到贵阳，立即偕王文华去见刘显世，向其明白指出：“湘西袁军已压境黔东，重庆的袁军亦进逼黔北，万全之计，惟有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则黔危可解。若再迟疑，待袁军入境，贵州将不堪设想。”听后此言，刘显世立场有些松动，但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仍表示观望。他说道：“古语云：‘不为戎首，不为祸始。’如此大事，不宜操之过急，须看全国大事如何，然后发兵不迟。”
元月二十四日，戴戡到达贵阳后，立即向刘显世集团介绍反袁斗争的经验，晓以大义，促使其内部分化，然后与社会各界广泛地接触，向他们宣传护国运动的意义。次日，刘显世在其官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反战派占绝对多数，他们是护军使刘显世、秘书长熊范舆、政务厅长何麟书、财政厅长张协陆、顾问郭重光；主战派仅王伯群、王文华兄弟二人。会议开始后，双方展开激烈交锋，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郭重光反战尤力，他说道：“袁世凯练兵几十年，兵多将广，他把全国都统一了，我们区区贵州与之相抗，无异以卵击石，决不能轻举妄动，招来灭门之祸。事楚事齐，皆非良策，只有自保才是上策。”
听到这里，王文华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击，呵斥道：“袁世凯毁弃约法，背叛民国，妄自称帝，实属国人皆日可杀、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今日所议者，惟有发兵讨贼耳，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此言一出，会议厅顿时沉寂，反战派面面相觑，惊恐不已，不敢再有异议。最后，会议决定，即日宣布出兵讨袁。
元月二十六日，在数千群众的欢迎大会上，戴戡侃侃而谈，慷慨陈词，首先介绍讨袁的大好形势，指出袁世凯违背民意，逆天而行，如今众叛亲离，灭亡指日可待。谈及云南、贵州在护国运动中的唇齿关系时，他期望贵州各界坚定信心，增强团结，不畏强暴，以死相搏，以实际行动支持护国军。当其谈到“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它哉！再论到成败一层，袁世凯既已众叛亲离，不亡何时？”时，群情振奋，无不为之动容。戴戡的演说反响强烈，时人誉其“不为爵禄所诱，险阻所难，薄富贵尊荣之参政不为”的反袁义士。 元月二十七日，刘显世迫于全省各界反对帝制的压力，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以贵州督军名义通电讨袁。在其《讨袁世凯檄文》中有如是之言：“袁氏纵其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下共愤……黔惟有保守疆土，整备兵戎，以待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黔军立即组编成护国军：由王文华任东路支队司令，率黔军第一、第二、第三团出师湘西，迎战北洋军马继增部；黔军第五、第六团组编为混成旅，由第五团团长熊其勋任旅长，与戴戡所率领的护国军先遣支队编为护国军右翼军，戴戡任司令，入川与北洋军曹锟部作战。
三、兵伐川湘，帝制崩溃
一九一六年二月三日，戴戡率部从贵阳出发，十天后抵达桐梓镇。同月二十四日，该部分三路向綦江前沿阵地发动进攻。经过一月多的鏖战，该部八战八捷，连克九盘子、草坪垭、赶水等十余处要隘，歼敌数千余人，给敌沉重打击，挫败了北洋军围剿护国军的企图，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对巩固贵州的独立及支援叙（府）泸（州）主战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为了击溃敌人的心理防线，瓦解其斗志，戴戡加强政治攻势，发表《劝告北军将士书》。这时蔡锷在泸州战场上与北洋军相持不下，鉴于敌方不断增兵的压力，蔡锷责令戴戡迅速攻下綦江，挺进江津，斩断重庆北洋军向泸州增兵、补给线。
二月十七日，戴戡率部与北洋军在綦江及江津之间的龙台寺周围展开激战。一周后，攻占龙台寺，迫使敌军退守油罗坪。油罗坪素有天险之称，北洋军凭借武器精良，据险而守。护国军围而攻之，与敌军激战七天七夜，给对方造成重大伤亡。
进入三月后，战火延烧到江津、涪陵，北洋军的援兵两万人又投入了战场。袁世凯非常关注綦江的战事，特拨款二十万元激励士气。蔡锷根据川南战场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无力再进诸方面的考量，为保存实力，命令戴戡收缩防线，撤回松坎一线，以防御牵制敌方。三月十八日，广西独立，同日，蔡锷率护国军占领江安、南溪，声威大震。
一九一六年二月初，护国军东路支队总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第二、第三团从贵阳出发，分左、中、右三路开赴湘西，迎战北洋军。时湖南北洋军十倍于护国军，加之武器精良，弹药充足，较之王文华所属的部队，简直是天壤之别。对北洋军来说，黔军不堪一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王文华在重建黔军的过程中，延揽卢焘、胡瑛、范石生、洪鹤年等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军事人才，对军队采用德国、日本的军事教程予以训练，军事实力不可小觑。
王文华抓住敌方“兵骄必败”的弱点，趁其欢度农历除夕毫不防备之时，分兵出击：一支突袭晃县，致使敌军弃城而逃；一支攻占黔阳、洪江，迫使敌军退守沅州。之后再次攻克沅州、麻阳、靖县、通道、绥宁等县，击溃北洋军三个混成团。
湘西之役的巨大胜利，对护国战争意义重大：它不仅粉碎了北洋军由黔入川的企图，而且鼓舞和推动了西南和全国的倒袁运动，激发了在川、桂作战的护国军的斗志，对袁世凯及北洋军起到了震慑作用。蔡锷在评价王文华在湘西战役所起到的作用时有如是之言：“一举足而形势顿殊”，“电轮（王文华字）非军学出身，而能奏此伟绩，盖其豪气万丈，志气不落凡庸！”，“出奇制胜，以少胜多，迭克名城，强虏丧胆，逆贼心摧，功在国家，永垂不朽”。
之后，北洋军在广西亦遭到沉重打击，在各省纷纷通电独立、众亲离叛的情势下，袁世凯于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运动宣告胜利。
结语
护国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铲除封建帝制残根不朽之盛举。在这个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结点上，贵州人思想敏锐，敢为人先，以“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国人的赞誉与钦仰；他们心忧天下、情系家国的高尚情怀，以及在护国运动中的卓越的贡献，将竹帛留香，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