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埋葬的,时间记得

去年4月和6月，各有一位朋友去世，一位56岁，另一位60岁刚过。都是多年没有联系的人，不过我记得他们身上随时都能点燃的风雅与热情。60岁的那位，当初是56岁的那位介绍给我认识的，他像年轻人一样陶醉在自己的文艺创作里，可除了一本自费的诗集，没什么别的出版物。天道不酬勤，就连寿数都不肯给足。

我得到他们的消息，分别都晚了一阵子。两人的情况惊人地相似：都不肯承认自己病了，不愿去医院就诊，不肯告诉亲属和朋友，都是在一两个私交最好的朋友陪同下，勉勉强强去就的诊，也不要任何的身后仪式。他们认为就诊看病，以至于浑身插着管子躺在病房里，是一件太有失体面的事情。想我们那么多次交往，落座于一张餐桌也就那么随便的一两次，要是有一群人远道赶来围着自己的身体打转，他们怎能忍住不踢玻璃罩。

我养成心智的那十年，颇受了这些无名无势、却很在乎体面感的人的影响。他们讨厌死亡――不是恐惧，单纯是讨厌，因为死亡太麻烦，会扯出一大套繁文缛节，鸡零狗碎。在这个常住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的城市，一个人的死连一个统计数据都不是，葬礼上除了尸体和一部分眼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棺材就像笼屉，送走一屉又换上新的一屉，就连哀乐都像是临时下载的，只有没头没脑、分贝过高的一小段。你躺在五元一盆的鲜花丛之中，一个对你毫无了解的人，只是因为论职位是你的上级，又恰好比你晚死，得以站在你面前，宣读一份充满四字词语的品行鉴定报告。你为什么自取其辱？

《殡葬人手记》里有一句至理名言：死者一无所求，只有生者营营不休。作者托马斯・林奇是一个殡葬工，从父亲那辈起就经营着镇子上唯一的一家殡仪馆，他发现，人再怎么洒脱，总是在乎死的。“为什么我们会不惜兴师动众地在河中打捞溺死者的尸体，在失事飞机的残骸中和爆炸现场不辞辛苦地搜寻？理由正在于此。”“为什么我们要瞻仰遗容，为什么人人都关心报刊上的讣告？理由正在于此。”

他很幸福，在他的大半辈子里，纸媒还未衰亡。他可以问问互联网一代，有谁见过一份正经的讣告？我们所有关于死亡的信息都是从社会新闻以及“出席追悼会的还有……”中得来的。

这几天读了一本中篇小说：《白日的诞生》，作者是法国一代文艺名流，西多妮・科莱特，1873年生，1954年去世，做过演员，当过记者，写过小说和戏剧评论，结婚数次，交过无数的男女朋友。法国官方把她的葬礼办得很隆重，看似恩厚，其实是种惩罚，因为科莱特这个人生前最讨厌葬礼，她认为这是死亡带来的一大套虚伪的礼数。

西方早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悼亡仪式，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白手套，黑礼服，念念有词，这些东西都激发了科莱特亵渎的冲动，她掏钱去堕胎，从来乐此不疲，可是从未给亲属的葬礼掏过一个铜板。她曾对朋友说：“一个小动物死在你面前了，你就应该把它的尸体直接扔进下水道里。”50岁时，她写了这么几句话：“有时候吧，我倒是真愿意想想死亡的事，想说服自己，人生的后半程会带给我一点地心引力，一点关于身后事的考虑……这是个短暂的幻觉。我对死没兴趣，哪怕是自己的死。”

那年7月11日，茜多给女儿写出了最后一封信。“你看到我的手在哆嗦吗？”她在信中写道，“这不过是虚弱而已，因为我的老心脏不是太活跃。”科莱特却在给别人的信中写道：“悲伤不是勇敢者的好伙伴……妈的情况不太好，但是她还能挺一阵子，我能期待她的就是这些。”

日子过得太充足的人，一般都过于在乎自己的感受，对他们来说，死亡，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亲人的，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想科莱特每天的时间安排是要精确到分钟的，就在母亲去世一周之前，她还参加了一出滑稽剧《夜鸟》在巴黎的首演;又想到那位享年56岁的朋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都不曾听他谈过家庭，谈过妻子，只是在我们很友善地问到时，才搪搪塞塞地说：“（我老婆）就是个家庭妇女。”死亡连同它的几个弟兄――病危、弥留、悲伤、追悼，就是那些光明璀璨的词汇，如文化、艺术、自由、人权、奋斗……柔软的下腹部。想想过去那些金榜题名、赴外省做官的人，他们得受过怎样严密的道德教育，才能在父母亡故后留在原籍，不怨不憾地守上二十多个月的丁忧。

60岁的那位，陪他最后一程的是四位非亲非故的文友，只有他们才能理解他对体面的要求，尊重他，亲属的哭哭啼啼只会招来他的反感和内疚。他也不要追悼会，那是在死亡面前的示弱，更是一种对生者的打扰和绑架。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而言，没人比他们做得更好了。

“哪种葬礼不是寻求更多的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呢？”林奇问。他那里的葬礼给人足够的体面，可他不了解，在那些不懂得体面的地方，葬礼可以虚伪到怎样的程度。

人为了混出个人模样，赶各种场子，签到，坐下说话、吃饭、合影，用流量发条微博，一桩仪式明明无非场面，你要是人不到、不出席或不办，还会招来訾议。

这种环境里，一个人忠于自己，拒绝用自己的死绑架别人，也拒绝被他人之死绑架，都成了勇气之举。这就是《局外人》的开篇“今天，妈妈死了”惊世骇俗的地方，莫尔索不是冷血，他只是想做自己;科莱特亦然，她赶去了母亲的葬礼，却连黑衣服都没穿，她对人说，这是茜多的本意。

《白日的诞生》是一个女儿对母亲掺杂了想象的回忆，但主体都是真事。茜多死后过了十年，有一天，科莱特打开写字桌的一个抽屉找钱，意外发现了一封母亲的信。信是用铅笔写的，没有写完，但已浸透了离别的意味。科莱特写道：“好奇怪啊：你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的眼泪，你在最艰难的时刻都完美地屏住了。然后，有人从一面玻璃背后给了你一个小小的、友好的示意……一封信掉出了抽屉，一切都跟着全碎了。”

已成往事的死亡，像一颗距离遥远的恒星，时隔若干年你才看得到它的光芒。葬礼总是乏味、神经质的，如果不能从中“更多地了解生和死的意义”的话;若干年后，你想起、并为之打动的一定是人，而不是那场葬礼。

没准过个五年十年，现在只是无声无息熄灭的人，也会提醒我该干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