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离束缚“窗口”与重返桎梏“牢笼”
摘 要：本文从“窗口”这一特殊意象出发，分析《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苏反叛与顺从的复杂性格。苏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前期能够勇敢地跳出束缚其自由的“窗口”，后期却真心皈依宗教，屈从世俗压力，并重返家庭牢笼，其性格的复杂性表明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觉醒的女性意识势必会面临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窗口;女性意识;牢笼;悲剧命运
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思想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无名的裘德》是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同时也是所受非议最多、意义较为深刻的著作。在这部作品中，哈代以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权社会为背景，塑造了苏？布莱赫德，一个形象鲜明的女性人物。苏前期充满了女性意识和反抗精神，不断从象征束缚的窗口中逃离，后期却真心皈依宗教，屈从世俗压力，并重返家庭牢笼，她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当时环境下女性的生存和生活状况。
一、 前期―跳离束缚“窗口”，反抗维多利亚社会伦理的新女性
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进入了空前繁荣阶段，经济高速发展，逐渐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了更好的进行治理，统治阶级制定了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在这一时期，女性被认为是社会上的弱者，需要依靠家人或丈夫生活，足不出户，做一名“屋子里的天使”，严格遵守社会为她们定好的模式，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站在窗边的女人，可以很好的反映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生存环境，她们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男性的注视，因为在父权社会里，男性拥有绝对的权利，最终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窗户”的含义不言而喻，窗户里面是屈从、顺服、牺牲，是没有思想，令人烦闷窒息的世界，而窗户外面的广阔天地，则代表了不受当时社会道德伦理限制和约束的世界，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随意发展的世界。
苏与大多数维多利亚的女人不同，她读过很多书，知识渊博，做过艺术设计师，也做过小学教师，她超前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她女性意识强烈，追求平等，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传统的婚姻、宗教以及教育制度，无视传统道德，几次从象征束缚和压迫的窗口中跳出，追求她内心向往的生活。学校亦是社会伦理道德的产物，苏不能忍受虚伪的宗教和教育制度给她造成的压抑生活，更不想带上弱者的烙印，所以她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当她与裘德一起逛芳特山，夜不归宿，被校方关禁闭时，她选择破窗而逃，突破维多利亚社会给她套上的枷锁，深夜涉水逃到裘德的住处，一个可以让精神自由的地方。即使事后她被学校开除，也没有令她退缩。
如果说苏的第一次跳窗反映了她对男性社会里恶劣且虚伪的宗教观和教育观的蔑视，那么她的第二次跳窗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受压抑受约束的婚姻观的排斥。苏与费乐生虽然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但却拒绝与他同房，她宁愿把自己关在一个不通风，而且布满蜘蛛网的衣柜里，也不愿意睡在丈夫的床上。当一天深夜，费乐生看完书迷迷糊糊地走错了房门，误进了苏的房间时，苏的反应迅速而反常，“只见苏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惊恐地死瞪着眼，紧接着从床靠窗户那一侧蹦到地上，想躲开他。床篷子差不多把窗户都遮住了，一霎间他听到她推上窗子的声音。他刚以为她大概是想换换空气，谁知她已经跨上窗沿跳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中。”[3] 她后来对裘德解释道：“我想我那会正睡着呢！也不知道怎么吓醒了――是个噩梦吧――我觉得瞧见了你――”[3]
苏的两次跨窗而逃，无论是在逃离严格的教育戒律还是在逃离她和费乐生的这种纯属应付关系，令人折磨的婚姻，都不是单纯、被动、无奈的逃离，而是苏借以反抗维多利亚社会伦理的方式，是她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她想要改变传统性别二元对立传统模式的手段。逃离了这扇窗户，也就反叛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伦理道德。
二、后期―重返桎梏“牢笼”，屈从维多利亚社会道德的传统女性
对女性而言，“窗口”就是一条分界线，是反叛与顺从的分界线，是追求自由与皈依传统的分界线。当苏的“女性意识”遭遇维多利亚传统社会观念的包围和进攻时，这种“女性意识”便一步步退化，最终心甘情愿地从“窗口”返回，回到了传统道德所编织的“房间”中，回归到她应该具有的“女人意识”，回归到对男权、夫权以及宗教的“牢笼”当中。
首先，重返性别“牢笼”。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压迫并不一定是生物的，还可能是文化的―生物性的男人受统治的影响根本和女人一样，但压迫她们的过程包括首先要她们降低为‘低价值’的弱势阶层，即女性阶层。”在男权社会，女性身份等同于“低价值”，等同于“弱势”。苏最后对裘德的回答：“我从前是坚强不过的，这我知道，也许从前我才对你无情无义过。可是，裘德，你就以德报怨吧！我现在是弱者，哦，对我这个想要改邪归正的坏女人慈悲慈悲吧！”[3] 意识到自己的弱者身份，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邪恶”，表明苏心甘情愿的屈从于这个男权的社会，顺从，卑微就是女性的出路。
其次，重返婚姻“牢笼”。美国女作家吉尔曼在《女性与经济》中写道：“男性以各种方式征服世界，而女性只有一种，她们的财富、权力、地位、名誉都只能通过一枚小小的戒指获取。”[1] 一纸婚书是女性的全部，正如她在文中对裘德所说的那样：“不管怎么着，我原来就是他（费乐生）的妻子，这怎么也改变不了……”[3]这种结局不但是苏的悲剧，也是裘德的悲剧，更是社会发展的悲剧。苏最后用乞求的口吻向费乐生忏悔：“他们都是罪恶生活的结果。他们牺牲了性命，为的是好教训我该怎么过正当的生活。你肯收留我吗？”[3] “收留”一词表明苏已经将自由、独立、反叛抛之脑后，费乐生指责她：“你可做那样的事，那当然不对！――还有别的可以坦白的吗？”[3]苏蜷缩在他面前，完全臣服于他，“现在，既让我是属于你的，并且愿意尊重你，顺从你，像我在结婚誓言里说的那样，那我现在恳求你允许我进来。”[3]
再次，重返宗教“牢笼”。她是一位反抗维多利亚社会传统道德的战士，在反抗中不断的受挫，不断的痛苦和自责使她失去了理性，她不想再反抗，她需要“改过自新”，向习俗妥协，屈服于宗教权威，相信上帝安排婚姻的庄严神圣性。“咱们一定得顺从降服，宰制咱们的上帝，把天地开辟以来所有的神威天怒，都对咱们这一对上帝的可怜虫发泄出来了，咱们除了俯首听命，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只能俯首听命，反抗上帝，没有用处。”[3]
三、悲剧命运的原因
首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反抗的再怎么厉害，内心再怎么斗争，苏的潜意识中也存在着屈从男权社会的思想。新历史主义的鼻祖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认为：“人性和人性的改塑都处在风俗、习惯、传统的话语系统中，即由特定意义的文化系统所支配。”[5]苏的内心深处还是无法摆脱传统西方文化中的性别二元对立的思想，无法彻底脱离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权社会，潜意识中还是要悲剧性的重新走进维多利亚家庭中。
其次，在一个男权鼎盛的时期，即使出现了女权主义的呼声，一个弱小女子的反抗斗争必然会难逃厄运，最后只能接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而走向毁灭。虽然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和男权社会做斗争，庞大的传统社会道德阵营将她追求平等自由的梦想扼杀，使其精神失去寄托，只能悲剧性的重新自投维多利亚传统道德束缚之网。
最后，哈代的宿命论和“偶然”性观念也加剧了苏的悲剧性。在哈代小说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似乎是受命运的支配，受宇宙间存在的超自然的“内在意志力”的左右。人们在难以挣脱的命运魔掌中绝望地苦苦挣扎，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并且无可奈何。苏的悲剧性宿命，受到范立家族遗传性悲惨婚姻命运的诅咒。
四、结论
通过苏由“女性意识”的觉醒到重返维多利亚传统道德牢笼，从积极反抗到消极屈服的心路历程，哈代不仅展示了苏在竭力反抗男权统治，强化自身女性意识的悲剧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哈代内心男权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也是是哈代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的束缚走向现代主义的标志。
参考文献：
[1]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Women and Economics [M]. NY： Prometheus Books， 1994.
[2]John Richetti主编.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3]（英）托马斯・哈代，洗凡译.无名的裘德[M]. 南京： 译林出版社，1981.
[5]朱立元主编.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