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政要·论安边》温魏之辩看如何以史为鉴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参考书，可以让我们明白历史兴替的规律，也可以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提供参考。但历史是静默的，要得到它的启发，需要我们能动地求解。当唐太宗询问大臣该如何安置被打败的东突厥余部时，虽然中书令温彦博与秘书监魏征给出的建议截然不同，但他们都能以史实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该如何借鉴历史。本文力图通过分析温彦博与魏征两人谁对历史的借鉴更合理，来探讨借鉴历史的方法。

【关键词】以史为鉴；知己知彼；全历史阶段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孔子留给后代的千古名句，他的后代们也一直能遵循他的这一教导。当他们遇到问题时，总是能努力从“故纸”中寻找启发。有的得到正确启发，而有的却没得到正确的启发。如何才能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正确的启发呢？我们可以从《贞观政要・论安边》中温彦博和魏征的实践中总结一些规律。《贞观政要》唐代吴兢记载的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中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举措。《论安边》是其中的第三十六篇，记载的是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如何安置臣服的东突厥之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春，兵部尚书李靖率李蕖⒉裆堋⒀ν虺梗统兵10万，北击东突厥，俘虏了其颉利可汗，一直搅扰唐帝国的东突厥至此灭亡，其部落多来归降唐朝。如何安置他们，唐太宗下诏向大臣询问。当时，有两个意见最受唐太宗的注意，一是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请于河南处之”，即把东突厥残部安排在黄河以南。二是秘书监魏征建议：“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即应该让他们回到黄河以北的老家。两者的差别是：前者的建议是让突厥进入中原，和汉人混居；后者的建议是让突厥回到塞北，与汉人别居。

温彦博的理由有二；“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意为黄河以南那块地方正好人少，突厥过去可以填补空白。另外，还可以显示汉人对突厥的信任，体现天子对下民的“含育之道”。魏征的理由也有二，一是“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二是“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

两人的建议都是有历史的根据。温彦博的根据是汉光武帝时，曾“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即汉光武帝时，曾将投降的南匈奴安置在黄河边上的五原。既保全了他们的部落，又没有离他们家乡太远。魏征的历史根据有两个，一是“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二是“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e、洛”。即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太子洗马江统在氐族首领齐万年叛乱给西晋造成巨大伤害后向晋惠帝上书，建议把匈奴、氐等西北少数民族移出塞内，让他们回到塞外老家。但晋朝廷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议，结果当西晋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后，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占领中原长达近300年。

唐太宗听完两人的辩论后，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残部近十万人安置在黄河边上。但是，结果并非如温彦博所料。先是9年后，即贞观十三年，在太宗幸九成宫时，东突厥一部的小可汗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所部在夜间偷袭了唐太宗，所幸没成功；后是唐玄宗时，发生了胡人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实事证明，温彦博的建议是错误的，那么魏征的主张就可能是正确的。但为什么一样都是以“以史为鉴”，两人的建议差距却那么大呢？这大概与借鉴的方法有关。

当我们效仿历史经验来解决当前问题时，一是要清楚使用这一方法的条件，二是要清楚使用这一方法的结果。

一、知己知彼

中国漫长的历史提供给后人丰富的可参考案例，有时同一个问题，具体情况不同，处理的方法会不同；而有时候，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理方法，结果却不同。如在安置归顺的戎狄这个问题，汉武帝、隋文帝就和汉光武帝的方法就不一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应该仿效哪个历史经验？

在得出结论前，要比较当前与历史上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或条件的相似度，也就是要知己知彼。对于敌人残部或俘虏的安排，实际上是战争的继续。因为，处置得不好会使之再次成为敌人。所以，对待此事一是要了解对手，二是要了解自己。温彦博给太宗建议的失误恰巧是既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自己。

温彦博对对手的分析主要有三句话：一是认为“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二是认为“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三是“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总结起来就是，突厥现在正处破败之时，不得不依附我们。如果我们教之以礼法，为他们选好酋长，他们会“畏威怀德”。如果再使突厥各部落间不相联系，使其力量分散，他们就不可能对我们有威胁。

他对突厥的不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只知道突厥此刻因破败，表现得很驯服，但不明白他们不会永远破败，永远驯服。二是不明白突厥不是短期内（几十年内）可以教化的。三是不知道突厥的力量不是永远能够分散的，而且即使始终分散，但只要有一支力量发展起来，就是中原不能承受的。匮宀┲所以对突厥作出错误的判断是因为不是真的了解突厥，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魏征对突厥却知之甚深。他说“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突厥是游牧民族，靠天吃饭。他们的生存遵循的是森林法则：弱肉强食。用司马迁的话是“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a。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突厥就像一群野兽，只要有利，什么都可以干，没有长远规划，没有廉耻，不讲礼义。这是他们的天性，无法改变。

温彦博除了对敌的不知，其对己也不知。他建议对突厥进行教化，以示怀柔，是基于儒家的理想、唐帝国的强大，却没有考虑万一唐帝国不那么强大，甚至弱于突厥时，那该怎么安抚、教化突厥呢。而魏征在这方面就能考虑全面，他说“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即数年后，他们一旦强大，又离我们都城那么近，我们定会处理不了他们。正是基于对敌我认知的不同，使得温、魏二人所选择效仿的历史经验不同。 二、全历史时段考察

在确定要仿效的历史经验时，还要看历史经验的效果如何。在分析其效果时，不仅要看单方面、当时或短期的效果，更要看多方面、长期的效果。因为一个决策在战术层面的影响可以短期能看到，但在战略层面的影响往往较长时间才能看到。如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从短期的战术上看，是非常成功的，但从长期的战略上，看却是极其失败的。

温彦博选择参考的历史经验时，犯的错误是只看到了短期的战术层面的影响，没有看到长期的战略层面的影响。这可以从他所引用的，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史实看出来。他引用了两个历史事件作为证明。一是隋炀帝雁门被围，一是汉光武帝对东匈奴的安置。

先看第一个历史事件。他说隋文帝虽然“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把西北游牧民族安置在塞外，可依然有隋炀帝雁门被围的事件。对于这个历史事件，他没有看全面。隋炀帝的被围雁门，是因为隋炀帝做的两件事惹恼了当时突厥的始毕可汗：一是为了削弱日渐强大的始毕可汗的势力，隋炀帝纵容手下的大臣有意挑起始毕可汗与其弟的矛盾。二是隋炀帝纵容手下的大臣除掉了始毕可汗重用的一个部下史蜀胡悉，加上隋炀帝三次征高句丽都失败，始毕可汗对他既怨恨又轻视，就趁其北巡到雁门之机想除掉他。

温彦博只看到这个事件最后阶段，没有看到事件的全过程。因此，不能说明将突厥安置在塞外是不正确的；相反，却恰恰证明了将他们安置在塞外的正确性，因为，始毕可汗居于中原以外，接触隋炀帝不容易，报复隋炀帝只能趁其他外出巡幸到某一地点之时。如果突厥就住在关内，其偷击隋炀帝恐怕会有多得多的机会。

再看第二个历史事件。温彦博说“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 其意是当初东汉光武帝把匈奴安置在关内，匈奴成为汉的屏障，整个光武一朝都没发生匈奴叛逆之事。这是史实，但这只较短时间段的史实。如果把汉光武帝决策的影响放到较长的历史时间来观察，结果就不是如此了。

西晋江统曾总结汉光武帝将匈奴安置在河南的影响道：“建武（汉光武帝年号）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M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

汉光武帝时，陇西太守平定羌人叛乱后，将其余部安置在关内，和华人杂居。逐渐，羌人人口大为增加，他们自负身体强壮又人口多，对汉开始有不服之心，加上汉人经常欺负他们，所以，在汉安帝为征西域而征羌、氐人作行军护卫时，他们开始反叛。凶悍的羌、氐人杀汉将，屠汉城。后来汉将邓骘带5万汉军去平定他们，也被打得一败涂地。此后，诸羌的势力越来越强，他们不仅荡平凉州，而且攻破蜀地、汉中，并一直向东到达山西、河北等地，朝廷不得不调大兵对付他们。虽然羌人的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动乱持续了近十年，华夏与羌夷都损失惨重。而且，从此以后，羌人一有机会就叛乱，从未消停过。

其实，由于江统生活在西晋，他所看到的匈奴内迁影响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如果他生活在北朝五胡乱华之时，他能看到更惨的华夏被羌、氐等胡人屠杀的场景。虽然胡人的乱华是由于华夏内部的动乱给了他们机会，但如果华夷别居，彼此没有机会结怨和冲突，加上长城的阻隔，胡人也许不会给中原造成近300年的动乱，不会有那么多的士家大族、能工巧匠惨死于胡人的马下。

而魏征对突厥进入关内可能的后果却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因为他注意到了江统的《徙戎论》。他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e、洛”。意思是：西晋代替魏时，突厥部分移居到离京城很近的郡，当时江统曾建议惠帝（不是武帝）将他们迁徙到塞外，但惠帝没有采纳，结果没有几年，八王之乱时，胡人就趁机叛乱，占据了河南这个中原腹地。

由于温彦博对历史事件没有进行比较全面、完整的观照，因此，他错误地选择了借鉴对象，因而，为君主提供了错误的谋策。而魏征由于能够全面、完整地观察历史事件，所选择借鉴的历史经验很可能是正确的，为君主提供的谋策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错误是无可挽回，而且代价巨大。

唐太宗有言“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但如何能做到正确地以古为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它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很强的判断能力。但尽管很难，我们还是要努力掌握它，因为它不仅能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也是我们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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