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研究及新档案的启示
" 对1949－1962年间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的研究及新档案的启示
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于这个现象的研究寥寥无几。自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大量解密档案和运用解密档案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和档案披露了大量历史细节，解释了许多原有的疑问。特别是来自前民主德国和前苏联党政外交机关的一些文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60－80年代对于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的研究
在两德统一之前，民主德国官方的观点是，外流的居民是受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引诱，或者被西柏林破坏分子所“贩卖”，才离开民主德国的。当时主持修筑柏林墙的昂纳克在回忆录中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这种观点也反映在民主德国学者的研究中。60年代，出现了不少反映德国分裂的民主德国文学作品，比如C·沃尔夫的《分裂的天空》（1963）。但是这些作品的基本取向也和官方的意见一致，歌颂人们在两大社会制度的对立中，毅然选择社会主义，舍弃了资本主义。
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正面研究很鲜见。在
5、60年代苏联出版的几本世界现代史著作中，对于民主德国建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有完整的正面叙述，对于居民外流，却只有寥寥数语。修筑柏林墙之后，苏联各报刊就发表了与民主德国观点一致的社论。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这些社论所代表的意见，也就是苏联学界的基本判断了。当事人的回忆录或者避重就轻，或者忽略不谈。举例来说，葛罗米柯曾参加了多次民主德国与苏联高层的会晤，但是这些在其回忆录《永志不忘》中基本没有反映。相对来说，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及其续集中对修筑柏林墙前后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但是其记述中有很多含糊的地方。
5、60年代，中国政府一直支持民主德国在自卫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方面在修筑柏林墙之后发表了支持民主德国自卫措施的声明。长期以来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在学术上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点。
7、80年代，国际局势整体趋于缓和，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交往频繁。大量研究柏林危机的专著开始出版。其中不少著作涉及到了相对比较微观的层面，以柏林墙危机为解剖的重点，利用公开的材料，对于民主德国居民外流的一些细节，做了分析，如卡杜达尔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另一方面，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撰写民主德国史，这些著作有整体性的回顾，如施蒂勒的《民主德国内幕》，也有撷取某一个侧面，如布鲁斯的《民主德国内部的不满和反抗》，这些著作对于了解民主德国内部的状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经济奇迹”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社会学学者对民主德国的社会基本制度、人民生活水平和历史沿革作了介绍，不少还深入到研究的层次，利用社会学方法，对民主德国社会做了量化分析，80年代，G·E·爱德华对这些调查数据加以整理，撰写了《民主德国的社会和社会制度》一书，对民主德国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一些来自民主德国的同类型著作也在西方国家出版，如民主德国官方研究机构发表的《民主德国人民的生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一书。
归纳来说，60－80年代的这些官方观点和学术著作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基本意见和判断：一是外因说，这种观点首先肯定了民主德国在
5、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这样一来，为了解释居民外流这一反常现象，也就只能强调外部敌人的作用，把推动居民外流看作是帝国主义、西德军国主义复仇主义欲图推翻民主德国阴谋的一部分，把出走的民主德国居民视作社会主义觉悟不高，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毒害的一部分人。东方阵营的基本观点和学者的研究出发点一般是这样一套思路。
与此对应的，西方的一些学者则主要关注民主德国的内部原因。他们指出，
5、60年代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基本上依循的是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民主德国领导人又推行了比较急进的路线，强制集体化、工业化和压制知识分子这些问题在民主德国暴露得也就比较多。在出走的民主德国居民中，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占了相当的比例。西方的这部分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内部压力，把大量的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推出了民主德国。从而，居民外流就成了民主德国的“减压阀”。
80年代，随着社会学介入这个问题领域，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也即用统计数据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在这些数据之上，学者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结论，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领域的探索是有参考价值的。
客观地说，60－80年代的研究，其实很难定性为专题研究。确切一点说，居民外流问题只是一个共同的问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会偶然地触及到一些共同问题，但未见得能从偶然地交叉中产生出进一步的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居民外流问题的研究就显得颇为零乱。研究触及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但都没有深入下去。首先，对于这些外流居民的定性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难民”一词又似乎不足以揭示推动居民外流的趋势性因素；其次，对于外流居民的数量、结构，也缺乏连续的系统的记录，仅凭联邦德国难民部的数据是不能说明深层问题的；第三，对于居民外流所造成的影响，由于缺乏上述的两种材料作为参照，难以深入揭示一些趋势性的问题，也就只能停顿在表面。
应该说，在材料不足，许多细节含糊不清的客观条件下，现有的研究要再向前推进已经非常吃力，很难再有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了。在80年代中后期，有关民主德国的著作也日渐减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客观的局限很难打破，一再重复旧话题也毫无意义。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从表面看，材料披露不够，东西方学者缺乏交流是导致研究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但是向深处追究，可以发现其中冷战的影响最为突出。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使得材料披露和研究不能正常进行。特别是属于东方阵营的国家，对于自身内部的一些问题和政策，更是三缄其口。消息的披露，材料的公布，往往服从宣传教育、对敌斗争的需要，材料的真实性存在不少疑问。两种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存在，极大程度上扭曲了人们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东方阵营夸大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作用，西方学者把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内外矛盾，其实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在两大阵营彼此敌视的大环境下，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
新解密档案的启示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整个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大量档案文献公诸于世。其中来自前苏联及民主德国高层的相当一部分档案文献，填补了很多居民外流问题中原先的空白。
另一部分是保存在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TsKhSD）的档案。这部分文献中存有大量的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官员同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干部会面的详细记载，苏联使馆的官员对于民主德国政治经济情况的汇报也保存在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修建柏林墙，苏联使馆的一秘与民主德国内务部的官员每月一次定期进行会面，中心的议题就是人口流失问题，这部分档案现都藏于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在前民主德国方面，可资利用的文献比较庞杂。80年代中期，有一套名为“海恩施塔特档案”的文献面世。海恩施塔特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统一社会党党报《新德意志》的总编，1953年下台。他参加了多数统一社会党早期的最高决策，所以这部分档案有一定的权威性。
在民主德国解体之后，大批档案解密。其中涉及居民外流的档案集中在三部文献中。
一是联邦档案的“前民主德国党和群众组织”基金项目（SAPMO-Barch）所收藏的文献。这部分档案保存了有关统一社会党高层的一些领导人的笔录，手记等等，各级统一社会党的党组织，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干部向统一社会党所呈送的报告。民主德国的群众组织扩展得非常充分，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因而从这些渠道反馈到统一社会党中央的信息，能够从一个比较微观的层面反映当时民主德国基层社会的动向。
有关统一社会党中央决策的另一部分档案保存在“工人运动历史研究所党中央文献”（IfGA,ZPA）中。这部分档案比较侧重高层领导人的活动，包括了50年代中后期和整个柏林危机中乌布利希与赫鲁晓夫的通信，以及乌布利希所发表的重要讲话。这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统一社会党对于内外政策的真实想法。
第三部分档案是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总局（Stasi）的档案。前民主德国是一个社会监控无所不在的国家，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总局的功能非常庞大，从对外进行情报活动、反间谍到处分通敌变节分子，对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监视无所不包，民主德国的边防警察实际上是受国家安全总局管辖的。这部分档案包括对于外逃案例的审理报告和阻止居民外流的详细行动计划。
这些档案文献披露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细节。比如说，长期以来，研究者手头就缺乏一份连续性的统计数据，以及对于外流居民成分和结构的剖析。1953年5月18日，瓦西里·崔可夫、保尔·尤金和伊万·伊里谢夫向马林科夫呈送了题为“民主德国的形势正在恶化”的报告（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APRF），其中包括了一份从1949年到1953年上半年全部出走居民的分季度数量统计，对于这些居民的身份，也做了分类，这是一份具有相当大价值的材料。
解密档案还显示，东方阵营内部的关系相当复杂。民主德国居民的大批出走，也影响到了整个华约组织的国际形象，对于华约组织的经济利益也有负面的作用。民主德国领导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华约组织作为压服苏联的杠杆。当时，多数华约组织国家支持民主德国的强硬立场，但是又担心随后而来的西方经济制裁。乌布利希在历次华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阻止居民外流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反复要求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经济援助，并许诺一旦民主德国经济恢复正常，将承担起更大的经济责任。
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利用新解密的档案，发布了许多“冷战史新研究”的成果。冷战国际史项目以工作论文的形式发表了一批具有相当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下5篇论文：
困难和问题仍然存在
以往的研究主要的矛盾在于材料不足，在材料问题解决的前提下，问题的重心就转移到如何利用档案材料上。
首先是如何获得档案材料。在经过一段档案开放和使用上的混乱阶段之后，从1993年起，俄联邦和联邦德国都加强了对于档案的管理。一些秘密工作部门，如前苏联克格勃和前民主德国国安部的档案，本来就难以获得，现在则更加困难。在已经解密的档案中，这些工作部门的档案所占的比例就比较小，而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细节是保存在这些档案中的。而且，获取档案并不单单是指研究者得到档案，由于语言差异，国内对于原始档案阅读的也存在困难。现在能够得到的档案多数经过了国外学者翻译，尚有大量的原文档案国内难得一见。这些都是档案获取上的困难和现实问题。
其次是如何使用档案资料。档案资料能够说明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由于居民出走问题的性质特殊，民主德国方面的档案往往用语含糊，比如说“越界工作者”（Grenzgangers），指的实际上是在西柏林工作的东柏林居民；所谓的“从共和国‘飞’走”（Republikflucht），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失。对这些档案的使用，首先就有一个分析的过程。由于档案的特殊性质，很多问题还不尽然能从档案中得到答案，需要把已有的材料和这些档案互相比对，互相参照，才能得出一个完整全面的观点。
第三，由于国内的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国外，在国内学术界就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材料的获取和使用存在的困难就更大一些，对于苏联－东欧体系内部的探索，不仅材料上没有到位，思维上也没有到位，相当多的研究还停留在总结苏东巨变经验教训的层面上。而对于研究者来说，首先要借助的正是国内的成果，来作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种矛盾恐怕是需要在进一步的学术建设中逐步探索才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