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万叶书店音乐图书出版模式及启示

2014年11月，首届中国音乐产业高端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论坛发布了《2014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该报告把中国音乐产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关联层和拓展层，音乐图书出版行业被界定为核心层之一。该报告显示音乐图书出版发展态势良好，2013年全国共有365家出版社涉及音乐图书出版业务。但在整个音乐产业链中，音乐图书出版的市场规模排名为倒数第二，略高于唱片产业（6.5亿元）。如何提高自身市场规模，这是音乐类产品出版机构要面对的问题之一。民国时期的万叶书店可以为现代音乐图书出版带来一些启示。

一、万叶书店出版模式的特色

万叶书店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第一家专业音乐出版社，由出版家、音乐教育家钱君于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创建。该书店后来演变为人民音乐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民音乐出版社与上海音乐出版社“平分天下”，共占据90%的市场份额，这种局面与万叶书店早年打下的根基颇有渊源。民国时期万叶书店的特色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体制灵活，由合伙制出版企业转型为股份制，最后向国家级音乐出版社迈进。成立之初，万叶书店是典型的合伙制小企业，参与创办者为钱君及其好友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才、教员季雪云等6人，每人出资100元。因创业团队中只有钱君具备出版的经验，他便成为合伙人共同选聘的代理人。万叶书店早期以出版美术、音乐和文学图书为主，多为普及读物，以中小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钱君策划出版的《小学活页歌曲》，为万叶书店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经营者看准时机，扩大成果，买房置地，规模日益扩大。钱君等人经过七八年苦心经营，万叶书店发展成为编印发一体化的中型出版机构，树立了品牌。万叶书店出版的抗日书刊不仅在上海等地发行，还经五洲书报社、中国图书杂志公司等渠道，远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和国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万叶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钱君的朋友盐商陆海藩、画家费新我等社会名流加盟入股，股东总数达70多人。两年后，公司开始调整出版方向，集中力量专营音乐书谱。1953年，在钱君老朋友缪天瑞、吕骥（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热心牵线下，万叶书店与上海音乐出版社、教育书店三家私营出版社合并，成立新音乐出版社。1954年10月，公私合营的音乐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为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并受双重领导，业务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管，行政由原出版总署负责，出版社迅速发展到100多人，1974年8月，音乐出版社更名人民音乐出版社。

其二，钱君的选题创意及“以普及养提高”的经营方略。钱君自身有着良好的艺术素养，年轻时在开明书店担任过音乐和美术编辑。1927年，他与朋友创立了音乐创作团体“春蜂乐会”，此后创作并发表了许多抒情歌曲和音乐评论。在选题方面，他奉行“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就“以普及养提高”而言，如《小学活页歌曲》内容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刚刚出现的学堂乐歌，简谱，16开对折，销售方式灵活，书店可以根据小学音乐教师的需要装订成册，薄利多销。这本书出版后一炮打响，为万叶书店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随后，书店又出版了一批有特色的中小学辅导教材，并开始涉及作曲技术理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相关体裁图书，后者印数不多，并不赚钱，却能提升出版社品牌形象。钱君此举是用普及类图书赚到的钱补贴理论类书籍的亏损。

其三，先进的出版理念和实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万叶书店虽然仍是一家私营音乐专业出版社，但在图书的印制与生产管理等方面却颇具开创性。如制谱方面，在万叶书店之前，乐谱一般采用传统的线装书形式和竖排、只印刷一面的印制方式，而万叶书店一律采用简谱和五线谱，基本为32开本①，乐谱16开本，横排。万叶书店出版音乐书谱先后曾采用过三种绘谱方式：第一种为笔绘谱，缺点是质量没有保障，速度也跟不上出版需要；第二种是铅字排简谱，只能排简谱；第三种为牛角章绘制五线谱，这是钱君和朱咏葵②一起研制的用牛角章盖符头的最新绘谱工具。他们逐步确定了一套绘谱规范，按此规范绘制的五线谱“谱面清晰、流畅、美观，上下起伏与音乐内容贴切”③，深受音乐工作者好评。万叶书店这一套绘谱工具和绘谱规范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电脑绘谱所取替。此外，封面设计方面，钱君因其在封面设计上的成就博得了“钱封面”的美誉。大画家黄苗子曾这样评价钱君设计的封面作品：“君同志的所有作品，都渗透了音乐的语言，是寓于节奏和韵律的，或者说，都是诗的化身。”④钱君的封面设计很大气，洁净朴素，又很有艺术气息。印刷方面，万叶书店所印制的精美乐谱都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胶印技术。

二、万叶书店出版模式的启示

通过上述梳理，笔者认为，现代音乐专业出版社能从万叶书店的出版模式中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走特色化、品牌化道路，打造人无我有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我国大多数音乐图书出版社已完成转企改制工作，其中既有“大航母”，也有“小快艇”，后者居多，“专、精、特、新”是他们的发展方向，只有走特色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音乐图书出版社才能打造出核心竞争力。首先，音乐出版社应在内容上不断创新，决策者应对选题作出正确的取舍，调整优化选题结构。其次，音乐出版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用户群，营造独特的客户环境。最后，音乐出版社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长远发展战略，精心培育自己的作者群，建设各类人才队伍，包括编辑队伍、发行队伍、策划队伍、管理队伍、营销团队，等等，打造一支既有“专家型编辑”，又有“复合型出版管理人才、策划型人才、营销型人才、运营人才”的出版生力军。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单纯案头型编辑已不能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出版社更需要“专家型编辑”，“事实上，从出版人才结构学的角度来审视，专家型编辑与复合型出版管理人才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前者更为基础，更为根本”。⑤

第二，重视数字出版，统筹规划跨媒体出版，有效实现多种媒体互动。在出版理念上，现代音乐专业出版社应当学习万叶书店“与时俱进”的创新性。万叶书店在民国时期能做到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实现海外发行，很不简单。互联网时代，未来的出版必将是纸质媒体与数字媒体共存。目前，国内涉及音乐产品的出版社，少数开展了一些数字出版业务，“以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为例，这些音乐专业出版社所出版的数字产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电子书为主，另外一类是以音乐音像资料和乐谱为主”，⑥大多数出版社还是以传统的纸质图书出版模式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并未设置专门的数字出版业务部门，也未将跨媒体出版列入其发展战略。虽然多数出版社已组建网站，但产品类型和业务功能单一，他们对新型跨媒体出版形式并不看好，跨媒体出版面临多重困难，主要有领导层意见不统一、经费不足、缺乏技术骨干、发行渠道不完善、盈利艰难等。专业音乐出版社要想在数字出版领域探索出清晰的盈利模式，以下途径可供参考。首先，出版社全体在意识上重视跨媒体出版，尤其是领导层，应以实际行动在思维、资源、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其次，编辑应该积极参与跨媒体出版，熟悉图书的数字化过程。再者，出版方应多作读者调研，以消费者为中心，树立为读者服务的理念，把出版社网站打造成为读者喜欢的音乐文化社区，充分发挥网站与读者、作者的互动作用，做好三者之间的沟通。 除了数字出版，如今的音乐图书出版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命题，比如现代作品（西洋乐和民乐）层出不穷的新技法，古琴特殊记谱的需求（减字谱的制作），等等，就要求音乐出版社学习钱君老一辈音乐出版人刻苦钻研的精神，钻研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打谱软件，不仅能够熟练地掌握、运用，而且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自我研发适应民乐记谱需要的打谱软件，以满足新的打谱需要。此外，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也要求出版社紧跟印刷工艺的演变，比如采用3D印刷技术提高画面的质量，或者采用按需印刷，不仅追求音乐图书的美观大方，还要追求“低成本、新面貌”。

第三，出版社给自己重新定位，在从事乐谱出版的同时，担任作曲家经纪人的角色，积极进行作品市场营销。近年来，随着与国外一些资深专业音乐出版社（如德国朔特出版社、汉斯・思考斯基出版社等）合作与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认识到，专业音乐出版社要想更好地承载制作、复制、传播优秀音乐文化的重任，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借鉴万叶书店的出版模式，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首先，出版社应当成为作曲家的代理人。“人民音乐出版社是国内第一家实施‘签约作曲家’操作模式的出版社。人音社2010年《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开始与作曲家签约，郭文景是第一人。”⑦在选择签约作曲家之前，出版社需要全面考量作曲家的资质、国际影响力及作品演出情况。一旦签约，出版社作为作曲家的版权代理，应负责监督作品在世界各地所有演出、录音等使用情况和租谱费缴纳情况，并支付作曲家所有应得利益。其次，开展乐谱租赁业务。乐谱租赁在西方国家音乐出版社是一项重要的业务。目前，国内仅有人民音乐出版社一家在做“乐谱租赁”业务（从2007年开始）。“出版社采取国际通用的‘乐谱租赁’方式，将所有乐谱的总、分谱以较低价格（约为4000元人民币/月）租给国外交响乐团使用，以实现国内优秀作品‘走出去’，并有效保护版权和防止浪费。租赁获得收入60%归作曲家，40%作为制作费用。”⑧尽管“国内有偿使用乐谱处境尴尬”⑨，但基于中国已加入《伯尔尼公约》多年，有偿使用乐谱应该成为国内乐团自律的法则和共识。再者，挖掘新生代作曲家。除了经营传统优秀作曲家的作品，出版社还应把前者的收入前瞻性地用于积极挖掘新生代力量，培养有潜质的新人，在成功打造新作曲家的同时，也能为出版社带来足够的经济利益，从而形成良好的运营机制，不断推陈出新。

从国家文化产业主要行业的市场总量来看，音乐产业在比例上属于体量较小、特点较为突出的专业行业。尽管音乐图书出版目前在整个音乐产业中的市场规模排名倒数第二，音乐图书出版份额仅占整个图书市场的1%，但它仍是文化产业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音乐产业地位的提升让音乐专业出版有了一个良好的生长土壤，但如何适应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需求及数字化转型，民国万叶书店体制上的灵活、决策者的亲力亲为、思维上的创新性，及其先进的出版经营模式，均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还应结合时代背景，重新思考当下音乐图书出版社的定位，走特色化、品牌化的道路，主动迎战互联网时代新兴的数字出版课题。

注释：

① 谢泳.钱君和万叶书店[J].书城，1998（10）：27.

② “朱咏葵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绘谱专家，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音专大提琴专业，一生致力于绘谱工作。有人评价朱咏葵绘谱是‘妙手奇功，精雕细刻’。”引自黄大岗.我国第一个音乐出版社（下）――钱君和万叶书店[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3）：45～46.

③ 黄大岗.我国第一个音乐出版社（下）――钱君和万叶书店[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3）：46.

④ 黄苗子.钱君的无声诗∥钱君的艺术世界[Z].司马陋夫、晓云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395.

⑤ 郝振省.出版文化理性研究[Z].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46.

⑥ 胡亮.小众图书数字出版的发展之路――以音乐图书为例[Z].编辑之友，2013（12）：27.

⑦⑧ 解s、秦文琛.国外出版社是作曲家的代理人[N].中国艺术报，2012-5-14（6）.

⑨ 李红艳.中国乐团普遍使用手抄或复印乐谱 国内有偿使用乐谱处境尴尬[N].北京日报，2010-9-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