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的延安道路
关于延安道路的学术探究，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被认为是西方第二代学者颇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自该书问世以来，延安道路已然成为评论中共成功和中国政治的惯用语。国内学界近年来也对延安道路或延安模式作过一些考察。应该说这些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到乡村建设的内容，但学者们的主要意图似乎并不在此，而是重在探讨中共在延安时期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管理模式。至于中共在通往延安道路的过程中是如何探索乡村建设的，延安时期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又是如何，在乡村建设中秉持着什么样的要旨和原则，学者们并没有作详细的考究。特别是关于延安时期乡村建设的思路历程，以至最终如何成为中共独特的乡建模式，学界并没有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进行理论阐释。鉴于此，本文拟就相关问题作一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路在何方：通往延安道路中的乡建探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肩负主要责任的张闻天及时指出：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这也就意味着在通向延安道路的过程中，中共也需要重新着手探索新的乡村建设思路。
但是在陕北地区开展乡村建设，首先面临的是异常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正如时人所说，陕北虽然是不毛之地，而今竟连不毛之地也保守不着了;虽然是荒山与沙漠，而今竟连荒山与沙漠也不能游息了;因为文化不进，旧日的思想道德，根本未将种子种好，现在也随着时代的狂风飘散了;因为交通不便，更显得自己是涸辙之鱼，死神已经降临了。它的确是破坏了。的确是由破坏而至于殁落，已到不可收拾的时期了。聂荣臻回忆称初到陕北之时，林彪看到如此荒凉衰败景象很是悲观，曾不止一次流露要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但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要他改变主意，为此林彪一直比较消沉。而对于陕北农村荒凉衰败的景象，聂帅则认为是统治阶级多年残酷统治压迫剥削的结果，同时也是多年战争来回拉锯造成的必然景象。只要路线纠正了，加强建设，根据地是可以逐渐恢复过来的。事实上，在当初的陕北尽管异常落后，但仍然有着一些利好的条件和基础。
二、延安方针：乡村建设的理论聚焦
之所以称作是延安方针，一方面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时空，更重要的是中共乡村建设所面临的已然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就要求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使自己适应于现有的社会结构，或与现有的社会结构保持一致。因此，乡村建设的方针自然须符合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逻辑。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客观实际以及民众的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乡村建设的政策措施。
(一)尊重固有条件
1943年1月，《解放日报》刊发一篇社论指出：我们必须绝对注意有关地区的固有条件，并把它们区别对待。这篇社论是依据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而刊发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被称作是奠定经济建设方针的一次会议，其中对尊重固有条件的阐发，也成为延安时期乡村建设的基本方针。实际上就在1936年12月，中共就专门针对边区的地方工作提出指示，称在目前极有利于我们发展工作的形势之下，我们必须分别各个地区不同的特点，来进行地方工作，不然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推而开来，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绩，尊重固有条件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比如，同属陕甘宁边区的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就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态属性。前者地广人稀，土地贫瘠，阶级分化程度低，社会自主性弱，于是移民垦荒便构成了延属分区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而后者人多地少，土地肥沃，商业发达，阶级分化程度高，社会自主性强，缺乏移民垦荒实施的足够空间。因此，并不能通过群众路线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需要自上而下地把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强加于社会。有关这一点，新西兰学者纪保宁就专门对此有过论证。
(二)组织起来
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乡村建设，一个现实的环境是极其分散的农村环境和相互独立的个体经营单位。鉴于这样的实际环境，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不仅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革命，而且也是贯彻被马克赛尔登称作为延安道路精髓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从发展乡村经济的角度来看，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可以使生产力提高一倍，可以使穷苦变为富裕，可以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可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且组织起来这个方针与办法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正确作风。与此同时，中共要求在一般的组织之外，应依照各种不同阶层、职业、性别、年龄、信仰、兴趣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组织。例如，职业的(农民救国会、农协、雇农工会、手工业工会、苦力工会、小贩联合会、小学教师联合会)、武装的(自卫军、壮丁队等)、文娱的(自乐班、夜校、识字班等)、年龄不同的(青年救国会、少先队、儿童救国团、老人队)、性别的(妇女团体)以及利用旧有名义的组织(十姊妹、唐将班、大刀会)等等。同时在组织农民群众的工作中，要善于抓住和运用时机，吸引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下级特别村或乡的组织。
三、实践路径：乡村建设的延安模式
如果说乡村建设的延安方针，是中共基于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际和民众的基本诉求而形成的乡村建设思路，那么通过大规模整合与建设乡村社会，则是这些方针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在乡村社会的情境聚焦，并最终积淀而形成独具延安特色的乡村建设路径。
(一)议事选举乡村自治
乡村建设运动首先是民主运动，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乡村建设。在农村中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少数人的利益，妨碍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求建设，如果不是替少数人建设，必然是句空话。民主政治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力量，有利于多数人的建设，在半封建政治之下，绝对不能实现，可是在民主政治之下就很容易实现。因此，只有推进民主政治的乡建运动才是救国的乡建运动。这一认识，既是当年关注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洞见，也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二)互助合作双重效应
黄宗智曾有过这样的论断：革命之所以和造反或王朝更迭区分，最终是因为革命不仅只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且同时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实际上延安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就是这一论述的典型体现。它既满足了乡村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深刻地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这一点又是延安时期乡村建设的独特路径。
在乡村建设中注重互助合作，是中共依据当初的客观形势做出的基本判断。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生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重要了。故而开展互助合作，就成为延安时期开展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举措。即便是一些国统区记者也认为，在乡村建设中开展互助合作，中共的办法是很好的。实际上这种从劳动互助到合作社的转变，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通过互助合作形式，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对于贫农和中农是特别有意义的，这样他们便解决了农业上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是解决了边区劳动的缺乏。与此同时，开展合作化运动，据一些到访边区的记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一般农民性情的孤僻，同时具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实效的三种性质，起着三位一体的作用。
四、思考与讨论：延安乡村建设的多维审视
马克赛尔登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及其它敌后根据地当时所实施的社会、政治经济纲领，可谓是20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最富有创造性的纲领之一。实际上这也是中共最终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也有当初的一些时代烙印和特征。
首先，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有着明显地战时动员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防建设。1937年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战时经济政策是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教育建设则是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体现在乡村文化方面亦是如此。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在给边区教育厅的报告中就指出：在这个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期间，一切动员工作亟应加强。而开展农村文化，提高人民胜利的信心，尤为中心工作的任务。可见以战争动员为中心几乎构成了延安时期乡村建设的全部内容。
其次，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有着强烈地政治化色彩。以乡村教育为例，一些人士在谈及乡村教育的时候不无抱怨地说道：要学生参加抗战活动和政治活动。这是很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却有了偏向，那就是太政治化了。所谓太政治化，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政治教育，只是教学生学习一大堆抽象的政治名翻和空洞的政治口号，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群众生活所需要的应会知识，做一个现代公民应具备的常识。例如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边区的地理，就未能系统的进行教学。以致儿童关于达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至于边区以外的世界，那对他们更是漆黑一片了。
最后，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尽管是以民主化为其基础的，但却并未形成制度化建构。一些乡代表会、村民大会，虽然运用民主比较纯熟，但亦只是完成动员工作，民众自动提出意见改进本乡各种建设者还少。张闻天在神府县调查时就发现：政府对群众，切身问题关心的很差。群众有很多话还不敢说，不肯说。因此对民主的兴趣不大。过去改造还是形式的。对于乡代表会议，尽管基本上是代表群众利益，但是完全代表还不一定。即使好的法令，也还要需要群众自己推动去实行。公民大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还只是理想，是奋斗目标，实际一下子还做不到。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共所领导的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治最多也只能算是农民民主。因为，这种民主的哲学基础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更接近于仁政。同时由于90%以上的中共党员是农民出身，而农民与中共领导人似乎认为，民主权利是党恩赐的，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收回这些权利。
推而开来，尽管中共在延安时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乡建模式，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乡村建设，毕竟有其特定时空下的生成轨迹。即便是曾经被誉为许多最迷人的因素，也在随后的历史发展演进中都夭折了。王国斌先生也曾对此有过评论。他指出：这种地方层次的参与并不包括任何制度上的设计，能让农民越过地方的党干部向更高层次的政府表达其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革命与理想的交织，描绘出乡村中国绚烂多姿的革命画卷，但是战争与动员的对接，依然凸显出乡村中国幻隐幻现的历史残留。虽然乡村建设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激荡起乡村中国的层层波澜，但是当运动犹如风暴有起有落，民主却往往随风而去。曾经的延安道路，也在随后的各种运动中逐渐淡却。以撰写延安道路闻名的马克赛尔登，也不得不在其后记中建议要用复杂的眼光认识延安道路。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在乡村建设的发展道路中，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