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主义的困境与出路

内容提要 实践唯物主义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特定进程中出现的概念，其内涵本身是多义性的。这种多义性，既容纳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多种不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内容的含混影响和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通过对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困境的分析，揭示马克思实践概念深刻的历史性，进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超本质，对于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实践唯物主义 历史性 超越性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001-08

实践唯物主义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并不具有统一的内涵，学术界是在多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正是由于多义性，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容纳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过程中提出的多种不同的阐释路径和方案。但也正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的多义性，使实践唯物主义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一方面无法解释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完成了对辩证唯物主义批判之后，无法理解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和阐释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内涵，以明确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进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超越性本质。

一、实践唯物主义的多重内涵

第一种是在传统的自然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这不过是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变形，是对理论界对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的一种回应。就其实质来说，其理论的前提设定仍然是自然本体论，只是将传统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功能、将实践的能动的反作用扩展、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这样的一种阐释，并没有真正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所具有的意义，更没有看到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具有的现实的革命意义。因为无论给奴隶多大的“能动性”，只要不打碎奴役的枷锁，奴隶就始终是奴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探讨正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回到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因为对于人、人性、人道主义、人之主体性，直至实践的探讨正是对人及其自身存在现实世界的理解和阐释，并试图通过这种新的阐释以明确人在世界的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寻求解答现代性人的生存危机、人的解放的路径问题。因此，可以明确地说，这种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伪装后的对现实的人的否定，是与时代背道而驰的。

第二种实践唯物主义的涵义是一种二元论的：一方面强调实践对于现实的人类世界具有的本质性的、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传统的自然本体论所设定的自然世界的先在性。这种理解在基本的哲学研究范式上并没有摆脱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建制，只不过是将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转换成为实践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实践”这一本质性变革的概念之后拖着一条18世纪“唯物主义”的辫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只是部分地实现理论观点的转变，而没有真正实现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没有哲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无法真正达到对马克思思想本质的理解，更无法站在马克思思想的高度去理解和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

上述两种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思想体系变革时代中两种不同的理论表现形式，并没有真正实现对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超越性的理解，依然陷于传统的旧哲学的思维框架之内。真正具有创见性和超越性的理解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于实践本体论而言，实践绝不仅仅是一种主观见诸于客观的活动，而是现实现存感性世界存在的基础，从而使实践成为理解、把握人与现实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根基性的存在。从而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研究范式。

从实践唯物主义提出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异化与人道主义、到人之主体性、再到实践问题的讨论，已经触及到了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超越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困境，如何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局面或思维方式的问题。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就具有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也正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多义性，使实践唯物主义丧失了对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阐释能力而退出历史舞台。

二、实践唯物主义的困境

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多重意义的使用，虽然带来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这种混乱也是任何一个思想变革的时代所固有的，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多义性，实践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容纳了多种不同的新的思想，并在各种不同的理解的相互冲突之中，逐步明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各种不同的理解也逐步明确了其自身所理解和阐释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引导了其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是，实践唯物主义概念内涵的多义性，也成为其陷入困境的根据。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期讨论逐渐隐入沉寂，实践唯物主义由于逐步丧失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能力而陷入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根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倾向。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开始回归自身发展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丧失了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由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重新厘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研究领域受到了严重的压缩。就现实的社会生活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极度混乱的思想意识及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冲击，使中国人的理论意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物质欲望，进一步消解了中国人已经日趋淡薄的理论兴趣。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先后出现过几次以西方思想的引入、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反思为核心的文化热潮，但每次思想领域的开放都紧跟着思想领域意识形态的紧缩，不断地唤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那段悲剧性的历史的清晰记忆，使他们意识到思想领域的论争带来的现实生活的变化，因而对任何有关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同时，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亦明确要求从马克思的思想文本出发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回归自身理论的内在逻辑。这种学院化倾向的一个致命结果就是使实践唯物主义这样一个直接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脱离了现实的指向。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摆在了理论面前，而一个复杂、多义、相互冲突的实践唯物主义无法给予这些现实的问题以一个理论的解答。换言之，实践唯物主义丧失了其解答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沿着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这样一种思路，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多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这样，含义模糊、甚至内涵相互冲突的实践唯物主义概念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实践唯物主义的各种理论阐释在批判了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之后，实践唯物主义无力解答其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不完成对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清理，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进和发展都难以真正实现。因为从思想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的属性来说根源于梅林-普列汉诺夫传统，是属于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之内的，而实践唯物主义则力图通过对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理解，以阐明马克思实现的根本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对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超越。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和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调和的。因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逻辑。那种把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唯物主义+实践”“能动性+受动性”等都是仍然停留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内去理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揭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实现的根本变革的性质的。

另一方面，自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并逐步明确“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但这里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根源于梅林-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的那个历史唯物主义了。这样就使实践唯物主义处于比较尴尬地位。因为实践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更多地还是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上，并没有真正从实践本身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换言之，并没有真正说明马克思是如何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实践概念的创造性、超越性的理解进入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阿尔都塞提出的“认识论”的断裂就是一种最明确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清楚地揭示了从实践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跃迁的困境。这一方面是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多元阐释格局的体现，它表明在当今时代一种能够取得完全一致的认同、并能够统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新的唯一的体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思想体系变革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概念及其理论逻辑的折中、矛盾、冲突等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理论格局之下就需要明确概念、理论的基本内涵、逻辑等等，以达到理论的清楚明晰。另一方面也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即排除前提的混乱性、各种思想的不彻底性以及逻辑的混乱，以获得清晰、明确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说这一个概念无法摆脱其思想史上的混乱造成的难以理解或不能清晰明白地传达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及其理论体系，那就必须舍弃这一概念。 综上所述，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困境的根本在于，它依然停留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建制之中，由于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位置，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理解实践对于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具有的本体论的存在意义。因此，有必要遵循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回归马克思思想文本本身，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理论意义。

三、实践本质的历史性

实践唯物主义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直接（字面意义）依据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以及“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三个方面的依据虽然不能真正传达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基本内涵，却给我们指明了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路向，那就是要从马克思对感性活动、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的理解之中去尝试解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内涵。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是自我确证自己的存在的，正是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自我确证的。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消解了自然界的自在性和给定性，从而一方面现实地创造着人的生活世界、创造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另一方面人从其所创造的世界之中直观到自身。因而，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康德哲学中的那个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也就变成了“为我之物”了。近代西方哲学面对的那个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丧失了其本质的抽象性，而成为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中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人本身、而且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都不过是通过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而生成的，所谓整个世界历史，不过就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过程中人与世界的现实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对于能思维的人的意识来说，同时也是它被理解到、认识的生成运动。

因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近代唯物主义所说的那个自在的、与人无关的自然界，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与人同在的、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所谓的物，不过是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不仅是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②因此马克思说，在17世纪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那里，物质还带着感性的诗意光辉对人发出全身心的微笑。但是，唯物主义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变得片面了，随着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哲学开始按着数学和几何学来建构自己的体系，感性失去了它鲜明的色彩，变成了抽象的几何学家的感性，丰富的物质运动形式被抽象的数学运动和机械运动所代替。如果说笛卡尔提出“动物是机器”的命题还为人及其感性保留了一点尊严，那么18世纪唯物主义提出的“人是机器”的命题则是对人的彻底的漠视。因此马克思说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敌视人的唯物主义，或者说是无人的唯物主义。

四、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本质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完成之后的人的生存结构的分析，揭示了政治解放完成之后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生存结构。从而揭示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基本建制――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根源，并通过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分析，阐明了现实的人类世界存在的根基及其运行的基本方式。从而彻底地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开辟了理解和阐释人类历史的全新的理论体系。

首先，揭示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的现实基础。按黑格尔的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二者统一性的问题。而马克思则认为思维和存在的二元分立其实质是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政治解放的直接后果就是现实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其实质是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人分裂为公民、法人和私人，社会分裂为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等，最终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种最终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不过是现实的人的分裂状态的理论表达。这种世俗世界的分裂，并最终形成一个凌驾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上的独立的意识王国的现象，不可能从意识本身的发展来解释，只能通过对现实的世俗世界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的分析给予说明，也只能通过人的革命的实践活动对现实的世俗世界的改变方式才能消除这种分裂。进而寻求重建人与社会的统一的基础。因此，马克思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问题，即借助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以消解现实的非人的生存结构，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所谓现实的人，就是在确定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这样的人首先是一个个体，作为这样特殊的个体，人总是要死的。正是由于个体的人的死亡，使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表现为一种有限生命相续的无限的过程。从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在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之中，每一代人都遇到确定的资金、环境和生产力，这种确定的资金、环境和生产力一方面确定限定了新一代的活动，同时也在新一代人的活动中所改变。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作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基础，具有确定性、历史的客观性和决定性；但这种确定性对于人类的历史性实践活动来说，不是自然的必然性而是历史的必然性，在历史的进程展开中表现为现实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表现为现实的历史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之中，个体的人获得了超越自身个体存在的意义，而成为总体，既作为观念的总体，又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总体性的主体自为的存在。因此，人既作为总体的生命表现而存在，同时又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为核心建构的全新的哲学体系，彻底地消解了近代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消解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摧毁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使哲学的目光从抽象的思维领域转向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因而是“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