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上中美战略互动关系的转型

摘要：在冷战及系列制度的背景下，中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历经兵戎相见冲突型、威慑冲突型，随后由于朝核危机的爆发而转型为竞争一合作型互动模式。中美维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地区稳定的共同利益促使双方进行了系列的合作性互动，但两国在朝核问题互动中表现出的结构性分歧表明双方仍然处于竞争状态。国家利益是中美选择对朝政策、从而决定中关互动模式的直接因素。中关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可以折射出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

关键词：战略互动；朝核危机；竞争；合作；竞合型互动

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是朝鲜问题，朝鲜问题的核心是朝核问题。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互动不仅可以凸显双方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底线及政策趋向，更可以折射出两国整体关系的本质。本文将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互动及其转型进行分析。

一、互动及战略互动

“互动（interaction）”是国际社会中不同行为体在特定背景（传统、规范或制度背景）下所进行的、带有某种利益目标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持续不断过程，是国际关系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ehengreen）认为：“从定义上看，国际关系有别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因为它关注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可以这样来理解“互动”：首先，互动需要双方角色的相互依存而存在，而确定这种相互依存角色就必须借助于某种传统、规范或制度形式，没有“规制”就不存在互动的角色；其次，互动是一个“过程”，必须有行为体之间持续不断、相互影响的过程，互动才会得以形成；再次，互动的行为体一定带有某种利益目标，否则互动就失去存在的动力。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博弈论学者更倾向于用“战略互动”来考察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他们首先强调行为体互动与制度的关系。如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阿克塞尔罗德（RobertAxelrod）就强调博弈的规则背景，认为任何互动都发生在参与者共享的规则背景中，互动也会在制度的背景下出现。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当行为体不是独立决策时，就要求各方共同建立起行为规范，实现共同希望的共识安排，这时制度就形成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确保能够改变国家决策标准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从而使国家在决策同时考虑其它国家的利益。这样国家实现的是共同利益最大化而非自我利益最大化。其次，他们强调多次重复博弈下合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新自由制度主义者钟情于互动预期（interactional expectancies）和互惠（reciprocity）等概念，认为博弈者长期的互动会形成一种互惠机制，如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认为，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中，背叛会非常有吸引力，但在长期的博弈中，行为体就会选择一条实现自己报偿最大化的战略。现实主义者虽不否认重复博弈下合作的可能性，但认为国家更加关注相对收益，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不会放弃使用武力，如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M，Grieco）建立了一个“修正的囚徒困境模型”（Amended Prisoner's Dilemma Model）来证明国家的相对收益偏好和国际合作的限度，他认为国家的生存而非个人福利才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武力在事实上是首要的和永恒的手段。

“互动”或“战略互动”可以成为考察不同国家动机与行为以及行为效果的理论框架。为了便于分辨国家间互动的性质，需要对互动进行分类、定性。根据上述“战略互动”理论的分析，“合作”、“冲突”等应该成为判定互动性质的内涵式指标。艾尔娜・奥洛娃（Elna A，Orlova）将国家间的互动分为合作式、竞争式（冲突式）和对话式三类。她的这种划分不一定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如我们通常会将“合作”与“对话”划等号，而将“竞争”与“冲突”区别开来。所以需要重新对“互动”进行分类。笔者曾经将国家互动模式分为三类：冲突型互动、合作型互动和竞争型互动，并依次作出较为详细的定性描述。

互动理论可以有助于分析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历程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在经历了兵戎相见的冲突型互动（1950―1953）、相互威慑的冲突型互动（1954―1978）及互动模式的转型（1979―1991）之后，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开始进入一种“竞争一合作型”的互动模式（竞合型互动）。

二、从冲突型到威慑型：冷战时期中美在朝鲜半岛上的互动

“威慑理论是一门关于如何巧妙地避免使用现实武力的理论”，威慑的目的在于防止别国的侵略和避免陷入战争。威慑是政治、军事、心理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保持威慑的可信性，需要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和明确的政治意图，“当威胁的基础是建立在足以给进攻者以‘难以承受的打击’的军事力量之上，同时又有明确的意图和坚定的政治意愿来实施这种惩罚时，威胁才是最可信的”。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上采取了多种政治和军事手段，特别是构建了各自的同盟体系：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对韩国施予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和维持数万人的驻军；中国与朝鲜签订《中朝友好互助条约》（1961），对朝鲜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朝鲜一道谴责美韩的挑衅。双方通过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力量，并借助于多种政治渠道明确表达威慑的意图。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认为：“威慑存在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冲突的同时，也存在共同利益。如果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共同利益关系或者完全冲突关系，那么，威慑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美的相互威慑正是如此：在双方敌意未消的情况下，相互威慑保证了双方的共同利益――防止朝鲜战争再次爆发，维持了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稳定。 中美建交以后，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及经济合作等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份量进一步提升，朝鲜半岛议题逐渐退至次席。中美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朝鲜半岛政策。中国一方面继续保持与朝鲜的同盟关系；但另一方面又调整朝鲜半岛政策，如不再无条件、大规模地援助朝鲜，逐渐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并最终建交。而美国在维持美韩同盟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不让朝鲜半岛问题影响中美的整体性合作。更重要的是，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保证地区安全与稳定、应对苏联在朝鲜的势力扩张等成为中美的共同利益，使得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性进一步增加。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改善，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威慑型互动逐渐转型，特别是中国与韩国建交之后，中国对美韩同盟的威慑态势缓和下来。但总体而言，冷战结束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中美在朝鲜半岛上互动的基调仍然是相互威慑的冲突型互动。随后，两次朝核危机爆发，中美两国正式进入合作与分歧大致相当的竞合型互动模式。

三、中美在朝核危机中的竞合型互动

冷战结束后，中美的“战略相互依赖”基础消失，双方进入正常的大国关系阶段，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深层次的合作与相互依赖，在军事领域又表现出战略互信的缺失，在政治领域则表现出既互动频繁又纷争不断的状态。中美整体关系可以用“竞争一合作型”互动模式进行概括。在朝核问题的互动过程中，中美的合作与竞争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一）中美在朝核危机互动中的合作性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最大利益交汇点就是维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性互动。

1 在第一次朝核危机中的合作

2 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合作

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中美继续进行合作性互动。与之前相对谨慎的态度相比，中国在此次核危机中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在中国的斡旋下，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顺利召开，美国仍然希望中国能够发挥积极的影响。小布什政府重申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可以扮演建设性角色，并多次要求中国向朝鲜施压并促使朝鲜回到谈判桌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六方会谈处于无限期休会状态，但中美仍然在为维持半岛无核化进行合作。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曾表示中国在降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可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本人表示“赞赏中国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性互动更趋明显。2013年3月，奥巴马向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需密切协调确保朝鲜兑现无核化承诺；美国多位领导人访华时都表示对中国发挥作用寄予很高期待。

（二）中美在朝核危机互动中的竞争性

尽管中美在阻止朝鲜的核行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却掩盖不了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和分歧。从严格意义上讲，中美在朝鲜问题上更多是一种竞争型互动。

中美在朝核危机的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要分歧有：

第三，中关对朝鲜行为的表态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对朝鲜诸如核试验、发射导弹等行为进行措辞强硬的谴责，而中国更多是通过联合国决议来对朝鲜进行相对委婉的谴责。中美对朝行为表态的差异集中体现在2010年发生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上。“天安舰”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Rodham Clinton）强烈指责朝鲜的“挑衅行为”，称朝鲜无故击沉韩国天安舰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在“天安舰”事件后中断了对朝鲜的油料供应，但对事件本身保持了沉默。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美国表示“对这些行为感到极为愤慨”，认为朝鲜炮击韩国岛屿是一次肆无忌惮的行径。奥巴马立即派“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进驻黄海附近并参与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据称“不仅针对朝鲜，也是针对中国”，而中国军方则针锋相对地对美国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警告。在与胡锦涛主席的一次会谈中，奥巴马公开批评中国数年来“对朝鲜的有意挑衅行为熟视无睹”，并要求中国运用其影响力劝说朝鲜放弃卫星发射，因为“中国在过去数十年对朝鲜的容忍并没有导致朝鲜挑衅行为的根本性转变”，而中国并没有就此问题向美国妥协。两国对朝行为的表态差异明显。

第四，对中国在朝核危机中扮演角色的认知不尽相同。美国一直强调中国在朝核危机中拥有强大的“杠杆”力量，能发挥建设性的主导作用。美国此举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引诱”中国朝美国的立场上更加靠近，借助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所以美国希望中国扮演“严厉的施压者”角色。而中国当然明白美国的意图，在第一次朝核危机中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在第二次危机中，中国比较积极地向朝鲜施加了一定压力，而且空前地与美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但中国更像是在扮演“积极的斡旋者”角色：中国在六方会谈的前前后后尽量对与会方（特别是美国和朝鲜）进行调解与斡旋，同时劝说朝鲜和美国要放弃强硬的对抗姿态，力主通过会谈形式和平地解决危机。中国在这次核危机中所扮演的，是一种“斡旋者”的角色，或用国内一位学者的话说是“诚实的调解人”。

四、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竞合互动的战略目标

国家进行战略互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从朝鲜战争中走过来的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逐渐调整相互政策，在日渐频繁的政治互动中达成利益的协调，同时又坚持各自的战略目标与政策态势，保持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状态。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正是这种状态的写照。

中国在朝核半岛的另一个战略目标是通过主动担当更多责任来提升国家软实力。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仍处于冷战余威的影响下，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采取了较为谨慎、也比较保守的外交政策，在朝核危机中并没有积极作为。但在新世纪，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可以增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带来更多软实力，所以积极在各方问穿梭、斡旋，促成了六方会谈的召开。在与美国的行为互动中，中国也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坚持基本立场（维护地区稳定、维持朝鲜政权生存等）的情况下，逐渐向朝鲜增加施压的砝码（如公开宣传制裁、少与朝鲜领导人会晤等），与美国合作性互动的程度也在增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国选择与美国进行合作性互动，是目前比较理性的政策选择，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提升。

结语

正如前文所言，国家间的战略互动是国家在特定背景下所进行的、带有某种利益目标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持续不断过程。共享的规则和制度背景是国家战略互动形成的前提条件；国家虽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在经过长期的重复博弈之后，会理性选择双方共同获利的战略与策略，从而实现“战略互惠”，这解释了国家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但国家自私的本性决定了国家更关注自身的相对收益，这表明了国家合作的限度及竞争的必然性。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互动及其转型正印证了这些观点。

“冷战”的背景决定了拥有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中美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型互动。在经历了兵戎相见的冲突型互动之后，双方在敌意未消的情况下实行相互威慑战略，目的在于防止双方再次被卷入战争；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的政治互动日渐频繁，双方开始调整各自的战略，直至中美建交、双方互动的制度背景发生根本变化，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互动的合作开始增加，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惠”。但双方在战略目标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双方在本质上处于竞争状态。这是中美由冲突型互动向竞合型互动的转型，这种转型在两国关于朝核问题的战略互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中美在朝核问题上享有的共同利益决定了双方互动的合作性。中美共享一致的国际制度（不扩散核武器的制度），在核问题上拥有相同的认知，都主张不扩散核武器、乃至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器。这是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第一个利益交汇点。第二个利益交汇点是维持半岛局势稳定和地区战略安全。朝鲜拥核及其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威胁地区的战略安全。中美都不希望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核武器被运用于战争。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共同利益决定了双方必然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保持合作性互动。

但另一方面，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目标存在的结构性分歧又决定了双方互动的竞争性。美国政府主张建立“无核世界”，甚至于2010年正式抛出“无核世界”倡议，但美国又是拥有核武器最多、最经常使用核讹诈战略的国家，这让朝鲜等美国眼中的“无赖国家”一直存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朝鲜制造核武器虽然给地区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但其真正的肇因却是美国核政策的双重标准。朝核问题对美国而言有两项重大利益：一是防止核扩散，特别是防止核技术和核材料流入恐怖主义势力手中；二是维持其驻韩美军，避免对其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东亚战略构成冲击。美国并不真心希望朝核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因为这会使美国失去继续驻军东亚的借口而危及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及其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使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失去平衡。中国一直奉行不扩散核武器政策，并主张真正、彻底地销毁全部核武器。但在核武器数量众多、核威慑战略盛行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实行防御性的核战略。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坚决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外部势力不要干涉朝鲜半岛内部事务，反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这是中美在朝鲜半岛战略目标上的结构性分歧，使得双方互动中的竞争性成为一种必然。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竞合型互动是中美整体关系的一个缩影。美国负责朝鲜政策问题的特别代表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朝核问题“是对美中两国能否在更广泛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一个试金石”。事实确是如此。一方面，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竞争是本质性的，而纵观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差异、政治制度差别、战略目标冲突等结构性矛盾导致中美一直处于整体性的竞争状态。另一方面，中美在朝核问题的竞争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这映衬了中美整体关系中的合作性。可以预见，中美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行为互动态势，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