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因

摘要：世界头号的美国和世界第二的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两国间的战略疑虑不断加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最好途径。

关键词：中美；新型；疑虑；对抗

中国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基本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基础上，经过历朝历代的领土集聚，形成了现代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与长期占据世界20%的庞大人口一起形成现代中国巨大的“权势基值”，是中国有资格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这一规模优势与不断成长的经济实力，快速推进的军事现代化水平以及拥有对世界事务的否决权一起，使中国被广泛认为是下一位超级大国的有力候选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在战争中高度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令他国望尘莫及的综合国力，通过构建联合国，建立WBG，IMF，GATT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取得世界领导权，基本上掌控着世界发展的方向。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现存的唯一超级大国，拥有对国际社会的重大影响力。

修昔底德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①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已大大超越除美国外的所有国家，而且综合国力也从“多强”中脱颖而出；而主导世界事务的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维护世界霸权的巨大资源遭到了削弱，临危授命的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中美国力差距缩小，两国开始了“权利更替”的过程。两国关系已越来越向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转变。

中国崛起的巨大“外溢效应”和“震荡效益”引起美国学术界和战略界的普遍忧虑。根据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论断，崛起中的大国一定会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将引起霸权国家的焦虑与反作用，最终两者之间的危险与摩擦不可避免，出现大国政治的悲剧。布热津斯基认为，充足的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是建立庞大军队的先决条件；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感到担忧，不是因为它相对弱小的军事，而是因为中国有众多的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现代化经济；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并挑战美国；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外国在华投资规模，都属全世界最高之列，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将使中国有能力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保罗・肯尼迪认为，一个在经济上迅速发展的大国由于早期的经济扩张带来了海外义务（依赖国外市场和原料，军事同盟，可能还有军事基地和殖民地），因而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会将军力建设放在首位，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②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并且正在创造有史以来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神话，以及为实现民族复兴而进行的急速军力建设。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加深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就是针对中国的预防性战略。“把平衡中国崛起作为一项重要考量，在外交姿态，军事部署和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展开一系列制衡中国的行动，意在防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因中国力量上升而被边缘化，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大国地位”③。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加紧在该地区的战略调整和军事部署。继续以国内法为依据，对台售武，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沿海和舰船进行高强度的抵近侦察；在亚太海域与各国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以及针对中国提出新的作战理论――“海空一体战”。这无不增加北京对美国战略意图的怀疑和忧惧。利用自身影响力，发挥“巧实力”挑动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抗衡中国，给中国制造战略麻烦，以牵制中国力量的增长。这使中国更为不满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更加坚定地加速推进自身的军事现代化，并且新近以来，愈益考虑在东亚对美国的某些战略盟友和战略伙伴进行军事打击。海湾战争特别是1996年台海危机极大地刺激和震动了中南海，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民族自尊、发展权利和国内要求，中国始终将军事现代化和拥有战胜能力作为军力发展的目标。然而华盛顿将亚太乃至全球主导地位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力量的上升必将对美国维护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战略资产――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起稀释作用，两国在这一领域内存在结构性矛盾。中美之间似乎注定要重蹈“大国政治的悲剧”。

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现阶段最大的国家利益是有序地推进最终崛起的完成。相对缓和的国际局势与和平友善的周边环境是中国能否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必备条件，新时期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继续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美国是拥有巨大战略资源和全球影响力的老牌大国，是唯一有能力阻断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如果美国推行全面围堵和打压遏制的对华政策，中国将会面临重大的战略压力，整个国家的中心也将从经济建设转变为对抗美国，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将被迫中断。而且将对美关系置于对华关系之上的其他发达国家也将站在美国一边，这会使中国与极其重要的现代技术和资金来源隔绝，丧失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欧美市场。大国向来是中国外交布局的关键，但是美国因其在世界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必然成为关键中的关键。北京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处理中美关系，因为和华盛顿发生的严重战略对抗或者军事冲突将会断送中国寻求成为经济强国的努力。

中国崛起处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占据显著优势的国际体系中，所以美国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态度是中国崛起的最大外部因素。在以无政府状态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社会，国家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实力与利益是国家关注的首要内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向美国表明中国将通过体制内崛起的方式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尊重美国作为头号世界强国发挥领导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试图阻绝中美陷入守成霸权国和新兴崛起国注定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和相互对立的零和博弈，尽量降低中美对抗的可能性和推迟美国维护其全球地位而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和确保中国最终崛起。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两国关系，发展“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中美关系新形式对增强战略互信，减少和化解非理性战略焦虑至关重要，有助于双方避免因战略误判而发生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