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
1965年我考取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语系。离开家乡前，西师外语系毕业生、在我母校四川新都大丰中学任教的刘昌和先生前来道贺，并向我介绍说：西师校园很大，风景很美，师资力量很强，特别是著名学者、诗人、红学家、翻译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吴宓先生在此执教，为西师这所名校平添了一线异色。听了刘先生的这番讲述，我对吴宓先生肃然起敬，决意到校后一定要去拜访他，向他请益。
一、上门向恩师请教
到了西师后，我打探到吴宓先生有一个几成定式的生活习惯，即每天晚饭后都要从居所文化村出来，沿着大操场到三教楼这条路散步，于是便邀约同班同学唐永齐与我一道到大操场边“候驾”，一睹这位泰斗级学者的风采。到了大操场边约摸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吴宓先生果然现身了。他七十多岁，个子瘦小，面目清癯，秃顶，戴了副极为普通的眼镜，身着灰色布衫，脚穿圆口布鞋，毫无一点大教授的派头，俨如四川人所称的“糯米老头”。但若细心观察，也不难发现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散步时左臂挂着拐杖，显得有点洋气。他散步不是慢悠悠的，而是一摇一晃地作细步，走得非常之快，酷似“神行太保”。他走路时双眼直盯路面，决不左顾右盼，精神之专注，有如做学问一般。
入读西师外语系，教授我们汉语言文学的老师是中文系教授杨欣安先生。由于我酷爱中国文学，习作成绩不赖，杨先生挺喜欢我。当与杨先生混得较为熟络以后，我便向杨先生启齿，请他带我去拜访吴宓先生。殊料杨先生以“教务忙”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老夫子毕竟是老夫子，终究经不起我的死搅蛮缠，他最后还是应允了。于是在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杨先生便带我去到文化村一舍，见到了我心仪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的居室不大，只有两间屋子，外住先生，内住保姆。先生所住的这间屋子，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看上去显得有些寒碜。杨先生向吴宓先生问安后马上切入“正题”：“这是外语系李生，我的学生，四川新都人。李生对宓公很崇拜，故今夜带他来看望你，向你聆教。”吴宓先生听罢直摆手说：“宓老朽无用，愧不敢当，欣公很有学问，要好好跟欣公学。”说罢转过话锋：“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个状元叫杨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个大学问家，且很有气节，十分了不起。”随即沉吟升庵先生在被流放永昌（今云南保山）途中所著的一首诗：“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 十二街头春雪遍，马蹄今去落谁家。”吟罢长叹一声，流露出他与当年升庵先生一样，怀才不遇，满腹愁怅与凄怆。第二次到先生家是一个冬夜，我向先生请教怎么才能学好文言虚词活用。先生告诉我：“掌握文言虚词活用，其实并不难，只要多读、多记、多用，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使用，一定能学好。”旋即以“之”字为例，给我讲授它的若干种用法，并现身造句：“譬如我送你到重庆，我便可说‘吾送李生之重庆’。这里的‘之’是动词，‘去’和‘到’的意思。”这次聆教，我受益匪浅，永生难忘。第三次到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个春夜。我将自己写的一篇两千字散文《春到缙云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灯下，将此文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笑着对我说：“散文难写，短篇散文更难写。这个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书和繁体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所以要我使用繁体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对使用简化字持有异议使然。那时我太嫩，思想单纯，每去一次先生家回来都要将实情告诉同学。殊料这一“实情告诉”却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出于对我的关心，班里一位“团干”告诫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吗？共青团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吴宓很反动，前年‘四清’运动挨了批，如果你继续和他搅在一起，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团干”所说的这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吴宓先生。不过师恩难忘，我仍经常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先生的情况，关注着先生的命运走向。
二、“文革”中惨遭迫害
三、奋力捍卫中国
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
1970年，我毕业离开西师，再也未见过吴宓先生。先生后来的情况，我从中文系老师那里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据说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学界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孔”的人为数不多，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听中文系一位老师讲，有一天系里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个“造反派”跳起来要吴宓先生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殊料这位倔老头子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高声颂扬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先生的这席话，弄得全场一片哗然，搞得这位“造反派”灰溜溜的，愤愤地骂了声“老顽固，反动透顶”便离开了。类似这样在批判会上“搅局”还有一次：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吴宓先生时骂先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先生听了十分不满，马上站起来：“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个狗屎堆。”先生听罢大笑起来：“谬矣，大谬矣，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先生何须与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咬文嚼字，先生义正辞严地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不可让‘不齿’二字谬种流传。”先生的这些表现，有些人觉得“迂古”。若细心考量，我却以为这正是这位老夫子的可贵之处：他矢志不移地追求真理，奋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我的这个说法，并非想当然，在吴宓先生被“造反派”勒令所写《悔过书》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先生在《悔过书》中写道：“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宓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同时还写道：“我罪实质是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坚持‘中西融合’的治学理道，坚持中华文化价值所在。宓以为中华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持和发扬光大。”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自身深受迫害、惨遭蹂躏之时，先生竟能置自己荣辱与生死而不顾，始终坚信真理，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这种大智大勇，惊天地，泣鬼神，很值得我们称颂！
四、辞世后享受的哀荣
1977年吴宓先生因患重病，加之右目失明，腿疾困扰，生活不能自理，经亲人请求和本人与校方同意，他戴着“反革命”帽子，由胞妹吴须曼将其带回老家陕西泾阳生活。殊料先生回到老家不到一年，一病沉疴，溘然长逝。据先生的亲人讲，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曾这样呓语：“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是吴宓教授”，使人听了非常寒心和揪心！噩耗传回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和外教研究室的全体教师，在系主任主持下为吴宓先生开了个二十分钟的追悼会。如此草草地打发这位文坛泰斗离开这个世界，全院许多师生愤愤不平。吴宓先生辞世后不久，中国政坛始现开明的政治曙光。1978年8月，西师在东方红图书馆为吴宓先生开了个高规格、像模像样的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来西师还将吴宓先生当年到教学楼上课必经的那条路命名为“吴宓路”，以表示全校师生对先生的景仰和怀念。吴宓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极为不幸的，但在他死后享受了两个追悼会。这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怎么说，这也算得先生的一种“殊荣”。
引领风标草木知，千红万紫竞称奇。暮年遭遇凌霜节，何奈秋风任所之。2014年是吴宓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草此小文，权表对先生的无比敬重和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