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

内容提要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

关键词 哲学界 创造力 学理根源 哲学史研究 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01-06

建构真正无愧于时代的当代中国哲学，无疑是中国哲学界致力于实现的首要目标。而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话题之所以既如鱼刺鲠喉却又挥之不去的直接根源，当然在于中国哲学界思想创造力的匮乏。那么，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根源何在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和思考，无疑是中国哲学界恢复和激发思想的创造力，并从而能够参与当代世界哲学建构的前提之一。近期国内哲学界围绕“哲学史与哲学”、“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区别及联系所展开的讨论，在我们看来，实际上触及的正是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的问题。但是，在已有的检讨和论述中，却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对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的误判，与此相联系，其中关于中国哲学界恢复和焕发思想创造力之学理路径的设想和探讨，既未抓住问题的症结，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误导。

一

让我们从已有的相关讨论的回顾入手来展开分析。据笔者所见，崔平先生发表于《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的《哲学史研究是本真的哲学研究吗？》一文，是国内学术界以较为明确的形式探究这一问题的第一篇文献。在文章中，崔平先生极力强调和论证了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本体差异”，并且指出，哲学史研究不会必然地通向哲学研究，也不会逻辑地产生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的成果。在崔平先生看来，掩盖和模糊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本体差异，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哲学研究，并从而忘却了真正意义的哲学研究，正是国内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之所在。

在陈波先生的《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文中，对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的探究，是从对中国哲学界研究的基本状况的概观和现象描述入手的。①诚如陈波先生所言，“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陈波：《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

陈波先生所呈现的这幅图景，恐怕是很难从根本上加以反驳的。就中国哲学界实际状况的事实判断而言，在相当程度上，这幅图景是客观的。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界大多都在从事“哲学史研究”，而没有几个人在进行真正原创性的“哲学研究”。而如果这幅图景是较为切近中国哲学界的实际状况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自然要追问的无疑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学理根源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陈波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哲学界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太深。而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说法，那么自然就会把“哲学”混同于“哲学史”，把“哲学史研究”错当成“哲学研究”，并从而忘却了“真正原创性的哲学研究”。

在陈波先生论文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之下，贾玉树先生发表了《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一文， 贾玉树：《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该文在高度认同陈波先生观点的前提下，进一步地探究了国内哲学界之所以会接受和赞同“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文化传统方面的根源。

回顾和总结以上三位学者的探讨和论说，我们可以说，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表现就是：“哲学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学理根源就是，中国哲学界深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和毒害，或者如贾玉树先生所言，“哲学就是哲学史”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而默认和接受这一教条的思想后果自然就是，把“哲学”混同于“哲学史”，把“哲学史研究”错当成了“哲学研究”，从而遗忘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与此相对应，为了使中国哲学界转向久被遮蔽和忘却的真正的“哲学研究”，并从而参与当代世界哲学的建构，我们就必须批判和解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教条，并重新辨析和确认“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在此基础上，使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真正意义的“哲学研究”上来。

回头来看，如果我们所从事的“中外哲学史研究”止步于步骤B，而没有走到步骤C的话，那么这种哲学史研究就是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换言之，这种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形成的学理根源，就是哲学史研究的步骤C的缺失。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步骤A和步骤B，哲学史研究所指向的乃是研究对象的“历史再现”和“客观再现”，而不关涉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之哲学意义和哲学价值的批判性鉴别和考量，即研究者所关注的乃是对象本身说了什么，如何说的，以及为什么如此说，而不是研究者自己要说什么以及如何说。也就是说，在哲学史研究的步骤A和步骤B，研究者将其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之理解上，研究者沉浸于研究对象之中而仿佛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而他或她自己的哲学思考似乎休眠了。这样的哲学史研究不仅与哲学研究相脱节，而且哲学研究也仿佛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另外，至于前面所论及的与哲学史研究相脱节的哲学研究形成的学理根源，我们不妨再进行一点简要的讨论。一般来说，不管研究者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或者问题域是什么，也不管研究者具有多么出色的哲学理解力，研究者对哲学史的研究，都是其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很难想象，缺乏哲学史研究之基础的哲学研究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也很难想象，这样的哲学研究还有几分哲学的意味。说哲学研究应以哲学史研究为基础，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所以，问题根本就不是哲学研究是否需要相应的哲学史研究的支撑，而是什么样的哲学史研究才能更好地支撑起哲学研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当哲学史的研究止步于步骤B的时候，它就既不能走向哲学研究，也对哲学研究没有什么大的助益。也许“中外哲学史的研究”大多止步于步骤B而缺失了步骤C的现实，恰恰是专注于“哲学研究”的人们忽视甚或漠视“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回头来看，我们可以说，造成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相互脱节的学理根源，主要就在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出了问题，我们的哲学史研究止步于步骤B而缺失了步骤C，或者说，“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而“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则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缺失的。而改变这种现状的学理路径，就是让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再往前迈进一步，而走向步骤C。而当我们进入步骤C的时候，哲学史研究本身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哲学研究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哲学史研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哲学研究，并实现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内在统一。而反过来看，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这样的哲学史研究，并与之相互贯通，循环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