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当今中国的哲学创新与哲学教育

一个时代哲学教育的特质和水平受制于这个时代哲学研究的特质和水平。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哲学，它独有的特质和所达到的高度，既为人们理解这个时代的哲学教育提供了解释根据，也为人们把握哲学教育发展方向提供了判断依据。不过，一个时代哲学研究的创新动力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源于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一个时代哲学教育的特质和发展水平的最终解释根据并不在哲学理论本身，而在于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其变化。哲学教育、哲学研究的创新、社会生活及其变化，只有将这三者关联起来加以考察，我们才能深入把握当今中国的哲学教育及其发展方向。

一、哲学的时代主题是由社会生活规定的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当今中国的哲学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哲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还是哲学教育的功能和方法，变化都是根本性的。这首先归因于最近三十多年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哲学各分支领域在研究上的创新性进展。这些变革和进展不仅极大丰富了哲学教育资源，更新了哲学教育的形式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哲学回归了自身，同时使其回归到它在社会生活中本来的合理位置，从而根本改变了人们对哲学教育功能的理解。

哲学的时代主题是由时代的社会生活规定的，因此追本溯源，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这些变化是由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推动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最初由经济体制改革引发，效应则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带来全部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带来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所有发生在其他民族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一样，这一社会转型与哲学理论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哲学观念的变革引发并推动了这一社会转型的发生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的不断纵深发展又推动了哲学理论的进一步改变。换言之，要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变革，我们需要理解最近三十多年中国哲学引发的观念变迁和文化变迁;而要说明当今中国哲学的状况及其未来发展，并据此理解当今中国哲学教育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又必须从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出发。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最初是由哲学观念的变革引发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始于三十多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由此而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哲学观念变革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范例，同样是社会机体借助自己的思维器官维持自身存续与发展的一个范例。当时的中国要破除种种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自然要以哲学观念的变革为先导。当今中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创造性实践，它所引发的社会变迁为我们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将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最近二十多年间，这一问题的讨论始发于经济学领域，随后拓展到政治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引发了学界多轮讨论。

政治哲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深层次矛盾愈益突显，而且意味着人们对以哲学这一最宏阔的理论视角把握当今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要求愈益强烈。除了公平正义问题，诸如平等、民主、自由、共识、公共领域等问题也日渐成为哲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政治哲学研究领域。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兴起说明，哲学的创新与社会的变迁是互动的，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联中，才能把握社会变迁的思想动因，才能理解哲学创新的社会动因，才能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哲学创新以及哲学教育之间的深刻联系。

二、哲学研究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哲学教育

哲学研究上的创新动力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而哲学研究上的创新又将对哲学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任何社会来说这种传递关系都是一样的。在当今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哲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却并非如此。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已经被宣布死亡。如果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着规范政治哲学在西方复兴的话，那么这个复兴也意味着哲学再度从作为具体科学的政治学那里争取到了政治问题的话语权。不过，这个话语权的获得不是不同类型的知识重新分配地盘的结果，不是罗尔斯从政治学家那里争取过来的，而是因为西方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哲学的回答。哲学借助于规范性政治话语的复兴表明，现代社会中的复杂问题不仅需要事实性描述而且需要价值评价，即需要哲学的论辩。在现代社会里，这种源自社会需要的规范性问题将为哲学研究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而哲学研究的这一创新性进展也将为哲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激发了新的社会需求，塑造了新的利益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关系。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并存使得当今中国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意义获得和价值共识相关的规范性问题日益突出。在今天，与规范性问题相关的价值论研究得到进一步推进，深入到具体问题。从一般的价值论研究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政治哲学专题问题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推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价值问题的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价值理论也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教育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价值理论因而成为整个中国哲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样作为规范性问题，从价值论研究到政治哲学研究，这是最近三十多年间我国哲学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价值论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哲学内部的讨论，而是应社会需要而生发的哲学研究，它因此为后来次生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哲学和价值观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近二十年，无论是作为政治哲学主题还是作为价值观主题，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自由等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学者的关注。这些政治哲学或价值哲学问题已经打破了中西马彼此之间的界限，逐步形成以共同问题为纽带的哲学研究领域。这种以问题为纽带的学科融合，为看似奢望的打通中西马提供了一个范例。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示范作用，而是从内容、结构和方向上改变了相关领域哲学研究的局面。哲学研究上的这种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哲学教育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大学里的哲学专业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在塑造新的公民价值观和建构新的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为利益、价值、思想多元的当代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精神支持。

新的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生活需要新的价值观为这个社会提供有效的整合，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当今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哲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一哲学教育不仅需要伦理学、价值论、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哲学创新，更需要这些领域的哲学研究立足于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而不是仅仅依据以往的理论进行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对这些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进行哲学教育时，必须时刻关注中国自身的问题。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但社会基本结构则仍在形成之中。这个社会基本结构将是一个更加平等的还是两极分化的?在这个社会基本结构中，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制度如何安排?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配置?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能够直接借鉴，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建构起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理论。

三、怎样建构我们时代的哲学理论

中国的改革是在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启动和推进的，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上的。因此毋庸讳言，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以个人权利优先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必然会在思想理论上产生影响，又会进而对中国社会变迁产生影响。问题在于，规范性的价值主张总是与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主义也不例外。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建立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社会政治制度，才能保障其价值主张的实现。在现实中自由主义者甚至将建立一种以此制度为基础的国际战略新秩序看作人类的福祉，进而试图在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旗帜下推进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战略，在全球推行其制度设计。这个战略忽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社会差异、发展水平差异等现实问题，因而必然遭到抵制。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的建构不可能不吸纳西方在长期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益思想文化资源，但是面对社会文化差异和国家利益冲突的现实，怎样借鉴西方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就必须有具体的分析。西方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对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存在两个相互冲突的方面。一是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规范性价值主张，一是依托于这些价值主张的制度性安排。这两者密切关联但并不总是统一，制度偏离价值甚至背离价值的情况时有发生。规范是一般的，制度是多样的，因此接受某种或某些价值规范并不意味着接受特定的制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追求公平和正义，促进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自由主义作为产生和形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其价值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社会类型的真实需要。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深入研究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张力，汲取其价值主张的合理因素，排除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然后再对其善加利用和吸收，或许将是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建构中国政治哲学理论的最好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其他文化有差异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所内含的价值主张已经深植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结构，因而无疑将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文化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外化形式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即是说文化总是具有时代性的。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始终贯穿着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一方面源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紧张，另一方面也源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差异与紧张。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价值体系是适应于前市场经济社会的。它所珍视的价值观念中，一些因旧有生活方式的消失而无所依着(如忠君)，一些因旧有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难以完存(如妇道)。因此，它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必然是回望式而非前瞻式的。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资本的逻辑持续而又强有力地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张，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的价值观念则以回拽的方式抵抗这种扩张。这种方式的抵抗虽然让人们看到资本逻辑无序扩张带来的危害，但终归只能是在回望那个回不去的故乡时发出的一声长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尊重个人权利，建构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的社会基本结构必然是它的基本追求。如果不能进行某种现代性的转化，依托于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就很难落实为制约现代人行为的行为规范，很难落实为规范现代社会生活的社会政治制度。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的建构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将会担负重要的理论责任;而为了承担这种责任，它必须面对规范性内涵的现代性创新，也必须面对与这种规范性内涵相适应的制度的现代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它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的建构中无疑会发挥奠基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在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和资本逻辑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对于以市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而言，马克思主义原本扮演着革命者和批判者的角色，在早期经典作家的理论中并不包含为市场制度之正义性进行辩护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它为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宜回应时代变化，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

总之，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创新性的哲学理论的支持，而这一哲学创新必然是多种思想资源相互支援的综合创新。这个创新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又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对其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既要吸收借鉴外域哲学理论和传统中国哲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又要以中国自己的实践为基础对其加以拣选和提炼。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理论才能为当今和未来的中国哲学教育提供属于这个时代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