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讽喻修辞所承载的思想内涵

一.参透人生的“讽喻”

庄子能将讽喻修辞运用到如此深入人心的境界，归根到底在于庄子对人生世界的参透，参透后所看到的世界是充满肮脏和虚伪的，庄子便是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一人。他的思想超前，对事物的观察可以窥其本质，这种能力来自于他对现世的绝望，绝望后的他可以更为平静和客观的审视世界，也使他更加超脱自然，了无牵挂，顺应自然。

在《内篇・德允符》中庄子故意将申屠佳与子产的强烈对比来说明得道者未必是世俗上的达官显贵。申屠佳是受刑残疾之人，而子产是有名的贵族，在世俗的立场上，前者卑而后者尊，子产羞于与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申屠佳同进出，以此来讽刺那些斤斤计较形骸之外的高低之别，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之人。以子产这样的思想是不可能得道的，而申屠佳虽然遭受刑罚，却不以为辱，顺安天命，终获得了心灵的平静，淡泊安然。人不能以地位尊卑来判断别人的德行，也不能以形骸是否完备来衡量一个人的境界高低，得道之人早对形骸之外的千差万别视若无睹。因此庄子提出“圣人无情”的观点，“无情”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并非是达到毫无感情，而是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方式对待苍生。在他看来世界万物虽然差异明显，但却并非绝对，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天下事，宇宙万物都出自于道，“同”与“异”皆来自于人自我的成见，人们只知道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无法站在他人的角度，因此轻易地断定自己为是其他人为非，《内篇・齐物论》中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椋大勇不忮”庄子认为人不应刻意的显示自己的德行，一旦痴迷于炫耀德行，就会导致偏激，真正的崇高德行并不是用来给人展示或用来获取名誉和利益。真正的德行收敛而具有内涵的，其所散发的光芒石无法掩盖的。老子曾提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5]圣人用无为的观点来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来施行教化，听任万物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有所施为，但不加自己的倾向，功成业就而不自居。正由于不居功，就无所谓失去。可见庄子的“圣人无情”是老子“圣人无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庄子选择用讽喻来阐述其思想内涵，正是因为他深知世人无法理解其对世界、人生的观点。因此，讽喻修辞的运用可以更好地为世人传达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大道，而又不会过分张扬和浮夸，深有劝诫开导之意。而庄子所追求的并不是世人的追随与敬仰，他已于“圣人”接近，他想获得的“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椋大勇不忮”想必也已经得到。

二.警醒世人的“讽喻”

庄子的世界观、人生观都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期，战乱不止，百姓苦不堪言，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儒家所推行的仁义礼法是天下大乱的根源。圣人制定法律法规和道德标准是为了防范作奸犯科，确保社会秩序井井有序，而心术不正之人却正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法规去做更大的恶事。“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谋略家一面用仁义礼法装饰门面，一方面残害百姓，玩弄法制。庄子认识到了仁义礼法在实施中的虚伪性，虽然“圣人不死，大道不止”的观点有些极端，但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却无法忽视，人们应会分辨“真善”与“伪善”，“真圣人”与“伪圣人”。

《内篇・逍遥游》中“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庄子用蝉和小鸠嘲笑大鹏的故事来讽喻那些不能得道的世俗之人，因为其思想的狭隘，知识的有限，是永远不可能了解明道者的精神境界。庄子认为人的知识、思想、见识都是有局限的，对某些人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不值得一提之事，以小度大，只会暴露自己的肤浅和无知，而以大度小，又会狂妄惹人厌恶，庄子告诫众人，为小者，应以大者为目标，努力提升自己，积极上进，而为大者，应牢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要自以为大。

“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外篇・天运》，天鹅不用日日沐浴，也仍然是浑身雪白，乌鸦不日日染黑，也依然是黑的。庄子用天鹅和乌鸦来讽刺那些显露才能和智慧的爱慕虚荣之人，天鹅是白的，乌鸦是黑的，不用刻意表现，就如同现实生活中有才能的人需要的是发挥才智，而不是炫耀己长。成为虚荣的俘虏，人们会不由自主的用金钱、权利、地位来彰显自己的能力，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为了这样虚无的虚荣心，人们会不得不不断地获取这样彰显身份的外物，而再多的外物填补不了虚荣的空缺，最终导致失去精神和内心的自我与自由，为了外物而耗损自身，还有可能落得“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染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境地。庄子希望世人能够修炼充实自己的内心和精神来提升自己的境界，去除心中的浮躁与虚荣，才能学会肯定自己，淡然地面对世事沉浮，得到心灵的净化，以此摒弃虚荣外物对人生的牵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