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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朱德庸

小编:

到去年,朱德庸才知道自己患有亚斯伯格症,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最早的相关记忆来自幼儿园下午茶时间,每个小孩一杯豆浆、一块饼干,发到他饼干一定没有了,或者豆浆剩半杯。幼儿园郊游,提前一天老师上门找他妈妈,能不能不要你的小孩去?妈妈向老师求情,这样对小孩心理影响太大了,你让他去,我叫他乖一点。他站在一边,听着她们对话。

‘你想想看,我当时那么小。”54岁的朱德庸说,三四岁时曾困扰他的,现在仍然存在。

朱德庸相信自己和世界隔着两层膜:他排斥世界,世界也不欢迎他。他的语速很慢,第二天采访结束时,话题还未离开童年。他说,他想借这场对话慢慢整理脑里放记忆的屋子。

采访录音里,他一次也没提到新书,宣传让他疲倦。他谈起伤害和误解。父母、亲戚、老师、军队、曾视如家人的合作伙伴,―重重布帘掀开来,假象消失,后面是对人性的失望。

而所有这些损伤了他的,成就了他的漫画事业。

活到54岁,人生和死亡,他用同一个词描述:荒谬。朱德庸说,如果投胎重新选一次,我选择不再来。我选择无知觉无生命,飘浮在宇宙里。

自述=朱德庸

那一刻起,我原谅了自己

我小时候―直很不快乐,非常非常不快乐。小时候我觉得世界不是我的,但我又跑不掉。不管是我有没有能力跑、懂不懂得跑,我都会卡在里面。

我去舅妈家,拿一个玻璃杯倒水喝,正要喝,舅妈过来,把杯子拿走:“这杯子很薄,很贵!’’另换一个很粗、很厚的杯子给我。那种感觉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一个人欢迎我。大人对我没有一丁点信心。

我只能回到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一个是画画,一个是虫子。院子里所有的虫子我都玩过,那画面我现在都记得,一个小孩蹲在墙角,―下子跑到这个墙角,―下子跑到那个墙角。只有在虫子面前,我最自在,因为它们对我没有威胁感,也不会不接纳我。

我看人,像看虫子。大学时,我请同学吃火锅,一边吃,一边放音乐,音乐慢了,他们的筷子也慢,音乐快了,筷子也快,我就很乐。但我不喜欢人,人_多,我就不是我自己。我像一只海豚,放出一个讯号,又弹回来,没有回应一我和世界的交流是单向的。

小学五年级,我和一个同学去邮局,他很自信,跟我讲:“你去柜台问一下,××邮票出来没?如果没有,什么时候出?”我却从兜里掏出10块钱,那时是很大的钱,我递给他:“这10块钱给你,你不要叫我去问。”他看着我,眼神很奇怪,意思是,你问就好了,干吗给我钱?掏钱出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等于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

一切事情告诉我,我是一个很蠢、很蠢的小孩,我很自卑。直到去年,我53岁,我终于知道我是亚斯伯格症,一种自闭症。那一刻起,我原谅了自己。

上私立高中的第一学期,我就被留校察看。我沦落到最差的学校,居然警觉了,拼命念书。高考前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我,我很高兴。临走他却跟我说,你没希望了,考不上的。那是我又一次看到人的恶意。本来我们都是混混,突然我要往上爬,他心里接受不了,所以他才来看我,要给我一棒。

我还是没考上大学,考上三专。妈妈说,你千万不要再被退学。结婚以后,我才知道我有识字障碍。那些东西无法在我脑子里停留,第一行字看完,看第二行的时候,第一行已经消失了。

亚斯伯格症人与外界沟通有一点偏离,以为说清楚了,以为接收到了,其实没有。我的复健老师也有亚斯伯格症,我太太听我俩聊天,快要疯掉,她说,他讲一你讲五,他讲四你讲九,最好玩的是你俩还一直讲下去,但是从没讲到一起过。

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

亚斯伯格症是遗传的,我爸爸可能也有。他是一个忠贞的国民党人,进的蒋经国在大陆办的政工学校。每年到了蒋经国生日,我家门口都会出现黑色轿车。是我爸爸当时的同学来找他,商量给蒋经国写贺幅,我爸爸文笔好,他来写。所以我爸爸后来最接近蒋经国。

妈妈说蒋经国找过爸爸两次,当面问,你想做什么,爸爸说,我不知道。第二次又问,爸爸还是说,不知道。爸爸去看蒋经国,身边所有人都找他带话,他一一转告,唯独他自己说,我不知道。他最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铁路局公务员。

知道亚斯伯格后,我和爸爸的关系清晰起来。他从没像一个父亲一样向我传授人际规则,也不会跟小孩坐下来,递上一杯酒。他永远安安静静。周末与假期他没有应酬,待在院子里修所有的东西。拖鞋坏了他修,伞坏了他修,我妈妈一直骂,我们家什么新东西都不能买,因为所有坏的都被修好了。

他从没对我说过“你这个笨猪”,也没有逼迫我做任何事隋。他离开之后我想,他是透过亚斯伯格来爱我的。我妈妈善于用一种使小孩内疚的方式教育我。我在家住了29年,日式房子的地板都是架空的,像一个大鼓一样。大年初四早晨我跟我妈说:“我明天要搬出去了。”我住了29年的家,我只跟他们说一声我就搬出去了。我结婚完全没有咨询他们任何意见。这就是亚斯伯格的好处。

结婚搬走后,我常常很不安。打电话给他们没人接,我立刻坐三个多小时公车回去看他们,其实他们是去打麻将了。我妈妈让我总在内疚中。

我会画漫画,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妈妈对小孩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而亲戚对待你的方式就是社会对待你的方式,非常现实。

老师是正义的化身,往往最不正义,他的外衣让他可以滥用权力。你没有反抗能力,连表达能力也没有,只有承受,这就是真实发生在小小的我身上的事。我儿子要上一年级时,我怀着极大的恐惧,担心我的经验在他身上重来一遍。

如果有时光机器让我回到小时候,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

我所有的漫画都是对事情的怀疑

大学里,老师没来我就在黑板上画画。有人过来说,“你很爱现。”我默默擦掉。我喜欢画画那么多年,没有人鼓励过我。

高中我给《皇冠》杂志“漫画擂台”投稿,每个月去书店翻,连翻了12个月,一年后竟然被刊登了,好开心。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漫画擂台结束了。我没有问,但我想他们已经准备结束,因为就剩下我的稿子了,同情我,就用了。 《双响炮》画了后,《皇冠》来跟我约稿,我有点恍惚,我千辛万苦把稿子投过去,却结束了'现在专门为我又开始了,那是《涩女郎》。

我马上要去马祖当兵,临走前给《中国时报》画了30张《双响炮》,主编说1月会用。我在马祖给爸爸写信,来来往往很多次,每次都没有登。我完全放弃了,我想我画得太烂了。

一直等到3月23日,《双响炮》刊登。我好开心,我觉得一生已经足够了。

我在岛上不知道已经轰动。实际上《双响炮》画出了人对婚姻的恐惧。婚姻是神圣的吗?婚姻有时候猪狗不如。

创作以后,我不再那么反叛。因为漫画的力量比青春期那种更激烈。

这一生中,我妈妈从不跟我说“你很棒”。她只说到菜市场去买菜,他们都笑我,说你儿子画的《双响炮》原型就是你。我觉得爸爸为我骄傲,妈妈没有。我非常确定。当时妈妈说完,我只觉得菜市场的人真无聊。我是反应很慢的人,真正让我难受的事我也没法立即意识到。就像一个东西往你身上烙印,你不感觉烫,也不感觉痛,很多年后你看到一个疤,你才知道可能当时很难受。

我所有的漫画都是对事情的怀疑。都是从光鲜亮丽的正面绕到背后,那可能是空的,赤裸裸的。所以名气对我来说,是从大堂天花板掉下来的。我没什么感觉。我享受住酒店可以直接在房间办入住,减少了和人打交道。对我来说出名的极致享受就是这个。其他都是压力。

有好几年,走在路上人家问“请问你是朱先生吗”,我说不是,就跑掉了。后来我太太说你不能这样。从此别人再问,我就说是,然后再跑掉。当我知道一群人为我而来,我必须耗尽所有能量才能不拔腿就跑。我不想拿什么东西去换钱了

我画人,我从每个人身上取那么一点然后组合。所以作品有意无意都跟时代有一点连接,尽管画的时候只是照感觉。

刚画《醋溜族》时台湾刚解严,还没有“新人类”,一两年后,我在马路上走,有人跑来――扎着细长辫子,他看到我很高兴,说:“我的头发是从你漫画里来的。”

《涩女郎》出版后一两年,台湾开始流行未婚妈妈、女强人、男人婆,一批女人比男人来得还要冲撞。

2011年我说“大家都有病”,大家当笑话。两年多过去了,我听说现在大陆很流行心灵疗愈。

我喜欢漫画幽默的力量。明明你面前坐着一个怪物,但它是隐形的,漫画是那个喷漆,我用七彩的喷漆来喷。我不想让我的漫画人物有名字,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影子。画完了,他们不在我脑海中停留,就像照镜子照完了收起来。但是画的时候,你很难违背他们的意思。《双响炮》里的老婆,屁股翘很大,奶垂着,只穿一件衣服,我试过给她换衣服,换不了,就只能是这一件。

其实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我的狗。人性的单纯度不够,里面住着各种异形。新闻说―对爱侣,女的趁男的睡觉把他拿菜刀剁了,平时她不这样,你碰到她不能触碰的地方时,异形出来了。

我的漫画人物大部分有极端缺陷,我借此表现人性的负面。但如果你把她从漫画拎到真实世界,你会发现她也有很多可爱面,只要你不碰她的底线。问题是,我从来无意触摸她的可爱,那一面对我没有意义。

2004年,我画《什么事都在发生》,没有稿子。我突然有好多话想说,身体里的气球要爆掉。那本书挺厚的,那个时期塞在我胸口的话都说出来了。我画了人的被迫,人的无法选择,人的出生和死亡,几乎人生我能想象的所有困境。很过瘾,打破所有限制,短的七八格,多的二十几格。

我画人活在世界上到底要碰到什么。其中有一篇,讲一个跳楼的女人,她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从11楼跳下,下落过程经过每一层的窗口,她都看见里面的人家,那些都是她的邻居,她看到每个人都有问题,都有另一面。在她落地前,她发觉自己和这些人比起来过得还不错,但已经来不及,她摔死了。楼上被她窥视的人从窗口探出头,她想他们看到她的结局,也发觉自己过得还不错。这篇在网络上疯狂转,那3年台湾自杀的人非常多,法鼓山寺庙也用它来劝阻自杀。那本书的经验很奇特,画完你觉得,你对人生再也没有感受了。

我没碰到过瓶颈,我的创作欲望高到我应付不了。我曾经想,如果第二天会死,一定有很多很多东西没画出来,可惜不可惜?没什么可惜,没有就没有了。

越不快乐的时候,我越会想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不要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钱,我不要了。钱不会凭空而来,一定要拿你的东西去换,可我不想拿什么东西去换钱了。

我弄了一个真空状态来保护自己

我看不懂人,就跟动物比照。我觉得我和太太像猎豹,头很小,身体长长的,不吃腐食,因为捕猎燃烧太多能量,捕到也常常被抢走。

我们在食物链最底层。从创意到画稿都是自己,书要自己编,封面设计怎么画也自己想。书做完交给出版社,宣传也要我们出来,而我们在整个出版链条里拿的钱是最少的。中间每个人的接触都要分―杯羹。

我对信任人有点迟疑。2000年我被朋友骗了,他事业遇到瓶颈,我帮他的方式是把我所有作品签给他。以前我所有的合约都看,那个我没看,我觉得不用。出版过程往后拖,他算一算划不来,跟我打官司。我请他撤告,我们来谈,他不肯平等谈话,他卡住了我所有的书,我在台湾的事业停下来了。

我真的很混乱,因为恶意。我去法鼓山找圣严法师,那天早上接近9点半,我见到他,问,难道我以后没有办法再相信人?出家人最爱说这是孽缘,但那天他告诉我,你好好打这个官司,如果你打输了,一无所有都赔光了,你就到我这儿住,寺里也有吃的。圣严师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知道他是支持我的。内心里真正支持我的人不多,我太太是一个,他是一个。

第二次被骗是在2011年,这是我状况最差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合作的大陆经纪公司蒙蔽。我跟太太花了两年谈论,我们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忍耐?其实是对人性的失望。

我太太后来病倒了。后来我和太太说,我们承受的实际上是家暴。我很难过。 我的态度是接受。人不可能里里外外都幸运。好人必须要有坏人在你身上做些事情,如果坏人从来没出现过,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好人?我不清楚大陆的商业规则,有很多模糊地带,我搞不懂,我采取的办法就是不来。我弄一个真空状态来保护自己。

我不喜欢作品被改编电视剧、动画。只要牵扯到投资,事情就变质了。我能不参与就不参与。《粉红女郎》最开始万人迷的角色我建议用一个真实生活的情妇,比如陈宝莲,她演的话感觉是对的。他们不让,说形象太坏了。他们只想借用我的名声。

《粉红女郎》最轰动时,当时的浙江电视台台长请吃饭,我本能反应就是不去。我出去坐出租车,同行记者告诉司机我是朱德庸,下车时,司机不要钱,就是不要,那是他的心意。我没有觉得感动,我是受到赞美就会跑掉的人,我不习惯。我从小没得到过赞美,就像我不了解的东西一样,我不懂得怎么去接受它、应付它。我不给人机会赞美我,我不跟陌生人接触,就跟我太太我小孩我家猫在一起,他们不会赞美你,我家猫大部分时间给我一个鄙视的目光。

我画了27年,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画大画,一年也画不了几张。迟早人家把你忘掉,忘掉就忘掉了,生活就这么一回事。

我不喜欢天分这个词。天分对我来说很自然,就像口渴了要喝水,它在我身体里,是我所有器官中的一个。我天生是漫画家,我从小的所有经验都在为了它。如果一定要说才华带给我什么的话,我觉得是快乐。它让我在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候高兴起来。如果有一天我变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我发觉我没有用漫画捍卫什么。我唯一捍卫的是我的小时候,小时候的状态是真实。

我整个成长过程几乎都是假象,包括父母的爱。

我和太太花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和一般夫妻相比,我们相处的时间可能是别人的3倍那么多。我们俩几乎总是窝在我们的小世界,一起伸出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缩回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我不是很能处理自己。情绪不对的时候,我会一直憋想要憋过去。能从我嘴巴里说出的最伟大的字,就是我会跟太太说,我们可不可以说说话,我很烦。

我没有画过我太太。我也不会表达爱意,也不会买东西送她。我的方式就是多陪她。我早起画画会先吃早饭,等她起来的时候,她说你再陪我吃早饭,那我一定会陪她再吃一顿。所以我每天吃两顿早饭。

人家问我对爱情婚姻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我说我是旁观主义者,那是我的工作,我看到了'画下来。我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被投放到这个世界来,一介人跌跌撞撞。

我从来不是个称职的爸爸。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把他弄哭。我从来不让他。在我的意识里,坐下去开始玩就是两个小孩的战争。我不但不让他,我还吓他。有一次他哭着去找妈妈,我太太告诉他,其实你爸爸身体里住着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他那以后就没哭过,他说爸爸我让着你,因为你比我小。我儿子到现在都常常让我。他今年22岁,已经变成大人了。我好像没有变化。如果有一天我变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我以前很迷外星人,我太太问我,如果外星人来接你回去,你会怎么样?我说我会跟他们走。我太太就说,你不要我们了?我一听知道,啊,犯错误了。我就说会的会的,我会跟外星人说,我太太小孩也要带走,我们家猫也带走,我太太听了就比较开心。

我晚上睡觉,只要躺下去就会想到飞碟。想到飞碟我就很心安,很快就睡着了。想象我在老家的床上,飘起来。

对别人来说,想象的世界可能只有他真的闲得没事干,喝了酒,发了呆,才会偶尔出来―下。真实世界占他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我刚好相反,我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把我的世界弄得丰富有层次。然后我就待在里面,待够了才出来应付一下外面。

这个世界我是可以带着走的。我从台北到北京,我带着它走。我在飞机上,眼睛一闭就可以进去。我在里面可以跟猫狗说话,我可以跟已经失去的东西和失去的人重新碰面,碰到面,我们可以对话,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一起走过一条街。所以外面的世界只是我肉体生存的世界而已。

人生的本质我觉得是荒谬

我不善于交朋友。我死的朋友现在比活的朋友多。

我有时候想,我死了,我的葬礼会有几个人来。这样算一下,你就发觉好像永远算不完10根手指头。

死亡对我来说不是恐惧,也不是迷惘,是荒谬。人生的本质我觉得是荒谬。我常常觉得画画很荒谬,我在这边画有什么意义?虚无是什么都不存在,荒谬是全部存在,但是无意义。

全世界我认为最隐私的事隋就是死亡。死后的世界对我来讲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冒险,没有一个活人有经验可以来告诉你。

我漫画里的死亡都是荒谬的。我在美国看到一个墓志铭说,如果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你的葬礼我也不参加。我很喜欢这个。我爸爸走的时候94岁,他有糖尿病,七八十岁摔了好几次,骨盆有点裂,但都没有大事。他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能期望他活到100岁,那他会用什么方式走?

最后你知道我爸怎么走的?2011年,我妈过生日当天中午,他和大家一起吃饭,突然往后靠,嘴巴张很大,眼睛也张很大,然后就走了。救护车送到医院,说他肺部里面非常多食物残渣,吃东西都吃到了肺里,没办法呼吸。我们小时候看笑话,最常见的一个笑话是说,一个人在过寿那天吃寿面给噎死了。我们小时候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太好玩了。你会想到它活生生发生在我爸爸身上吗?过生日吃东西,噎死了。

他一走,所有假象消失了,就像布帘掀开来,我的家庭随着父亲离开好像与我无关了。我有点难过,然后是释怀,终于离开了长久以来压得你透不过气的环境。

再来一遍是不是还要这样?如果真能够投胎选择,我选择不再来。我选择无知觉无生命地飘浮在宇宙里,我选择没有我。

也许重来一遍我可以早知道我和父亲的病症,我可以在他生前跟他交流感情。但我还是选择不来。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就算我跟父亲有机会谈,也只是这一件事,其他改变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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