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与朱德、罗瑞卿等人的师生情
张澜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一、张澜与朱德
朱德是仪陇人，1906年，他舍近求远从仪陇到顺庆府（南充）中学就读，受教于张澜。
当张澜知道朱德家境贫寒后，对他勉励有加。在张澜的熏陶下，朱德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第一次接触到“革命”二字。后来，在张澜的鼓励下，朱德又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学习。
朱德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老师。抗日战争时期，戎马倥偬中，无论延安中共人士去重庆，还是遇到川军将领，他都要托他们问候老师。1944年林伯渠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他曾托林伯渠将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带给张澜。
解放后，张澜年老多病，再也不能外出，朱德每次外地视察回京后，毫无例外，都首先去拜望老师，或请老师到自己家中做客，聊外地的所见所闻，国家的建设发展情况。吃完饭，还搀着老师一起去散步，边走边聊。
张澜去世后，朱德仍然关心他的后代，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1973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朱德把张澜的长子张乔啬、女儿张淑延、长孙张正华接到家里，朱德和他们进行了一次亲人般的长谈。最后还问他们有什么困难。
回来后，张乔啬写信将谈的内容转告给在外地的子女，他们也终于从迷茫中看到希望。
不久，邓小平复出。此后，张乔啬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在外地当铁路工人，正在挨整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尖子生的二儿子张达华也调到了对口单位。
二、张澜与罗瑞卿
张澜是罗瑞卿最敬重的老师。
在张澜家里，罗瑞卿见到当时社会上为数不多的《新青年》《向导》《独秀文存》《新蜀报》等革命的进步的报刊。罗瑞卿又向同学推荐，带动了身边的青年。不知不觉，有了一定的领导组织才能，加上他人长得高大，遂成为学生领袖。
何光烈听到消息，暴跳如雷，要抓捕领头学生。张澜安排罗瑞卿等躲起来，自己出面打理，又把自己的侄儿张默生（解放后曾任南充市副市长）交给了何光烈。
在张澜的掩护下，罗瑞卿后来离开南充，辗转到了上海，最后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革命的武装斗争。
张澜也常常提到罗瑞卿的往事，“罗瑞卿不仅书读得好，还特别活跃。他和任白戈领导同学反对驻军何光烈横征暴敛时，真是有勇有谋，像个大将军！”
解放后，罗瑞卿经常带着夫人和子女去看望他的老师。每每在难得的茶余饭后时间，罗瑞卿总是要向孩子们讲他老师的一些有趣的事，“我的老师平时讲话有点结巴，一天在早会上，张校长用响亮的四川话说：今天…我…我要宣布一…一件破…破…破天…天荒的事，我们学…学校聘请了一位女…女教师来任教……”说完罗瑞卿哈哈大笑，对老师的热爱溢于言表。
三、张澜与任乃强（筱庄）
在我国有一位研究藏学的先驱、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筱庄）先生，他1905年就读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张澜时任校长。校长认识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他11岁考入高等小学堂，是这个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这样小的学生免不了淘气，学堂有一圈颇高的围墙，一天，他看到围墙附近有一架竹梯，就约同学把竹梯靠在墙上，小家伙迫不及待地爬上墙顶去眺望，那个同学想开玩笑，搬走了竹梯，悄悄躲了起来。他发现后急得大喊大叫。正好被张澜听到，走过来搭梯把他接下，然后捡起地下的一块篾片打了他几个手板。他觉得特别冤屈，从此很讨厌自己的校长。 但在听了校长的课后，渐渐变为钦佩他与敬爱他了。
任乃强回忆道：那时教学，全是在黑板上写讲义，学生照抄。我们发现他格致课讲稿的书壳上，大书“半明白先生”五字。心想：“他都没有学通，就来教我们。”但听他讲的全都新鲜，没有可以怀疑之处，也没有人能驳倒过他。后来与同学议论：像他那样“卖独行”的教师，在别人，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而他却自署为“半明白先生”。这种虚心自律的精神，正可说明他品德高尚，叫人敬佩。
1910年，任乃强又转入张澜任校长的官立南充中学，因聪颖好学，更深受张澜喜爱，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地理书和珍贵的日本版《支那疆域沿革图》借给他摹绘。任乃强第一次见到现代地图，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从此养成终身喜爱地图测绘与收藏的习惯。1915年得老师张澜、卢子鹤等的资助赴京求学，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堂（北京农业大学前身），学农业经济地理专业，成为一位国内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后来，他深入藏区调查、研究，终成一代藏学家、民族学家。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为和平解放西藏服务，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贺龙的部队入藏，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张澜在家乡开展的南充自治工作；参加由张澜率队以出川考察为名，实际上是与川外抗日力量建立联合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张澜只要受到四川军阀、国民党的迫害和威胁，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张澜身边。
1949年后，张澜仍关心他的这个学生。将任乃强关于川康藏建设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并关心他的加入民盟的问题。
四、张澜与陈毅
1919年，张澜对社会主义有了研究探讨兴趣，当年四月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答梁乔山先生书》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作为一省之长（四川省），公然宣传讨论社会主义，引起北京朝野的震动。
张澜长子张乔啬和赵世炎是北京高师附中的同学，又是同乡。一天，赵世炎邀同乡陈毅和张乔啬商量，想去拜访一下也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老前辈。于是一同到德胜门内后马厂张澜家中。张澜和赵世炎已很熟悉，他看到还有一个瘦瘦的清秀的新面孔，一问原来也是同乡。张澜询问了陈毅的家庭和学业。老少几人慢慢聊了起来，从理想、抱负到对社会的认识。赵世炎问起《答梁乔山先生书》一文的观点时，话题又转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好像忘记了年纪的悬殊，忘记了时间，兴趣盎然，不知不觉，张澜和他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张澜看出这是两个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很是高兴，极表关怀。后来问起他们有什么困难，才知道当时有200多个西南学生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探求救国道路，但缺乏路费。
不久，负责组织西南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的吴玉章就经费问题致函求助于老友张澜，张澜当即邀请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四川人傅增湘，联名商请交通部批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接济在省外就学的学生。后经吴玉章联系，张澜将部分铁路股款利息给华法教育基金会，作为这些学生的留法的路费和困难补助。当时陆续有约800余名四川青年赴法。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如邓小平、聂荣臻、赵世炎、陈毅、刘伯坚、杨伯恺等，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的优秀战士。
陈毅始终念念不忘他和张澜的这“半个”师生之缘。从井冈山到三年游击战，从抗日时期到解放战争，陈毅始终关注着张澜，他对张澜有着很深刻的了解。
上海解放的当晚，陈毅马上去拜访张澜，也执弟子礼。张澜很是奇怪，陈毅讲起当年的事，张澜才恍然大悟，当晚他们相谈甚欢。
张澜去世后，作为上海市市长，陈毅专门到民盟上海支部参加追悼大会，他满怀深情地致了悼词：“（张澜先生）第一是诚实无欺，无论言论和行动都没有一点虚伪，因此，立场始终坚定，敢说敢为，不畏强暴，不计生死与反动派作斗争。第二是他有远见，善于明辨是非，因此才能坚持正义，永远与得人心者在一起，坚持与共产党紧密合作。”在谈了张澜一生的几个重大历史贡献后，陈毅讲道：“以（张澜）先生一生事迹来说，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人能如此，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张澜和他的学生们虽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风云际会之时，但仍说明一个道理：要培养出好的、于社会有大贡献的学生，要建立真正的师生之间的崇高感情，就需要老师本人有改造社会、服务建设社会的大抱负，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有高贵的品格。
这是需要我们后辈认真学习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