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
随着地方文献的剧增，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愈来愈显得重要。这一类型的控制与国家书目相配合，在国家书目控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地方文献书目控制的主要工具就是地方文献目录。我国很早就有地方文献的记载，通常附于古代书目中的史部；至南北朝时产生了专门的地方文献书目，通常表现方志艺文志和地方著作考。据李濂镗《方志艺文志汇目》统计，清代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七省就有六百八十六种方志中有记载书目的艺文志。地方著作考始于明，如《两浙著作考》、《蜀中著作记》等。民国时期，各地建立通志馆、地方文献征集处、地方文献会等组织，以征访地方文献。各地图书馆大力收集地方文献，举办地方文献展览。不少学者从事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编辑地方丛书。在这一基础上，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有所发展。图书馆馆藏方志目录和私藏方志目录数百种，反映了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研究所图书室等具体单位收藏地方文献的情况。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 1935年朱士嘉出版了《中国地方志综录》，全面反映了国内四十一所图书馆收藏的地方志七千四百余种。来新夏称之为“指引线索，津逮后学，有裨利用，开编制地方文献目录的新局面，厥功甚伟”。除方志目录外，还有家谱目录、墓碑目录、书目之书目、年谱目录等，从多方面对旧地方文献进行了揭示与报导。
地方文献书目从宋代开始就有所发展，至清、民国间而大盛。突出地表现在：地方文献书目类型初具规模；地方著述书目包括方志艺文志、乡贤书目、地方文征是解放前地方文献书目的主体；方志目录是后起的一大支流。民国年间地方文献论文索引、期刊目录等新形式对传统的乡贤书目是一个冲击。不过，由于封建社会腐败，地方文献书目发展比较缓慢，地方文献书目的编制数量和质量都未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地方文献的发展和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出现了新的特征。从文献的角度，既要进行旧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编目，也要进行新地方文献的揭示和报导；从整理的角度，既要反映地方文献资源的分布，又要深入开发地方文献资料；从时间的角度，地方文献书目控制呈现出二个发展阶段：报导地方文献源的书目控制阶段及系统整理和开发利用的书目控制阶段。
1949-1976：我国地方文献书目控制的兴盛与衰落地方文献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解放后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56年秋，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时，指示图书馆应将本地区的地方志尽可能搜集完全，对其它有关本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也要予以足够的重视。1958年接见邓衍林时，指出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它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还指示档案局“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
五十年代中期，金毓黻，傅振伦、王祝晨、居漱庵等主张整理旧方志，编修新方志。不久就掀起了修方志的高潮。据1960年国家档案局调查，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五百三十多个县进行了修志工作，有二百五十多个县己编出初稿。修志的开展推动了地方文献书目的编制。当时傅振伦认为应当整理旧方志“整理的方法是：先把旧有方志，按行政区域的等级区分编成目录，其次把每种志书编成篇目明细索引，再次则编为提要”。居漱庵建议补充《中国地方志综录》，并编出旧志中科学资料索引。为配合修志工作，各地普遍编方志目录， 1953年至1957年，我国出版的方志目录有二十多种，如《中国科学院藏方志目录》、《中南图书馆方志目录》等。仅1956年省市图书馆编有馆藏方志目录的有上海、浙江、辽宁、甘肃、山东、云南、四川、广东等省区，高校有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图书馆编有馆藏方志目录。1957年国务院批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要求1958年完成《全国方志联合目录》，虽未能实现，但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对重要的地方文献进行了刊刻和重印，特别是珍本方志的复制。对地方文献中的资料进行了挖掘整理，编辑了各地专题资料汇编。特别注意到物产、自然资源方面，如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辑成《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此后，浙江、江西等单位纷纷仿辑当地物产资料汇编，为经济建设服务。五十年代末期，我国遭受自然灾害，为配合研究，各地纷纷编制资料目录，如1956年重庆市图书馆编的《历代四川各地灾异提要索引》， 1961年辽宁省图书馆编的《辽宁大小凌河水系水灾历史资料辑要》， 1963年贵州省图书馆编的《贵州历史灾害年表》等等。这一时期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为经济服务，为研究服务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然而，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遭到破坏，大量地方文献被当作“封建残余”而焚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书目控制活动因此而冲断。
1977-1991：我国地方文献书目控制的发展与问题1977年以后，我国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得到了迅速地恢复。随着八十年代修志工作的展开，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迅速发展。
首先，方志编纂推动了地方文献书目的发展。随着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成立，全国编修方志形成热潮。据统计，到1983年8月止，全国有十八个省、一百零四个城市、八十个地区、一千零九十四个县建立了修志机构，到1986年初：除西藏外已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机构，取得了成果。在这一热潮中，各地方志办公室注意收集地方文献，编制方志资料及地方文献书目，如1977年福建省天象资料组普查方志编制了《福建地方志普查综目》。这样，地方文献书目控制成为修志活动的一部分。
第三、方志的书目控制卓有成效。这一时期、方志目录特别是馆藏方志目不断增多，并进行了全国收藏方志的书目控制。从1975年开始，北京天文台组织全国各地图书情报机构、专家学者，历时近十年，经过普查、著录、核对，到1985年正式出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这部大型目录揭示了全国一百八十五个单位收藏的地方志八千二百余种，包括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卫志、所志、乡镇志、岛屿志和乡土志，全面反映了每种志书的书名、卷数、纂修人、修志时间、版本及收藏情况等。这是我国方志目录发展史上的创举，也是我国方志书目控制的基本工具。这一时期，方志的书目控制向揭示文献内容发展，产生了方志考录、方志提要、方志内容索引及方志综述。方志内容的书目控制有两个途径，一是全国性书目控制，二是地区书目控制。
在地区控制方面，对于具体的方志作了较详细的考证。如1984年洪焕椿的《浙江方志考》收录浙江佚志和现存历代方志二千余种，详细考证了方志纂修源流和版本、存佚情况，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年郝瑶甫的《东北地方志考略》反映国内现存东北三省方志二百六十七种，择要介绍与评述，亦有重要参考价值。其它如方品光编的《福建通志传记兼艺文志索引》等反映了书目控制向纵深方向发展。
第四、家谱的书目控制受到重视。我国历代大修宗谱，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以来，我国各省县各族之族谱有二万余种。然而，家谱的收藏与书目控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六十年代日本学者著录了日、中、美收藏的中国族谱三千多种。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从1971年至八十年代收集中国族谱原件、复制件近五千种。我国八十年代开始重视这一工作。1980年，国家档案局通知各地登记、统计家谱。从1986年调查的情况看：国家档案局四千多种，北京图书馆近三千种，上海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有一千余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四百多种，许多图书馆仅藏数十种。这一时期，我国家谱的书目控制还在普查与报导阶段，一方面，各地通过普查编制现存家谱目录，如《湖北省现存家谱、族谱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家谱目录》、《吉林大学图书馆家谱目录》等。另一方面，家谱联合目录开始编制。1984年国家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编辑《中国家谱综录》，已有五百多个单位报送了家谱书名两万余条，这一目录将是家谱控制的奠基石。
第五、地方文献书目控制目的在于开发与利用。我国地方文献的收藏量很大，如甘肃省图书馆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一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三十多篇；福建省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二万三千多册；山西省图书馆藏地方文献一万九千二百二十册。此外档案馆、方志办公室等单位均有收藏。八十年代以来，新的地方年鉴、地方档案资料、地方报刊、地方著作及非书资料众多，已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些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取得了成效。
目前，我国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已有了深厚的基础。不仅拥有丰富的地方文献源，而且编制了大型的地方文献检索工具，为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以及文化建设服务取得了成效。特别可喜的是。地方文献书目控制已开始从传统的手工技术控制向现代技术控制过渡。广东省图书馆1986-1987年建立的“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系统”是计算机应用于地方文献书目控制的一个成功范例。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86-1990年研制的“湖北省地方志全文计算机检索系统”在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要实现我国地方文献完善的书目控制还存在着许多困难。目前的问题是：地方文献工作者受传统观念束缚，地方文献书目编制缺乏统一规划与组织管理，地方文献书目没有地方文献呈缴制作保障，地方文献书目在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上都存在问题。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加强组织管理，运用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揭示并开发地方文献资源，把我国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推进一个新时代。
参考文献：
（1）林衍经.方志学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1
（2）傅振伦.整理旧方志与编制新方志问题.新建设， 1956（6）
（3）梁念甫.罗香林教授著.《中国族谱研究》评介——中国学术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书目季刊,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