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文章通过推拉因素的分析框架，探究学生选择跨境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参照推拉因素在留学动机中的前期研究，基于跨境高等教育的特点，问卷设计中调整了推拉理论中涉及的宏观环境因素，加入了制度因素，归纳出影响个人选择跨境高等教育的六大类因素：经济因素、学校因素、国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以在中外合作院校就读的学生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结果发现学生跨境高等教育选择因素与其他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因素有相近之处，其中学校因素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的重要程度依次为国家因素、个人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经济因素。

关键词：推拉因素理论；跨境高等教育；动影响因素；中外合作院校

一、研究背景

全球化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教育国际化的潮流应运而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衡量一所高校的国际化程度的显性标志为学校师资的国际化、学生生源的国际化、课程的国际化。[1]

跨境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是一种跨国办学现象，又是一种高等教育活动；既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过程，又是一种供给模式[2]。跨境高等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即人员的跨境流动、教育项目跨境流动和机构跨境流动。本文重点针对后两种项目的群体进行研究，即我国学生在境内接受国外高等教育服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教育对外开放和跨境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外合作办学符合“国内的国际化”这一基本需求，现已成为教育国际化中一种不可替代的形式。

20世纪末期，中国成立最早的一批合作办学机构，后来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学生将其列入报考范围。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3]。自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颁布以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总数在20年间从71个增长至2371个，其中涉及中外高校共计近1000所，国家和地区33个，在校中国学生56万人次，各机构和项目每年招生数十余万人，毕业生已超过160万人。[4]

本研究旨在分析跨境高等教育的多种影响因素，并运用相关研究方法比较各因素的影响作用的大小，从而探讨目前我国跨境高等教育人群的选择动机。作为衡量跨境教育发展程度的标准之一，对于跨境高等教育选择动机的研究同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中外合作办学及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较短，关于接受中外合作办学的人群的选择动机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已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个人高等教育选择或出国留学选择的实际情况，而对其背后的动机研究不足。

早期研究对国内高等教育选择的因素可大致归纳为社会因素、个体因素、结构因素和经济因素四个方面。这些研究尤其强调以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为代表的外部环境对于学生的影响。此外，父母的教育背景与社会地位作为社会因素的主要表现，也对子女的高等教育选择产生正相关影响。近年，研究则在以上四个因素外，加入学校因素对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有些学生对于更高的教育质量的追求主导了其教育选择。研究发现，在报考时学生比较看重报考学校的层次、排名，对于“985”和“211”高校有明显的偏好。除了排名，学生对于热门专业的兴趣也有所增加[5]。学者王远伟还发现，相较传统观念，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教学质量、教学水平为衡量标准的学校因素取代了经济因素，成为了对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最有影响力的因素。[6]

少数海外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和分析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影响因素。有研究发现，W生会因为合作方的优质教育形象而做出选择[7]。比如，学生会由于英国总体较好的教育形象而选择报考与英国合作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同时，和外方合作的本地院校排名越靠前，越能激发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动机。经济、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学生选择跨境高等教育[8]。例如，就读跨境教育比普通学校有更高的回报率，并且能在不出国的条件下保障受教育质量。

推拉理论也被用在跨境高等教育动机的研究中。学生选择跨境高等教育基于国内高等教育和留学的推力因素以及跨境高等教育和学生个人取向构成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并且学生选择跨境教育的最强动因是为了获得国内排名较高学校的学位证书[9]。尽管跨境高等教育的受众的上课地点并未发生地理概念上的转变，但基于跨境教育的定义，即接受教育者和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处于不同国家，因此，用推拉因素理论分析接受跨境教育的动机及影响因素，理论上是可行的。

本研究将学生选择跨境高等教育的动机置于推拉因素的分析框架中，探究学生选择跨境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基于跨境高等教育的特点，研究调整了推拉理论中涉及的宏观环境因素。本研究讨论的跨境高等教育以教育项目跨境流动和机构跨境流动为主，并未过多涉及人员的流动，学生的全部时间或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在国内学习，政治环境并未有较大的改变，故而删除了政治因素。但考虑到学生由于种种教育政策或其他制度方面的影响而作出的决策，加入了制度因素。此外，国家因素是否对学生产生足够的影响作用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参照推拉理论，个人因素对学生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否同推拉理论中强调的作用相同，同样值得探讨。综上，经过对推拉理论的梳理、总结，结合跨境高等教育的特点，本研究归纳出影响个人选择跨境高等教育的六个可能影响因素，分别是经济因素、学校因素、国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学生个人因素。综合先前研究结果，问卷第二部分共下设24项以体现各个因素的影响作用。

三、跨境高等教育选择动机的调查研究

（一）调查样本

本研究采用自填问卷的方法，选取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学生为调查样本。一方面是因为该学院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其学生作为跨境高等教育的受众，符合研究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长期在该学院负责中外合作项目，能确保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一手资料的真实性，有利于研究的展开。 本研究在大学二、三、四年级中平均分布选取调查对象，同时针对学院重要的两个中外合作项目的学生：本科双学位和境外学位项目（与悉尼科技大学合作的双联4+0项目）。由于学院的商科专业设置性质以及入学要求，学院的学生人口特征表现为女生多、城市学生多、英语水平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样本的分布状况与此相一致：女生偏多，且大多来自城市，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的英语水平中等偏上，父母多是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员，其次为从商家庭，家庭经济水平基本集中在中产阶级水平（见表1）。

（二）调查方式

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在线发放和课堂纸质发放两种途径，一共发放问卷141份，回收问卷121份，其中有效问卷10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73.6%。

由于问卷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并非本研究的重点，采用基本的数据分析进行研究。对于问卷的第二部分，由于问卷设置的特点与本研究意在得出影响学生跨境高等教育选择的因素及影响力，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最为合适。为探究学生跨境教育选择动机，将24个因素作为观测变量，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运用因子分析可以消减变量，用更小的所列变量组合成新的维度做进一步分析，更好地简化和解释学生选择跨境教育的动机。

（三）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学生对本科阶段出国留学的意愿不算强烈，但是被调查者对本科毕业后出国留学意愿较为强烈。尽管超过64%的学生并未想过在本科阶段出国，但超过四成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会出国留学。不愿出国的主要原因为担心语言不过关，其次为申请难度太大（见表2）。

关于毕业后的规划，问卷共设计了4种情况。大部分学生选择出国深造或工作，其次是在国内工作，选择在国内继续深造的人最少（只有约8%），这表明国内高校的吸引力对于跨境高等教育学生仍然不足（见表3）。

将学生就读的项目与毕业规划交叉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相较境外学位项目学生（即4+1项目），更高比例的双学位本科项目学生选择了国内工作或深造。境外项目学生中持不确定态度的比例明显较大，这与境外项目在学院近些年刚开始发展，而同类项目在国内其他院校并不多见有关，当前境外学位项目毕业生不算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正在逐渐提升，因此此类学生对将来是否出国依旧存在一种观望状态。

问卷的第三部分是学生对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评价。表5采用李克特量表，从1分到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从本文想要探究的因素中挑选出影响较强的因素，共设计了9个项目的具体表现请学生评价，分为学校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个人体验三个方面。整表格的均分是3.36，反映学生对参与项目的评价属于中等偏上。个人因素均分为3.63，表明学生对就读的个人体验最为满意，其次是学校质量，最后是经济因素。在个人因素中，学生最为认可合作办学对于英语水平提升的帮助，其次是国际文化体验。在学校因素方面中，学生对项目革新教学和研究、教学资源设备提出了质疑，影响了学校方面的整体均分。

根据方差贡献率分析表（见表6）可以发现，具备信度的24个问题一共可以提取6个主要的因子，这6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占到将近66.453%，由此可以认为，提取的6个公因子在充分提取和解释原变量的信息方面比较理想。

如表7所示，对各个因素认同性评价中一共抽取6个主要的因子。每一项目的因子负载数值以是否大于0.400为取舍标准。在第一个因子中，负载大于0.400的因素有8个，依负载大小排列的顺序为：良好的教育质量、本地院校的声誉、就业市场上国外学位高认可度、善于革新教学和研究、高招时的国家招生政策、对于项目清楚了解、教学设施、对精英教育的需求。这8个因素基本属于与跨境教育的特点及其高认可度的发展前景和承办跨境教育的本土高校相关的问题，因此可以命名为“学校因素”。在第二个因子中，负载大于0.400的因素有5个，依负载大小排列的顺序为：合作方为英语语言的发达国家、合作方对移民与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满足进一步深造或留学的需求、合作方良好的高等教育背景、院校国际化程度。这5个因素都基本与合作外方国家形象以及外方高等教育声誉有关，因此可以命名为“国家因素”。第三个因子中，负载大于0.400的因素有3个，分别是个人的学术能力、个人的兴趣爱好、合作办学项目开设的专业。这3个因素都与个人特质与取向有关，因此可以命名为“个人因素”。第四个因子中，负载大于0.400的因素有4个，依负载大小排列的顺序为：国内更好的社会治安、亲戚和朋友的推荐、个人国际文化的体验、学校离家的距离。这4个因素都有个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而受到家庭及他人的影响，因此可以命名为“社会文化因素”。第五个因子中，负载大于0.400的因素只有1个，它提供奖学金或经费资助，可以命名为“制度因素”。第六个因子中，负载大于0.400的因素有3个，包括录取人数和分数线、获得海外学位的成本合适、家庭的经济条件。这3个因素都基本关于个人经济状况，因此可以命名为“经济因素”。

依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把影响学生跨境高等教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分为6项，分别是学校因素、国家因素、个人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结果表明学生跨境高等教育选择因素与其他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因素类似，选择过程有相近之处。

因子分析的结果还显示了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可以用该因素所解释的方差占所有因素总方差的比例来衡量。依据分析结果，学校因素可以解释总方差的19.071%，其重要程度位列6个因素中的首位；其次是国家因素，可以解释总方差的13.475%；个人因素可以解释总方差的10.470%；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则在6个因素中影响作用最小，分别只能解释总方差的7.372%和6.552%。以上结果表明，学生选择跨境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综合考量的复杂过程，涉及个人、学校、社会、国家等多方面。

（四）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