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制”下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初探

摘要：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就形成了看似对立、却又相辅相成两条主线――法家的“法治”和儒家的“人治”。即利用制度法规和弘扬礼仪教化限制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这种二元杂糅的教育模式，笔者定义为“二元制”模式，它不仅存在于政治思想领域，也一直存在于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

关键词：二元制 法治 人治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撑。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央政府都不遗余力的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向民众灌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笔者试图从历史学和教育学的双重角度，跨学科分析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二元制”模式。

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领域最主体的实施方。一直受到当时国家政治思维的影响。教育实际就是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投影。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它作为历代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方法，却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名称及其功能与今天有所不同而已。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上的献祭和规范开始，礼法就开始它的发展。经历了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衍变，“法治”已经褪去血亲复仇的野蛮色彩，“人治”也突破了西周以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礼法；经历了先秦诸子对理论的系统化和汉初的儒家强化，基本形成了看似为儒家礼法为主体，法家制服为辅助；实则以礼法教化为表面，以强制规范为实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即所谓的“人治”和“法治”。《汉书・元帝纪》中记载：“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种外儒内法、心照不宣的政治思想经历了宋明理学的进一步掩盖，进一步淡化了“法治”的色彩，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这种政治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呈现的是外儒家内法家，“人治”、“法治”并举的特点。笔者将其称为“二元制”思政教育模式。

中国自诩为“礼仪之邦”。“由于‘礼’的形式是规范，它具有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制和约束的功能，是社会生活秩序不可缺少的工具，因而礼教一直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可见从一开始，“礼”就包含了强制和劝化两层属性。以往思政领域的研究者往往注重于儒家“人治”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我们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却忽略了法家“法治”带来的另一股内动力。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有识之士大都善于利用“二元制”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推行官方认可的主流思想，也是各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的反映。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引起动荡：萧梁末期的侯景之乱和赵宋面对外族时的知识分子的末世悲鸣都是“人治”思想过于理想化酿成的苦果；而“三武灭佛”和唐末五代的斯文扫地则是“法治”思想极端化的例子。因此无论哪个时期，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都不仅左右着当时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影响着当时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历来就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治政治”思想下，儒家强调对民众的“自省”、“克制”，即自我反省，自我克制，强调把自身修养和社会规范相融合。曾有学者将“人治”政治思想影响下的我国古代思政教育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学思并重是指学习道德知识，掌握道德理论。在孔子那里有这样的阐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也指对行为的思考。学必须与思结合，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二，省察克治。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即自我纠正，自我改过。第三，因人施教。这是针对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侧重点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第四，身体力行。这既包括与言行相对的行，也包含道德规范、道德观念的实行。第五，改过迁善。这是古人修养德行的一种重要方法。”

相对于儒家的“人治”思想影响下的古代思政教育偏向于“内省”和“认知”，由法家沿袭下来的“法治”思想更注重于约束和限定。如同我国政治思想中“外儒内法”、“外礼内法”的理论模式，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外人治，内法治”。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在努力利用儒教的影响力来塑造文化一统的国家向心力的同时，也很注重利用规则和框架来约束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对于违反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异端”思想实施严厉的文化压制政策。早在战国时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就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汉代开始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中设立经籍博士，以考察人品声誉为基础的“察举”模式取士；宋明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和科举考试的放开，封建统治者表面上仍旧大力鼓吹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孔子可以配享太庙，实际上进一步降低了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和政治地位；明清针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官僚的廷杖制度和捕风捉影的文字狱就是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法治”层面的又一例证。

总而言之，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和我国古代的政治史一样，始终贯穿着儒家的“人治”教化和法家的“法治”两条主线。而外“人治”内“法治”的倾向一直存在，而且逐步强化。二元制模式下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从产生到逐步僵化，它始终是为封建统治者钳制思想、巩固统治服务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延续和传承，其中的合理因子已经渗透到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这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