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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投资: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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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投资: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 制约农民增收的一系列因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业生产率、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农产品市场结构、国家涉农政策以及地方财政经济状况等)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不仅对农民增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制约与影响农民增收的其它因素。

人力资本投资 农民增收 制度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收入增长的举步维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农民增收成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一个持续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者们也开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种种处方。但由于农民收入的多重制约性,多数处方收效甚微。因此,为了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更有效途径,就需要对农民收入的制约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农民收入增长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制约的,它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业生产率、劳动力就业、农产品市场供需矛盾、国家的涉农政策、地方财政经济状况,以及政策法律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最关键的因素。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特别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前提。

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

我国拥有13亿人口,近8亿的劳动力,其劳动力市场基本上属于著名经济学家W.A.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型市场,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需求。而且,我国劳动力资源具有数量多、质量差的特点。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高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又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这一特点更为明显。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年多。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科技素质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加之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此外,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资本替代劳动的进程加快。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不仅表现在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表现在农村乡镇企业,甚至农业内部。因此,技术进步使城乡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又净增数百万劳动力。以上诸种原因并存,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难以大规模转向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更突出,从而导致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下降、非农收入增长减速。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滞留于农业,又进一步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人均农业收入。人均农业收入下降与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增速减缓共同作用,造成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中的比重高达40%,但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却仅为GDP的15%,这是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核心所在。对此,许多专家早就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减少农民。这既依赖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以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必须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其就业竞争力,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这是实现农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以粮食为代表的主要农产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状态。而且随着居民收入提高,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已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结构的刚性特点,使一般性的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价格下滑和农业经营收入下降的趋势。农业结构的刚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农业自身的特点造成的农业结构刚性。如农业生产受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制约,生产周期长等原因造成的农业结构刚性。其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是农业结构刚性的主要原因。农民人力资本短缺,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低,使其对市场的分析预测能力差,特别是缺乏生产优质农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当然也有资金问题),以及因企业家才能缺失造成的创新动力不足,收入预期和观念、行为的长期固化,使农业结构调整十分艰难、缓慢。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很难改变当前这种一般性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与农民增收困难的格局。不仅如此,由于加入WTO后,国家面临进一步放开农产品市场的压力,中国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国外农业发达国家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农产品市场相对过剩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一般性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农民的农业收入还可能进一步下降。因此,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农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奠定基础。

四、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府的“三农”政策与农民收入

制度经济学派早已阐述了制度、技术、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的内在关系。某种政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绩效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三农”政策对农业的发展影响极大,当然也必然影响农民收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施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运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策转移农业剩余和农民收入,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这种发展战略的长期推行,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低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了农民的农业自主经营权,加之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产品连年丰收,农民收入也快速增长。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断增大,而以往政策的作用则有所下降。特别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投资不足,使政府抑制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措施无法彻底贯彻。如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再三承诺的严格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剩余粮食等“三项政策”,由于信贷资金不到位或挪作它用等诸种原因,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没有真正落实。这些政策方面的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与农村人力资本短缺、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政策的制订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利益各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农民由于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基本上没有能力和机会参与政策制订,也缺乏有效的手段(如利用大众媒体)影响政策制订过程,因而政府制订的农业政策(包括其它政策)很难有效保护农民与农村的利益。因此,从长远来看,只有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对政策的认知能力,以及通过组建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和组建农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此为基础逐步提高农民参与政策制订(主要通过发挥农村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职能)的能力,从政策角度维护农民的利益,以实现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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