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看战后德国的社会变化

战后德国教育体制中最能显出其自身特点的地方，莫过于将中学分成三类：基础中学、一般中学和高级中学。前两类培养应用型人才，其中，第一类培养简单操作人员，第二类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支撑的工作人员，第三类培养开发性或创造性人才，即以后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这种在中学阶段就进行分流的教育体制与社会需求有着紧密的切合，它将大部分人引向了社会大量需要的应用性领域，而只有少数人被引向要求高的创造性或开发性工作岗位。这不仅使不同层面的教育与不同层面的社会需求之间有着高度吻合，也使各层面教育守住了其应有的边界，尤其是高等教育。战后德国高等教育之所以有着世界范围内很好的含金量，就是与其没有转向大众化，始终坚守培养社会精英的目标有关。职业生涯中岗位与文凭的紧密吻合在西方世界是除了德国之外很少见的。因此，教育参与结构的变化在战后德国清晰地展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战后德国；教育体制；教育参与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

【作者简介】王涌，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法兰克福大学博士，上海200237

【中图分类号】G5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160-07

一、教育体制的变化

从学校教育角度看，战后德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中小学教育这一块，高等教育与其他国家无大殊异。这个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中学有三种类型：基础中学（Hauptschule）、一般中学（Realschule）和高级中学（Gymnasium）。这是战后德国在吸取传统办学经验基础上，针对战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

中欧和西欧国家早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两种基本学校类型：基础学校（Elemen―tarschule）和拉丁学校（Lateinschule）。前者传授一些诸如读、写、计算等基本技能；后者则传授一些研究和教会方面的知识。启蒙运动时期，拉丁学校演变成了高级文科中学（Gymnasium）。洪堡教育改革将高级人文中学变成了古典人文中学（Klassis―che Humanistische Gymnasium），将基础学校变成了国民学校（Volksschule），这个体制在1800年前后得到了正式认可。此外。还设立了居于其间的一般中学（Realschule），传授一些实际有用的知识，如自然科学和当代语言，而那些古典语言则不再传授。1832年普鲁士王国时期，如此这般的学校三级分类得到了认可和贯彻，即国民学校面向全体国民，属于基础教育，其次是一般中学，学习生活中直接有用的文理知识，然后是高级中学。培养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整个19世纪德国的学校教育主要分成这三类。魏玛共和国基本沿用了这样的教育体制，只是将国民学校学制定为4年。第三帝国时期同样如此，不同的只是将国民学校的学制改为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学校教育方面已承载了厚实的传统，即三级分类：早期基础教育，然后实用性知识传授，再后高级研究性人才培养。因此，战后德国基本沿用了传统的学校体制。最初的国民学校，学制8年，第6年后，具备一定资质的学生进入高一级的一般中学和高级中学。也就是说，进入第7年后，部分学生升入学习实用性知识的一般中学，部分升入培养研究性人才的高级中学，其余则留在国民学校，等念完8年后直接进人社会上的职业培训学校。这样的学校体制在全民义务教育背景下，一方面使每个人都能接受系统的中小学教育，另一方面也使每个人具有针对性地接受相应的中小学教育，相应不仅指相应于个人实际，也指相应于社会需要。因为基础教育（国民学校）之后，就对学生进行分流，一部分转向实用性（一般中学），一部分转向研究性（高级中学）。这种分流一方面顺应了学生的个人条件，另一方面也顺应了多少年来被印证的社会需求：实用性和研究性人才各分秋色。再后的高等教育主要是为那些高级中学毕业生准备的，而一般中学的学生毕业后便直接进入职业生涯，那些滞留在国民学校而无法升入高一级中学的人则在毕业后经过一些专门的职业培训而进入职业生活。这样的体制清楚地将人分成三部分：（1）国民学校学历。通过学习一些简单的职业技能后直接工作。（2）一般中学学历。具备了一些专门的实用性知识，直接进入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如一般公务员、技术人员等。（3）高级中学学历。通过此后的大学教育进入社会中具有挑战性的领导和高级白领岗位。这样的学校教育支撑起了战后德国前十几年经济的飞速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战后德国经过第一轮的快速发展后，社会又向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白领和高级人才的知识水准要提高，蓝领人员的文化和知识素质也要提高。于是，出现了教育改革。将最初的基础教育学制缩短，由8年改为4年，将传统国民学校改称小学（Grundschule）；将原来国民学校的高年级部分改成基础中学（Hauptschule），传授职业生活中一些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知识。原来的一般中学和高级中学名称与性质不变，只是学制因前期学业的缩短而相应延长。这样，小孩从6岁开始念小学，学制4年，9-10岁开始分别进入三种不同的中学。新设立的基础中学时间最短，为4年，一般中学6年，高级中学9年。前二者在毕业后或是经职业学校或是经专业学校培训后直接开始职业生涯，而高级中学毕业生大多念过大学后再工作。

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中小学体制改革，虽然在观念上还是承续了传统应用与研究适时分流的理念，但在操作上进一步细化，而且加大了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力度。原来，那些无法升入高一级中学去的学生留在国民学校进入高年级。现在，这些人可以进入基础中学。区别在于前者依然停留于初级通识阶段，后者让这些人提早进入职业准备阶段，使他们在进入职业技能培训前可以学一些职业所需的基础性知识。而一般中学的时间延长同样使不念大学而直接工作的人能够多学一些书本知识。高级中学的学习时间同样延长，当然也是在提升高级人才的质量。20世纪60年代的中小学体制改革，通过缩短小学就学时间而延长中学阶段的学习，更是说明了对中学教育的重视，而中学教育是与以后职业生活贴得最近的教育。因此可以说，战后德国60年代的教育改革使中小学教育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实用。而且，这种贴近并不是整个地颠覆传统，而是在吸取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将传统中的宝贵因素更加细化和放大，那就是使实用性和研究性人才都更加专业化。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性发展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教育的变化从一个角度映现了社会的变化，即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增大和增强，不仅在应用性领域如此，在高级的开发性领域同样如此。与此对应，接受教育者的分布结构在战后德国也相应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从更细化的量角度展现了战后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二、教育参与结构的变化

中小学教育的多样化给学生适时的专业性分流提供了可能，正是这样的学校体制使得战后德国的人口结构从教育的参与结构角度就得到了体现，而且。社会变化从这个参与结构的变化中也能窥见一斑。总体而言，最初当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还处于较低阶段的时候，能够进入高一级学校念书的人还不算多，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进入高一级学校的人数不断增多。但是，这个增多并不是单向性地绝对往更高一级递增，而是二极性地往实用和研究两个方向同时递增。

战后德国最初几年里，教育资源和水平相对薄弱，再加上社会正需要相当一部分简单劳动力。这就使得当时进入高一级学校念书的人只占少数，大部分人念完最基本的国民学校后经过一段专门职业培训就直接工作了。据战后德国人口教育专家汉森（R.Hansen）和罗尔夫（H.-G.Rolff）的统计，1952年时进入一般中学和高级中学念书的人还不到上学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而近五分之四的人只上了国民学校。如将这样的数据与新世纪的相关数据放在一起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出当时德国教育水准的低下和人口文化素质的构成（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战后初期1952年时，原西德绝大部分人只接受了最基本的国民教育，相当于我们的小学和初中。而进入高级中学的人只有13%，以此类推，进入大学的充其量也是这个数字。此间值得关注的是，进人史上一直被看重的一般中学的人也只有6%。这表明：战后初期的德国，绝大部分人只接受了最起码的国民教育便匆匆进入职业生涯。与快进入新世纪的1999年情形相比，当时人口所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下。到了1999年时，不仅有超过五分之二的人进入高级中学，进而升人大学学习，而且还有绝对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进入了培养应用性人才的中学学习。如此巨大的差异固然直接与当时的教育资源相关。但更深层地来自当时社会的需求。战后德国，百废待兴。当时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远远超过对高文化素质人员的需求。但那是战后重建的紧迫状态所致，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发展后，这种局面很快得到改变。到了60年代初，德国经济和社会已经从零起点快速回复到了一定的高度，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提高。表2展示，到了1960年，进入高一级学校念书的人普遍增多，进入一般中学念书的学生较之于1952年近乎翻了一倍，加上70%的基础中学学生，这两个数据充分表明：社会对高素质蓝领工人的需求明显提高。但那时对高级人才的需求还没有明显表现起来。较之1952年才增加了2个百分点，较之2000年低了25个百分点。这表明：1960年时的西德尚处于工业社会的中期。较之于10年前的初期。对从业人员的文化要求虽有提高。但还处于中级阶段，社会对创造性人才的需求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因此进入高中和念大学的人数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可是，60年代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造就了新一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而从70年代起，使德国社会朝着更新一轮的持续发展前行。这一点同样可以从1970年以后教育参与结构的变化中见出（表3）。

从表3可以清楚地看出，1970年起德国教育参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持续变化：首先，培养社会中层，即高级蓝领和一般白领的基础中学和一般中学的人数从1970年起基本稳定在60%～70%之间，但其内部呈现出一个结构变化的趋势，即培养一般白领的一般中学的毕业生呈持续上升趋势，到了2000年达到总人数的40%；而培养高级蓝领的基础中学毕业生则相反，呈持续下降趋势，到了2000年下降到24%，一个是上升了一倍。一个是下降了一半。这表明，70年代开始德国社会不仅出现了占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中间阶层，而且这些中间阶层的文化素质在不断提高，以致达到了其中一般白领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其次，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级中学毕业生人数在持续走高，从1970年到2000年恰好翻了一倍。这表明，战后德国从70年代开始对创造性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大，念大学的人数也在相应增多。这应该是社会开始转向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一个征兆。最后，那些位于社会底层，连基础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从70年代开始继续下降，但到了80年代后，数量趋于稳定。基本维持在10%左右。从这个教育参与结构的变化数据可以看出，1970年起德国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70年代开始，全民所受教育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上高一级中学的学生数在持续走高，即从基础中学到一般中学，再到高级中学。这个变化不仅显示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彰显出了社会结构中高层和中层人员的数量在增大，尤其是中层，因为拥有基础中学学历的人数在减少，而一般中学和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则成倍地增长。还有，这些中层人数基本稳定在总人数的60%～70%也表明，他们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以上这个教育参与结构变化中值得关注的是，上高级中学的人数虽同等地快速增长，但同比而言并没有增长得很高。这意味着新千年时德国进入高校念大学的人与60年代末70年代初比虽成倍地增长，但与同期的西方其他国家相比，不仅没有增长到很高，而且还几乎处于末位。从表4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2001年时西方国家同龄人中上大学的百分比最高的达75.8%，而德国只有32.4%，比处于末位的捷克只高出2.4个百分点。

而且，有关数据显示，战后德国从两德统一开始，不仅高级中学毕业获得大学入学资格人数占同龄人的百分比，而且进入高校注册和大学毕业人数占同龄人的百分比，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迄今不再有明显的增长。这清楚地表明：战后德国的高等教育尽管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有着持续的增长，但一直被控制在特定框架内，尤其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开始停止增长。这样，其培养社会杰出人才的功能就一直没有突破，即一直没有转向大众化。另一方面。从社会需求角度看，就业人口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基本满足了社会对精英的需求。新世纪以来，德国已经开始出现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已基本趋于饱和：另一方面也表明，战后德国的高校始终坚守着培养社会精英的框架，没有盲目地进行扩充。 三、教育参与结构中映现的社会阶层结构

就像德国教育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不同学校培养不同人才一样，战后德国教育参与结构的变化也基本展示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一般而言，小学是全体国民都上的学校，还显不出社会阶层的差异，中学开始，差异渐渐显现。最明显的差异是基础中学、一般中学与高级中学之间。前二者培养的是应用性人才，后者是培养进入重要岗位的创造性人才。当然，在具体职业上不会因此出现绝对的区分，每种职业都能找到这两种学校的毕业生。但是，相对而言，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大多集中于对文化知识要求比较高的职业，如领导和技术岗位，而基础中学和一般中学的毕业生则大多集中于对文化知识要求不太高的职业，如工人和一般职员。而且战后德国的社会发展，将这一职业和阶层结构越来越明显地展现了出来。德国学者希梅尔一奈曼斯（Bernhard Schimpl-Neimanns）曾对1950-1989年间西德教育参与和社会阶层之关系的演变作了历史研究。从他的研究结果（表5）可以看到：（1）一般中学毕业生大多集中在一般工人、专业工人、农民、一般职员/公务员这样的职业中。这些职业中，一般中学毕业生在战后德国自始至终居绝对主导地位。（2）高级中学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专业性职员/公务员、领导性职员/公务员和业主/自主经营性农民这样的职业群体中，尤其在领导性职员/公务员这样的职业中，高级中学毕业生在战后德国自始至终居绝对主导地位。（3）历史变化显示：属于社会中上层的重要岗位越来越被高级中学毕业生占据，而属于社会中下层的简单岗位则越来越成为一般中学毕业生的天地。就前者而言，专业性职员/公务员和业主/自主经营性农民这两类职业群体本来是一般中学毕业生略占主导地位，后来却倒过来变成了由高级中学毕业生所主导；就后者而言，工人、农民和一般职员/公务员这样的职业群体在战后德国不仅始终由一般中学毕业生所主导，而且这些职业中一般中学毕业生的比重在渐渐提高。（4）所述变化明显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那是战后德国经历了约20年经济飞速发展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教育参与结构的变化清楚地体现在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中。（5）未工作人员数据的变化表明，高级中学毕业生具有着更强的职业生存力，因为未工作不仅包含失业，也包含因种种原因而做家庭主妇的人员。战后德国这样的人群中，一般中学毕业生自始至终占明显多数。

希梅尔一奈曼斯的研究表明，战后德国清清楚楚是一个由文化知识（学历）支撑起的知识社会。一个人读书越多，学历越高，就越能进入社会上层。而且，这样的情形甚至具体到每层学历中都有清晰的体现，如基础中学和一般中学毕业生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也明显有这样的区别。甚至极个别州将二者合并的综合中学毕业生也明显有所不同。对此，德国学者鲍美尔特（J.Baumert）和徐梅尔（G.Schamer）有过很具体的研究，他们对2000年时德国存在的五种中学毕业生在各职业层面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6），基础中学毕业生与较高一级的一般中学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社会较高层面的职业中，如所有职员和业主，一般中学毕业生所占份额全部超过基础中学的毕业生，而且层次越高，区别越大。在高级和中级职员中。一般中学毕业生所占份额要超过基础中学毕业生一倍以上。即便在工人群体中，一般中学毕业生也大多在专业工人岗位，而基础中学毕业生则在一般工人岗位。鲍美尔特和徐梅尔的研究数据告述我们，当今德国的阶层分布清晰地与所受教育程度相关。读什么样的学校，拥有什么样的学历，就基本决定了一个人以后的社会阶层和地位。部分州将基础中学和一般中学合并的综合中学由于在全德国基本没有被看好，因此，毕业生也主要集中在较低层面的职业群体中。

可见，战后德国社会中教育的参与结构较清晰地映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状态。有意思的是，这种教育和阶层的紧密对应在德国还较明显地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而且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影响还出现略微变化，尤其是60年代后。据有关统计，由于教育的发展，德国1969-2000年间所有阶层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比例都在提高，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公务员家庭子女。最慢的是工人家庭子女。而职员家庭子女在总体增长中还出现了部分时段的回落。具体见表7。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60年代末时，子女上大学的家庭比依次是公务员、职员、业主和工人。但两德统一后，即1990年起，职员家庭上大学的比例开始渐渐被业主家庭超越，到了2000年，业主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比重明显超过职员家庭。这或许与统一后东部地区大量业主出现后对高等教育的看重有关。无论如何，该统计清楚地告述我们，工人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始终处于极低位，而且同比而言，增长明显缓慢；公务员、职员、业主家庭子女的上大学份额始终处于高位。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教育决定阶层。

四、最后的结论

就教育体制来说，战后德国的教育站在悠久的传统基础上，在中学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按照社会需求和学生特点将人分成实际应用型和研究开发型两类，而且在规模控制上一直注意将大多数人引向实际应用型，研究开发型基本控制在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就是战后德国中学分类的要旨所在。进一步看，由于指向研究开发型人才的高级中学规模得到控制，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很好地驻足于培养高级人才的框架内。这不单纯是量方面的控制，同时也更是质方面的保障。由于量的扩充经由中学教育的分流得到控制，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得到了相应的保障，这样的体制就让真正有条件，而且自身又有动力的中学生进入高校，而不是通过一次考试（高考）。

就社会需求和人口状况来说，这样的体制显然更具有针对性，针对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大量需要和对创造性人才的高质量要求。参照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的情况，应用性人才固然也可以由高校来培养，撇开由此促成高校规模空前扩张暂且不说，这样势必造成教学资源的多重浪费，其一。中学时期的基础教育时间会由此延长，因为分流被延迟到了后来的职业生涯；其二，社会大部分应用岗位还是属于操作型的，高等教育的培养显得多余；其三，实际就业年龄延长。战后德国教育体制在中学时期就将大部分人引向应用性领域，这不仅切合了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且也应合着人口的实际状况，因为在任何时期，那些创造性人才总是属于社会人员中的少数。正是由于教育与需求和人口状况的切合。才使得教育参与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吻合。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德国那样，可以从教育参与结构中如此吻合地看出社会阶层结构。

因此，战后德国的社会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教育参与状况的变化中看出。20世纪60年代，德国教育改革中之所以将原来小学的高年级部分划出来，设立中学中最低的基础中学，就是由于社会发展使然。60年代的德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复苏后，产业领域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已经开始不太满足于一般的操作人员，而是需要大量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应用性人才，那就是一般中学的培养目标。但原来由于义务教育的缘故，所有进不了高级中学的人都会滞留于一般中学，这就会使一般中学学生过多，而且学生之间有差异。设立了基础中学后，就使属于社会大部分人中的那些相对只适合于操作性工作的人分流了出去，保证了一般中学的质量。事实上，自60年代出现了基础中学后，一般中学的人数同比而言有了持续快速的增长，进而成为三类中学中就学人数最多的学校。这与德国60年代以后开始渐渐出现的大量中间阶层形成紧密呼应，也就是说，基础中学毕业生一般进入社会下层，一般中学毕业生进入中层，而高级中学毕业生则进入中上层。战后德国由于教育与需求和人口状况的紧密对应，才一直兑现着教育决定命运的说法，才一直可以从教育结构中看出社会结构及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