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之德”与“道之德”:先秦两种德性思想之比较

摘要：孔子和老子分别开创了儒、道德性思想先河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仁之德”和“道之德”为其特色的孔、老德性观，不仅代表了中国德性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趋势，而且在彼此融摄中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传统与主干。新形势下，认真解读两种德性观的内涵，在思想“原点”的比较中探索它们在核心概念、主体价值取向和德性养成路径上的差异性，传承和弘扬以“社会伦理”见长的孔子德性观和以“自然伦理”见长的老子德性观，无论对于当代社会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乃至两种文明的和谐与进步，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仁之德”；老子；“道之德”；德性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B2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8-0109-04

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呼唤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德性文化，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包括社会伦理和自然伦理在内的“德性文化自觉”成为当今社会伦理发展的必然选择。追古思今，我们倍加感受到中国传统德性思想的价值与弥足珍贵。以“仁之德”和“道之德”为主要特征的孔、老德性观虽然定格在先秦璀璨的文明史册中，却为后人留下飨食不尽的精神财富，它们不仅代表了中国德性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趋势，而且在彼此融摄中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传统与主干。深入解读孔老德性观，在思想“原点”的比较中，汲取更多的精神智慧和伦理资粮，无论对于当今社会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乃至两种文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仁之德”的内涵及其特点

孔子虽然没有提出系统明确的德性观，但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泽被后世，影响深远。“‘仁’的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但以‘仁’名其学、并以此来统属整个的思想体系，却是由孔子开始。”[1]的确，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常常“以仁释德”，无论是德性话题的提出，还是道德问题的解决，乃至德行的实现，都是以“仁”为总纲而进行的，“仁之德”构成了孔子乃至儒家德性思想的突出特点。孔子对“仁之德”基本内涵的阐述全面而不乏深刻，我们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仁之德”贵在“仁”。“仁”是孔子借以表达伦理的核心概念，是德性思想的总纲，在儒家道德哲学中具有特别的地位和意义。蔡元培先生曾说，仁乃“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2]“仁”在《论语》中出现一百多次，孔子每次对于“何为仁、如何仁”的回答和诠释都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别，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而在其内容上都从属于“仁”的内在规定性。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孔子的学生曾子、子思皆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而忠、恕、孝等都是“仁之德”的具体呈现。“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违道不远。”（《中庸》）代表至德品质的“孝”道则是百善之先、忠恕之基。“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顺父亲的泰伯便可以享有至德的美誉，“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也就是说，泰伯为满足父亲的心愿，主动把王位继承权让给三弟季历。“忠恕”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仁德品质，而且意味着一种重要的行为准则，甚至应该是一个人一辈子一贯以之的原则。“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为人处事中，尊重别人、不勉为其难，同样是“仁”道精神的体现。

二是德目的多样性。我们仅仅了解以“忠恕孝”为核心的“仁之德”是不够的，以“仁”为纲的德目还有很多，诸如刚强、坚毅、恭敬、诚信等不一而足，“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孔子在许多场合都谈论过关于仁的话题，并全方位、多角度地概括了“仁”所含摄的诸多优秀道德品质，一些具体德目的确立亦是在关于仁的讨论中完成的。可贵的是，他还针对学生基本素质的不同，有区别地给予回答或解释，彰显了德目的多样性：或曰“克己复礼为仁”，或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显然，这些具体德目都是“仁之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是德行即德性实践是“仁之德”的内在诉求。“力行近乎仁。”在孔子看来，真正的仁存在于道德实践中，德性是内在品质和外在德行的有机统一，只有付诸行动的德性方能体现出真正的价值和功用。孔子倡导的仁义道德存在于伦常日用中，君子便是他塑造的德性人物典范。德性高尚的君子不仅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还必须做到知行一致，日常行为中要做到“礼”字当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德性的“纲举目张” 体现在言谈举止中，“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君子必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可见，孔子不仅用智慧点燃了儒家德性思想的光芒，而且用鲜活生动的实践书写了非凡的德性人生，印证了德性与德行的内在一致性。

二、“道之德”及其内涵

与孔子德性观不同，老子以“道”为总纲阐述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品质和属性。“老子所谓‘德’，主要指德性，德性即事物的本性。”[3]57“‘德’则为天地万物所具有的自然之性。”[4]41也就是说，德性的本性是一种自然之性。自然之性同样是道的根本属性所在，“‘道’与自然其实为一。”[4]41因此，我们将老子德性思想概括为“道之德”。“道”为“德”之体，“德”为“道”之用，两者密不可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辨证统一于“自然”之中，世界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发展都是道与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 “道之德”贵在“道”，其内容主要取决于道的规定性。由于老子“道”是“天道”与“人道”的总括，因此，德性的概念和范畴从一开始便超越了人类社会并延伸到自然界。也就是说，“道之德”素有天人之分，是融摄了人类社会和自然万物在内的诸多伦理规范，“道之德”是自然法与社会法的统一，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也体现了老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理念。“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根据德性层次不同，“道之德”可以划分为“孔德和玄德”“谦德”以及“上德和下德”。

“孔德和玄德”是“道之德”在形而上层面的表达，其内涵与“天道”息息相关。在老子看来，孔德与“道”并无二致，是否合乎道，乃是评判孔德的唯一标准。“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玄德”兼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双重性格，一方面，老子从本体论的高度概括了其特征，认为玄德是抽象意义上的自然之德，它是宇宙中能够生化和养育万物却不主宰占有他们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与顺应自然并受到尊敬的“道”极为相似，或者是“道”本质的自然流露。“‘道’的这一本性，老子称之为‘玄德’，亦即‘道’的最本质最深远的特性。”[4]41“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另一方面，老子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其功用。他认为“玄德”是一种能够体认自然之道极为高明而又深奥的德性智慧，“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老子》第六十五章）

“谦德”是另一种形式的“道之德”。“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老子将谦德视为人生的三宝之一，并对其优点和功能给予形象描绘与充分肯定。他以水为喻论证了具有谦德品质的“上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在老子看来，谦让不争之德能够使人避免过失和错误，进而成就君子人格，“君子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而谦和的力量能够使自身变得强大和不可战胜，“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

“上德和下德”是对不同类型“人之德”的界定。“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在老子看来，“上德不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就是说，“上德”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仁义道德不同，而是要与自然大道相适应，“无为”是其突出特点，“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上德’是‘道’在人身与人生上的作用和显现，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流露。”[4]65老子对“上德与下德”的划分有着重要的现实依据，与孔子非“礼”勿动的思想相反，老子将“礼”视为社会动乱的开端，并把当时社会所遵从的仁、义、礼、智等诸多伦理道德统称为“下德”。为批判和有别于他们，老子倡导顺应自然的大德，并将之命名为“上德”。实际上，老子关于“上德”和“下德”的比较，并非在苛意为之，更为重要的趣旨在于为倡导“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寻找合乎道德层面的依据。

三、孔子和老子德性观之比较

先秦时期的圣贤们用朴素的语言开启了中华民族原始的道德生命之门，用深邃的智慧照亮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代表中国两大德性伦理发展趋势的儒、道德性便根源于此。两者虽是同一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冲刷出两条不同的思想脉系。共同的文化起源、经济条件以及地理环境使得它们具有某种共通之处，而内涵的不同使得它们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传承和迁延。

（一）孔子和老子德性观的差异性

孔子和老子分别以“仁”和“道”为总纲开创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观，我们通过对其概念的认真分析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德性核心概念、主体价值取向和获取方式上等三个方面。

第一，德性核心概念的差异性。“仁之德” 和“道之德”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核心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甚至一定程度的对立性。“孔子学说的本质是都市哲学，而道家学说的本质为田野哲学。”[5]孔老哲学本质的分野规定了其德性核心思想及其概念的分殊，他们的学说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发展趋势，而且左右着中国传统德性文化的历史走向。孔、老分别以“以仁释德”和“以道释德”的方式，完成了各自的德性思想历程。“仁”与“道”不仅是两位圣贤想要表达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而且高度概括了儒、道道德哲学的精神要义，道出了各自伦理学说的本质所在。孔子以“仁”立论，老子以“道”行文，明确提出反仁义、反智慧的主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圣弃义，民复孝慈。”（《老子》第十九章）

第二，德性主体价值取向的不同。德性主体价值取向的不同是孔、老德性观最为显著的区别和标志。德性说到底是一种价值取向问题，价值观的确立意味着德性的发生。德性的价值属性又取决于承载德性主体的性质，或“人化”或“物化”。主体不同，价值取向亦有别。从性质上来看，德性具有属人和属物两种特质，一是与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的 “人之德”，二是指普遍存在于除人类之外的自然万物中的“物之德”。“人之德”与 “物之德”的划分便是基于主体性质的不同而进行界定的，前者是对人类法则的概括，后者是对自然法的总结。老子诸多德性必将从属于前者或后者，无论“物之德”还是“人之德”，都是“道之德”的具体呈现和表达，只是主体价值取向不同而已。

老子以“道”统摄诸德完成自然之名，这里的“道”是“天道”和“人道”的总称。他认为，自然界由人、天、地、道四大元素构成，他们最终归宿都在于“自然”，人只是自然界中最为渺小的一分子，“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不仅如此，老子常常借“天道”之名论“人道”之实，以“天道”观照“人道”，认为人类不仅要敬畏和热爱自然，而且人类的活动规则应与自然法则相一致，顺应并效法自然的人才是真正的得“道”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因此，“道之德”的主体价值取向不仅有“人”的尺度，更有“物”的尺度，具有明显的生态伦理学价值。 儒家伦理公认为德性伦理，具有鲜明的人格化色彩，道在伦常日用中。孔子以“仁”为纲的诸多德性大都是纯粹地讲伦理、说道德，“仁之德”与“人之德”并无二致。“孔子教人学为人，即学为仁。”[6]7因此，孔子德性主体价值取向比较单一，只是沿着“人化”的路线发展。林语堂在评价道德的价值时曾指出，在儒家之外还有一条更宽广的道路，还有一条更超越的智慧。老子的宽广和超越之处恰恰在于对“物之德”的拥有。

第三，德性获取方式不同。孔、老德性观在核心概念以及主体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使得他们在养成路径、获取方式上大相径庭。“仁之德”的获得必须通过后天的付出和努力，主要的养成路径有学习、力行和反省。“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孔子倡导“知行合一”，向来重视教育和学习在德性获得中的重要性，尤为强调力行在仁德形成中的必要性，甚至认为行是第一位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孔子就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以身作则实践并诠释了“以仁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的内涵与真谛，“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7]孔子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的德性修养显然离不开他的好学、深思与力行。除此之外，孔子还从反面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修行方法，那就是反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里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

与孔子不同，老子非但没有强调后天学习在德性的获取中的重要性，甚至对“为学”持以反对的态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认为德性是万物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它的存在无非就是自然本性没有受到外界破坏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即是一种获得。因此，“无为”成为获取德性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第三十七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 需要说明的是，老子主张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种“善为”，是以“无为”的方式达到有为的目的，“是一种特殊的‘为’――无为之为，即要弃绝外在的、人工的妄为任期自发、合乎自然的行为和状态。”[3]288

虚一而静是老子认知事物及其德性的另一种重要方式，“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 第十六章）“老子的认识方法有两种，即‘静观’和‘玄览’。”[4]49“道之德”的获得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见素抱一，清心寡欲、专一于道的人才能达到德性修行的目的，进而成为德性高尚的圣人。“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老子》 第十九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老子》 第二十二章）

（二）孔子和老子德性观的相似之处

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圣贤们联袂缔造了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历史和宿命，却不能否认他们曾经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始农业和易经思想的影响。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农业为生，诞生于此的德性思想都难免要受制于这种农的眼界，“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8]17与此同时，儒道两家都或多或少地汲取了易经思想，并形成两条同宗同源而又风格迥异的德性发展路线。《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说自强不息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儒家品质，那么，厚德载物则更为贴切地传递了道家性格。儒道文化辨证统一于易经思想体系中。

孔、老德性观的相似之处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核心概念的措辞上具有相通之处，在遣词造句上均以“道”冠名，两者同名而异义。老子和孔子学说虽然“道”不同却可以共谋其途。“在秦汉以前，现在所谓的‘道家’与孔孟之学的所谓‘儒家’，原本没有分开的，统统是一个‘道’字。”[9]先秦时期的各家大都有所见于“道”的某一方面，并对“道”的阐明都有所贡献，无论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还是老子万物之宗的“道”，都从不同角度开创并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哲学。一个“道”字蕴藏了中华民族多少同宗同源的智慧和力量，也孕育了多少别样的文化和传奇。“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只有两家的结合才是全部真理。”[8]161这真理之中折射出儒之为儒、道之为道的文化基因，或许只有两者的结合才是永恒的生存之道，才能将真理的种子延续。二是德性主体价值取向都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仁之德”天然是一种关乎社会与人伦的道德规范，“道之德”虽然素有天人之分，而社会人伦道德同样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中国哲学的出世与入世问题之争的时候指出：“有许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些人说的完全对了，或完全错了。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不能说这些人说错了，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8]7这段话不仅道出了诸子百家哲学的共同特点，而且肯定了孔老德性主体价值取向上的某种契合之处。道家虽然具有明显的自然出世主义倾向，但依然没有也不能完全置社会于不顾，同样提出一些关于人伦、德治的思想或观点，比如老子重视以慈、善、俭、让等治理国家的主张同孔子的德治观点不谋而合。

结语

千百年来，以“社会伦理”见长的儒家德性观和以“自然伦理”见长的道家德性观在对立统一中不断得到融摄和发展，为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思想上的差异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铸就了中华道德风貌的独特与和谐。直到今天，古老的东方智慧依然迸发着强劲的生命和活力，道德与文明的火种正薪火相传，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着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启示灵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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