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津味”:城市化进程中的出路
近年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津门作家笔下的“津味”日趋淡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代津味文学从眷恋本土到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也逐渐丢失了津沽原有的风味，酝酿了一种新的韵味。
一、传统“津味”的没落
上世纪80年代起，以冯骥才、林希等为代表的天津作家，高举民族文化的大旗，因其文学作品中展示了鲜明的津沽风情，被称为“津味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津味文学的价值更偏重于地域民俗与传统文化的展示与记录。近30年来，津味文学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明显转向――传统津味的没落。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现代社会思潮的不断冲击使得老一辈作家亲历的文化记忆日渐稀少，有些甚至已成为绝唱。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丧失了对天津城市概念的体认。不少中青年作家的津味作品，其素材都来源于二手资料，大多以今天的视角反思昨天的历史，存在着为“津味”而津味的文学创作。这类作品中的津味元素通常带有符号化、标本化的特点，它们不再鲜活而富有生命力，容易造成读者的疏离感。这种境况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津味文学的创作，冲淡了作品的活力。
其次，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对天津本土文化的破坏和解构，“津味”的内涵发生了相应的转向。臧策说：“天津不仅有类似于‘京味’的‘津味’，更有类似于上海‘海派’的‘津味’。”（臧策：《“津味”到底是啥“味”》，《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根据天津的文化地理位置划分，他所指的分别是“老城厢”、“三不管”的“津味”和“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这两种味儿貌似截然对立，但又在津沽大地上长期并置、此消彼长、共相依存。只不过民族文学的倡导者，一直不愿意承认这种外来的殖民文化罢了。
再次，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进一步缩小了津味文学的生存空间。天津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拓宽了文学的发展空间，也给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以王小柔、章元、方紫鸾为代表的新生代天津作家从网络走入大众视野，迎合了消费市场。他们用满溢的小资情调竭力地打造今下的流行，满足了一批年轻读者的娱乐需求。网络文学的兴起，产生了海量的创意，也产生了海量的作品。互联网时代，津味文学由于作品题材、种类、风格等种种限制，无法紧跟其他文化中的流行元素，渐渐丧失了读者的追捧。
鉴于此种困境，津味文学的发展需要从“津味”身上找到新的突破。城市化进程给予文化现象更多的复数意义，“津味”的突围与救赎面临更加复杂的话语语境。“津味”作为天津地域文学守望的标杆，应该如何更好地契合时代发展的精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二、何处安放的新“津味”
开放性与对话性是文学发展的活力所在。津味文学的出路在于对“津味”的解放，于内需要打开自己的内涵界定，于外需要纳入世界性的视野，在这种双向的互动中，推动津味文学的发展。
第一，“津味”的出路在于突破以往的内涵界定，整合当下的话语资源。一直以来，津味作家在选取“津味”元素时都过于偏颇，基本上无视带有小洋楼文化的“津味”。在本土性与全球化的博弈中，传统的“津味”实际早已发生了内在的转向：它从“老城厢”、“三不管”转向了曾经遮蔽已久的“五大道”、“小洋楼”。这些遮蔽已久的津味元素一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与现代性的接轨，丰富了津味文学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在与外来世界激烈的碰撞中，将本土的精髓更加彰显开来。其实，作为现代性发祥地之一的天津，世界性的文化背景一直在场。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与气质，不乏有津味作家牢牢抓住无法变更的历史记忆，一味将往事重提，使得津味文学的创作一度陷入题材重复、叙事模式化的困境，严重影响了津味文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这种创作情形说明我们今天的审美意识没能紧跟时代的潮流，好比用着苹果手机，却说着文言文。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要求我们对“津味”的现代性诉求给予肯定，并将之归于主流话语的地位。“狗不理”近期做出了收购美国连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推动了本土品牌在最短时间内走入国际市场。宋安娜的《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以纪实形式打捞了犹太人在天津的这段历史，开辟了天津小洋楼文化的新篇章。在天津，海河的西岸文化品牌正在声誉鹊起。以发展的眼光看“津味”，这些传统与现代合一的产物都是“津味”进行转换与创新的话语资源。诚如人们评论林希，“不是天津味道培养了林希，而是林希给了天津味道以品位，他的小说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使津味小说具有了经典元素。”如何提炼这些新的津味元素，将之打造为当下的经典，毫无疑问是值得津味作家考虑的。
第二，“津味”的出路在于将本土的民族经验纳入世界性的视野。别林斯基《“文学”一词的概括的意义》中说道：“要使文学表现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它的精神生活，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能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7页）30年来，以冯骥才、林希为代表的津味作家致力于挖掘地方文化资源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字还原了津味的谱系与历史，显示了对天津地域文化的自信。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多元淡化了年青一代的民族归属感，民族身份以及文化归属已不再是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变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有学者曾指出，“现代性的评价研究不应该简单的与西方划上等号而应该融入民族性的深刻内涵。”（吴秀明：《世纪交替的历史关注与现代性求索――论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思想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福建论坛》2004年第2期）现代性是指现代文明体的性格和风貌，表达了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出于文化殖民的觉醒，“津味”的出路应从发掘民族内涵入手，对固有资源进行开发与转换，更好地实现与民族文化精神血脉的对接。天津作家张牧野的《鬼吹灯》系列小说风靡一时。他将东方神秘文化与世界流行文化元素融为一体，为该类型小说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烙印。跌宕起伏的故事、神秘的遗迹、古老的传承、幽默精练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加之生死无常的人生哲学，共同构建出一个带有天津味儿的“江湖”。
乐黛云教授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结论并不完全正确，正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只有囊括了人性普遍特性的民族文学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化报》2012年10月25日）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观念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当有勇气正视：没有世界性在场的民族性、本土性已经无法展开想象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以何样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化。津味作家单纯依靠本土“津味”安排和展开文学想象，显然不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少为“津味”而津味的文学作品，这种刻意而为的“津味”由于无法深刻融入作品的肌理，消弱了作品的穿透力与感召力。作家果戈里曾动情地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 津味作家要想创作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必须立足于历史、地域和文化这些无法割舍的情感根基，通过深谙的民族精神来关怀人类的发展情况。赵玫的《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肖克凡的《小阔》等作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命运的体验和20世纪全世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超越了纯粹的私人情感体验，将本地域的经验纳入到一种世界性的视野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给天津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就“津味”而言，表现为内涵的不断扩张与丰富。“津味”作为天津文学自我救赎与守望的标杆，代表着强烈的地域文化自信，在中国梦的感召下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