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弹唱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困境

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为评弹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传统音乐弹唱发展困境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前言

城中村现象从狭义上说，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笔者借用城中村一词，比拟城市中传统音乐的生存状态之一种。以上海的评弹这一曲种的生存现状为个案，探讨传统音乐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困境。

评弹，是流行于长江三角洲说吴语方言之地的曲艺品种，评乃评话，弹为弹词，为与其他地区的评话、弹词相区别，故冠以发源地苏州之名又称苏州评弹。虽然评弹发源于苏州但是兴盛却在上海，曾一度成为上海最受市民欢迎的曲艺品种。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与当代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从评弹自身而言，评弹艺人从个体艺人到团体职工的身份转变;由于普通话的推广以及大批移民的涌入造成观众规模的萎缩和老龄化;艺人传承方式从跟师制到学校制的转变等等都与城市化的推进密切相关;从评弹生存的外部环境来看，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勾起了江青的醋意，说评弹是靡靡之音甚至说评弹听了要死人。十年浩劫让评弹损失惨重，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一段时期的复兴，但是元气大伤的评弹在恢复的过程中又要面对新的社会变迁。曾经运作良好的评弹市场逐渐失衡，国家的扶持成为必要的保障，新的传媒形式正在影响着评弹艺术的发展。

一、举步维艰的市场运营

2010年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对上海市书场进行了调查，截至2009年底，上海市各类书场有60余家，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500家书场相比减少了88%，比1985年的224家减少了73.3%，比2000年的86家减少了30.1%。近三年又有美琪书苑、静安玉兰书苑相继停业。黄浦、普陀、金山已无一家经营性书场存在。

①从笔者走访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书场经营状况大致有三种:其一是归属于社区中心的免费书场;其二是盈利性质的普通书场;其三是盈利性质的高端书场。第一类书场的情况将在后一节国家扶持中详细介绍，第二类普通书场通常需要听客买票入场，但是票价低廉，通常3～5元，还提供茶水。如笔者走访的武定书场，该书场位于静安区康乐东路85号近泰兴路口的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内，票价单买5元一张，套票每张4元，还提供茶水一杯。该书场共有座位约180个，笔者当天去时，上座率不错，空位所剩不多，后来证实当天有154人，几乎全是老年人。当天上演的是苏州评弹团周梦白和吴静档的《王府情仇》，从11月16号开始，半个月的书已经说到中回。后来在对周梦白、吴静的采访中了解到，他们在武定书场的收入是两人固定收入300元，根据上座率，超过100人每多一位加2元，当日因为有154人，超过54人，另外收入108元，当日当场演员收入408元，而就算全部154位听客都是买的5元单价票，书场总收入仅为770元，除去演员收入408元，再减去茶水、场地、电费、保洁、演员住宿等费用，收入所剩无几。这还是在上座率达到86%的情况下，试想如果上座率不能超过3成，书票收入恐怕连演员的演出费都不够。而据了解，武定书场的上座率算是较好的，许多上座率不高、票价更低的书场常常是入不敷出，众多书场纷纷关门就是这个原因。笔者初进书场时，5元的票价着实让人大感意外，实在想不到在高消费的上海一杯咖啡动辄二三十元还没地方坐，而听上近两个小时的书，还奉香茗一杯却只要5元钱!但就是这实属便宜的票价在许多老听客中仍然有争议，因为评弹面对的都是老年人，消费能力有限，即便是有钱也不愿意过多地消费在娱乐项目上，加上他们都是天天捧场的老听客，每天5元一个月下来也是150元，这也是书场4元套票形式存在的原因。

而对于演员来说，如果上座率高倒还能有账可算，如果遇到上座率不高无账可拆②时，实在有些不划算。尤其对于外地来沪的演员而言，吃饭费用得自己承担，书场提供的住宿条件实在有限，这些生活上的问题还得克服。

第三类所谓的高端书场，笔者在此主要指乡音书苑又称乡音860，该书场建于1985年，票价分两种，25元的普通座和35元的雅座。乡音书苑隶属于上海评弹团，坐落于南京西路860弄上海评弹团内，书场两层近200个座位，之所以将其称为高端书场，一方面是演员阵容上比较有档次，除了上海评弹团的演员，还会有苏州、无锡、常熟、杭州等地知名演员前往;其二是在书场环境较之普通书场更舒适，场内有LED字幕提醒，一楼、二楼左右各有两台电视机现场直播，有多组音响，舒适的座椅等等;其三则是在演出形式上，普通书场通常都是上、下午的日场，通常一部书15天，每天下午两个小时左右连续半个月;但是乡音书苑除了下午的日场长篇外，还有每周四晚的夜场，通常是弹词流派演唱或选回。这是吸引年轻观众扩大听众规模的一种形式，因为日场演出对于上班族的中青年观众而言是无法观看的，而夜场形式则为这些潜在听客提供了听书的可能，同时巧妙的节目设计也会吸引一部分评弹爱好者，这批听众虽然不像每天进书场听书的书迷，但是会以周为单位到乡音解解馋。笔者多次前往乡音书苑，夜场上座率普遍都较好。为了保证下午场演出的上座率，书场也有套票，一次性购买半年的书票可以半价优惠。而近期评弹与相声联姻，连续多期的京腔吴韵则是场场爆满。据评弹团负责演出的周振华副团长介绍，乡音书苑的收支仅仅是基本持平，最近半年乡音书苑略有盈利，但是这些收入中还包括外面的包场演出以及出租给田耘社相声专场的租金，他们相声有一批观众，都是中、青年人有一定消费能力，相声专场时书场里小卖部的生意都好很多

除了以上常规演出，演员们还有两类演出与此有区别，一类是在乡音860或逸夫舞台、兰心大戏院、上海大剧院等剧场举行的演员专场演出或流派演唱会，这类演出票价通常是30、50、80、120元的等级票，但是由于场地加大、各项费用开支增加，上座率能够让收支平衡已经不错，但是坚持办这样的大型剧场性演出主要出于影响力、宣传等方面的考虑;还有一类则是演员的私活，如主办单位内的职工内部娱乐活动、公司年会、婚庆等等，这类演出费用要高出许多，但是并不多且通常是小有名气的演员这类演出机会较多。2011年11月25日，笔者走访了卢湾区图书馆的会心雅韵评弹艺术欣赏会(见图1)，欣赏会主要针对图书馆内部人员开放，开场前三位外面的人员被工作人员请了出去，而我因为和演员相熟得以留下来。该欣赏会每月1场，所请演员有上海评弹团的，也有浙江、江苏等评弹团的演员。演出规模不大，到场听客约20多人，且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据了解，该欣赏会是图书馆为馆内退休老职工及家属提供的娱乐活动。

从以上评弹演出市场的情况来看，早年作为上海市民主要娱乐消费项目的评弹如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许多书场场东坦言如果不是国家一定的扶持，早就关门大吉了。评弹团负责演出的周振华副团长也直言，乡音书苑和剧场演出能够收支平衡已经不易，而上海市某些项目的扶持演出目前也占到团里演出总量的一定份额。

二、利弊兼具的国家扶持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在评弹拥有一个较为良好运转的市场氛围时，国家对于评弹的影响主要是政治上的引导，那么此时期在评弹市场日渐衰落之下，可以说评弹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扶持。笔者认为目前国家的扶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上海市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的社区公益评弹;其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扶持政策;其三，对于国家级曲艺团体上海评弹团的扶持。

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直属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是面向上海市各级党政组织及广大群众的社会化宣传教育服务机构。

③截至2011年底，该中心已经辐射上海市31个区县、240个街道社区、中小学等基层组织。该中心与上海评弹团、上海书场工作者协会以及上海雅韵艺术团三个评弹机构合作，面向全市网点社区配送评弹演出。以下是2012年3月的评弹配送表。从表1中我们可以了解到，3月份的社区评弹公益演出涉及长宁、虹口、黄浦、嘉定、静安、卢湾、浦东、徐汇、杨浦9个区的16个街道社区，由上海评弹团、上海书场工作者协会、上海雅韵艺术团三个单位演出31场，其中上海评弹团13场，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12场，上海雅韵艺术团6场。宣教中心采取投标的形式与文艺院团合作，2011年1～9月，宣教中心主要与上海评弹团合作提供社区评弹公益演出，9个月计划中的演出数量为251场，具体完成情况笔者不详。从2011年10月开始，三家单位开始提供评弹演出，10～12月，上海评弹团演出计划为80场，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50场，上海雅韵艺术团20场。据上海评弹团负责演出的周振华副团长介绍，目前团里的社区书场演出占据重要演出份额，演出所产生费用由宣教中心负责，双档演员每场500元。虽然演员收入与其他书场演出并无多少差别，甚至略高一点，但是周振华副团长却对此有些忧虑，因为从上海评弹团近年来与东方宣教社区书场的合作情况来看，许多原本需要花钱进书场的老听客，逐渐走进社区书场听免费书，不愿意再花钱光顾附近的营业性书场，影响了一些营业书场的效益。上海市以社区文化建设的方式为市民提供福利毫无疑问是好事，但是从评弹市场本身的运转来看，似乎多少会影响到供求关系，用周振华的话来说，除非国家的这种扶持长期不变，一直做下去

2008年6月7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成功将上海的苏州评弹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序号237，编号V-1。

⑤并确定了陈希安、江文兰、刘韵若、秦建国、孙淑英、沈伟辰、沈世华、薛惠君、余红仙、杨德麟、赵开生、张如君、张振华、庄凤珠14位评弹艺人为代表性传承人⑥，其中陈希安、余红仙为国家级传承人，其余12位为市一级传承人。这不仅确立了传承人身份还确立了传承流派和书目，如陈希安负责传承沈鉴安、薛筱卿的弹词《玉蜻蜓》，秦建国是蒋月泉的弟子负责传承蒋调，而杨德麟老师作为评弹音乐的理论研究专家曾经培养出一批杰出的评弹演员也在传承人之列。除了确立传承人，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于2010年6月对本市市区与市郊的武定书场、鲁艺书场、雅庐书场、长艺书场、梅文书苑、奉贤老年活动中心书场、青浦文化书场、松江工人文化宫书场、龙珠书苑、七宝书场10家书场颁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弹艺术展演基地》铭牌，由于书场依靠商业经营盈利微薄，展演基地的建立为评弹提供了场地上的保证。

2011年，评弹作为上海市的3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组织编写了《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丛书》(评弹卷)，并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参与编写的除了上海评弹团的演员及上海评弹界资深演员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力行教授也是编委之一，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以评弹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的在读博士研究生申浩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该书不仅涵盖评弹的发展历史、艺术魅力及文化价值，还就上海团的名家名档及流派唱腔、创腔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为评弹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笔者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顶帽子所带来的效应，恐怕比实际作用力更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相对于评弹目前的生存现状，国家的扶持是重要的助力，然而作为众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对于这一个项目的扶持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换句话说评弹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政府项目资助，但是这样的资助是否是保护评弹的良策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普遍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另当别论。而上海评弹团作为国家级事业单位，一直得到国家的财政资助，2011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开展文艺院团改制，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成立，原上海评弹团与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院、上海淮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归属该中心，并更名为上海评弹传习所，由之前的国家财政差额拨款改为全额拨款。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评弹市场无法正常良好运作情况之下，国家的扶持由当年的政治性引导转为更为直接的保护和推动，如果说社区书场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市城市文化建设为市民尤其是老年人提供的福利，如果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举措将评弹提到传统文化保护的议程，如果说上海市对上海评弹团的改制和全额拨款的投入是国家对这一曲艺形式资金上的全力支持，那么我们在看到国家扶持政策的同时也能嗅到评弹生存现状之艰难。如果在生存条件都不容乐观的情形之下，何谈发展?

三、新媒介的影响电视书场

评弹流派机制的维持因素之三是演出空间，评弹兴盛时期的书场、茶楼是最为主要的演出空间，广播中的空中书场也曾是评弹的重要阵地，数量之巨前文已有论述。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书场、茶楼逐渐减少，由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500多家衰减到2009年所调查的60多家，而广播书场也从鼎盛时期的打开电台即评弹的多家电台连续播送衰减到如今一家电台的两个栏目:上海戏剧曲艺广播(AM1197，FM97.2)每晚7点到8点的《广播书场》和每周一次的《星期书会》。但是，1980年代以后评弹的书场又多了一个新的阵地电视书场。

2009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评弹天地》栏目做了一组5集的系列片《评弹电视节目三十年回顾之光阴》。据介绍，从1979～2009年，30年来上海东方电视台制作的评弹节目有5000多小时。1985年，上海电视台开始推出一档评弹电视栏目《电视书场》，据庄云飞导演介绍，所有的曲种当中，唯有评弹成立了专门的固定的栏目。《电视书场》记录了许多评弹名家的身影，有许多甚至是留下的唯一的影像记录。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种类型电视节目的出现，评弹的电视节目逐渐被边缘化，直到1995年上海电视台成立戏剧频道，并推出《电视书苑》这一栏目。到2009年，该栏目播出了近15年，5000多天，播出了80多部长篇，录制了3000多小时的节目。笔者在2011年9月的两次问卷调查中发现，在接受调查的96位听客中，有71位选择了通过电视听评弹，这一数据甚至超过了到书场听评弹的人数。仔细一想也是，如果之前的广播书场因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会让听客忍不住去书场一睹风采，那么电视书场则声形并茂，打开电视就能听、能看，对于老年听客来讲是更为便利的听赏形式，电视书场成为当今评弹的重要听赏空间。

而评弹金榜江浙沪优秀青年演员电视大赛则借助电视为评弹人才的选拨、评弹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电视大赛是2008年4月文化部艺术司及江、浙、沪三地文化厅局联合在上海举办的一场评弹大赛，面向江浙沪35岁以下的评弹专业院团演员。经过3个月初赛、复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21位评弹新秀，其中10人荣获评弹金榜称号，黄海华、张建珍、陆锦花等一批新秀脱颖而出。大赛结束后，2009年举行了评弹金榜江浙沪优秀青年演员巡演。巡演汇集了评弹金榜大赛20强选手中的18位选手，演出的剧目有评弹经典流派演唱会、传统经典书目选段等，在江浙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由于经过比赛的层层筛选，这些上榜演员在业界和听客中都有较高的认可度，且电视的影响力几乎让他们一夜成名，在码头上逐渐成为了具有票房号召力的优秀青年演员。这样的影响恐怕比当年的会书来得更大、更快。然而从本次电视大赛我们也看到了评弹目前所呈现出的评话、弹词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此次大赛的十大金榜演员全是弹词演员，评话演员无一上榜，而实际上参赛的评话演员仅3人，为此，大赛还专门设立了优秀评话演员奖，鼓励近年来十分不景气的评话。

电视这一媒介的介入不仅影响了许多听客听评弹的听赏行为和听赏方式，而且电视人与评弹艺人还做了一些新的尝试:1989年，范明德导演的三集评弹电视剧《秋思》即为一例。《秋思》原本是周云瑞先生在196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祁调作品，有人将此作品誉为一首作品救活了一个流派。1980年末，程志达先生将其丰富成了中篇评弹《秋思》，在此基础上最终产生了评弹电视剧《秋思》。而诸如评弹与二胡、评弹与芭蕾、评弹综艺剧等等形式，则是评弹和电视这一媒介碰撞出的火花，对于这些形式，业界和听客们有褒贬不一的看法。笔者认为这些新颖的演出形式虽然是评弹传统表演形式的有益补充，是顺应电视这种传播媒介的特点产生的评弹新变体，但是这些形式恐怕很难取代评弹的传统演出形式。

电视评弹的出现是随着传媒的不断发展产生于时代大背景之下，电视书场客观上已经是继书场、茶楼、广播等评弹听赏方式之后的又一重要形式，但是评弹演员不再是到书场面对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听客，而是面对毫无感情的摄像机，听客不再是到书场手握香茗，面对或成熟或青涩的演员，而是对着冰冷的电视机，不会对演员的演出好坏做出直接反馈。这种听赏行为的改变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评弹原有的艺人与听客在书场中建立起的微妙关系，看似打开电视就能看到评弹的便利，实际上拉开了艺人与听客的距离。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中听客作为评弹流派机制审核性因素的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从行会到评弹团再到传习所

张振涛言:按照社会学家言简意赅的概括，人类的基本需要可分为三大层次:第一类，食物、生殖。所谓食色，性也。但人类不能个别地获取食物，违伦地繁衍后代，需要采用日益先进的工具知识并结成日渐复杂的合作关系。于是，出现了第二类需要:技术知识和社会组织。技术知识需要教育、传播，社会组织需要维持、巩固。于是出现了第三类需要:道德、法律、宗教、文化以及一切形而上范畴的意识形态。于是乎，一系列维持社会秩序和约束行为规范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使社会机能有效运转的功能。

⑦评弹行会组织的产生旨在保护艺人权益，协调艺人关系，规范行业行为，但是由于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等组织机构间为了维护本行会艺人的利益而相互竞争，矛盾不断升级，加之政府的干涉逐渐加强，20世纪40年代逐渐并入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1951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该团在1958年更名为上海市人民评弹团，1979年更名为上海评弹团并一直延续使用到2011年。作为第一个国家级的评弹团，它是由18名艺人在当时提倡集体主义精神的历史背景下发起组成，这18位艺人包括刘天韵、蒋月泉、唐耿良、张鸿声、张鉴庭、姚荫梅、周云瑞、朱慧珍、徐雪月、陈希安、张鉴国、程红叶、韩士良、吴剑秋、谢毓菁、陈红霞、姚声江、王柏荫，刘天韵任团长(见图2)。

⑧1952年陆续吸收严雪亭、徐丽仙、吴子安、薛筱卿、杨斌奎、杨振雄、杨振言、朱雪琴、郭彬卿、吴君玉、苏似荫、江文兰、杨仁麟等艺人。这些演员多为当时各传统书目的代表人物和弹词流派唱腔的创始人，不少青年演员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拔尖人才。评弹团成立之初，在提倡集体主义的大背景之下，在众多优秀团员集思广益之下有了许多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发展，如中篇评弹、短篇评弹和流派演唱会形式的出现。评弹团成立第三天，18位艺人就奔赴治淮工地，在劳动第一线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后返沪集体创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作品打破原有长篇演出形式，把一个故事在一个晚上2～3个小时内分3～4回书说完，而且多为演员轮番上场，为区别于以往的长篇评弹，称之为中篇评弹。由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观众中反响强烈，其后又创作了《海上英雄》《王孝和》《罗汉钱》《江南春潮》《芦苇青青》《青春之歌》《战地之花》《红梅赞》《人强马壮》等中篇评弹;短篇评弹的篇幅更小，一般约为45分钟，以档为演出单位，这类作品如《刘胡兰就义》《错进错出》《星期天》等。流派唱腔演唱会的形式则跟弹词开篇的新发展有关，传统的弹词开篇主要是在正书开始之前演唱，起到静场的作用，而此时弹词开篇逐渐独立演出，与选曲一起组成流派演唱会的形式。这一形式无论是刚产生之初还是如今的演出都受到观众的欢迎。据记载，1961年，在上海音乐厅由流派创腔人演出的演唱会，虽然票价高出普通书票数倍，但仍然供不应求，从剧场门口到几条马路外都是等待退票的听客，千余座位无法满足听客的要求，于是改至能容纳近万名听客的文化广场演出，场场均告满座，成为评弹单场演出观众数之最。

但是在这些辉煌的背后却有一些隐患逐渐暴露出来。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只是艺人内部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机构，行会组织有相关行规、章程规范艺人的从艺行为，但它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艺人的身份、演出收入和分配等不受干涉。但在1951年11月，上海成立的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则改变了组织机构的性质，突出地体现在艺人的收入分配上。评弹市场的运作、评弹技艺的提高，原本是依靠同业竞争，艺人从小码头到大码头，最后进军上海成为响档、名家的个体经营、发展之路，1949年后，这种个体经营模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评弹团的集体化经营。在收入分配形式上，先后尝试过提成上缴制评分拆帐制按总收入分等分配制工资制等。后来受到一大二公思想的影响，全面实行了工资制，但彼此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影响了演出积极性。到20世纪60年代初吃大锅饭干不干，两斤半思想的影响削弱了演员之间的竞争，也限制了演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阻碍了艺术的更新和提高。

⑨据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会长王正浩介绍，该会在2006年做过一个评弹生存现状的调查，后以《06年调研报告集关于上海评弹演出市场的现状和思考》为题名成文。该报告发现，20世纪80年代上海有评弹团8个，随着金山、南汇、松江、春江几个团的歇业解体，到2006年剩下4个评弹团，即:上海评弹团、新长征评弹团、新艺评弹团、东方评弹团，减少了50%(另有一个一个人的民营花厅评弹团团长、演员一人兼)。在编演员80年代有132人，共83档，到2005年减少为46人，共33档，演员减幅为65.16%，档子减幅为60.8%(另有退休后仍在不定期演出的有14档，约20人)。面对收入分配矛盾的不断加深，评弹团体和演员的不断萎缩，1986年起上海评弹团在差额拨款之下，进行工资收入改革，采取固定工资加演出提成的分配办法，即每月发放国家财政工资的60%，全年完成规定的150场演出者则可以拿到剩下的40%工资，日常演出收入的90%为演员所有。据周振华副团长介绍，大部分职工都能完成150场的演出，170～180场的大有人在，约1/4的演员(5～6人)甚至达到300场，对于成熟的演员而言自己完全有能力联系演出，也会有书场等演出方主动来联系，而对于在码头上还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演员而言则需要团里助一臂之力协助联系，对于这些青年演员来说，一个月的收入大约在2000元左右。

目前评弹团的演出主要涉及到社区书场、普通书场、校园、剧场这样几种形式。其中，社区书场主要得到前文提到的东方宣教的资助;上海评弹团还跟杨浦区的平凉、殷行等5个街道形成共建社区，目前社区书场的演出量已经占据评弹团所有演出量的重要份额;评弹进校园则是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科教党委成立的高雅艺术进校园办公室支持，由其承担一部分约2/3的演出费用，学校承担另一部分约1/3，如果还有其它费用产生则由评弹团解决。目前评弹进校园的活动已经开展过多次，所到学校包括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如果说社区书场和评弹进校园主要得到国家的资助和扶持，那么普通书场和剧场的演出则是评弹团商业演出的重要部分，剧场的评弹演出主要是流派演唱会和名家名档的专场演出。当笔者问及剧场演出的意义时，周振华副团长说，如果从收益来看，收支平衡已经是不错的状况，但是哪怕团里要贴钱也要办，作为国家级的评弹团，上海市重要的戏曲、曲艺团体之一，到剧场演出是扩大影响的重要途径，上海的演出市场上要有我们的身影出现。

2011年在上海市文艺院团改制之际，上海评弹团划归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原上海评弹团更名为上海评弹传习所，由之前的国家财政差额拨款改为全额拨款，扶持力度的加大无疑对评弹团和团里的演员都带来更好的保障。但是从行会组织到评弹团再到传习所，组织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有了国家机构的身份保证，生存不再是艺人担忧的问题，不用再绞尽脑汁通过艺术的创新在评弹市场上去争得一席之地，艺人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被动地逐渐弱化。

回顾评弹发展历史，在流派黄金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广播为代表的商业因素大大刺激了评弹和评弹流派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编创二类书的政治引导激励了评弹流派的发展，而演出空间和组织机构则是评弹流派生存发展的重要维持性因素。

笔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当今评弹的市场单靠自己难以为继，评弹市场供求、经营困难，书场数量萎缩，国家从前一时期的政治性引导变成直接扶持。从评弹流派维持因素来看，国家的扶持体现在维持因素的其它各个方面，这样的状况是评弹目前生存发展状态之必需，但是这样的直接干预似乎是双刃剑，评弹自身仅有的市场份额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干预下受到负面影响。城市中被边缘化的传统音乐，就像是都市里的村庄，如何让城中村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可持续发展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