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政治技艺论

" 摘要：柏拉图有关政治技艺的思想包括：政治技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中庸之道是政治技艺的基本原则；政治技艺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完善；政治技艺是一种理念等。这些思想说明，柏拉图政治思想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滥觞与西方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与中国古代的经典政治理论是不同质的。

关键词：柏拉图 政治技艺

一 政治技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经常有人把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成是分工思想，其实这与其说是强调分工，不如说是强调统治。因为它没有分工所必然蕴涵的交换、互惠环节；“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强调的是统治者单方面的利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强调的是“家天下”，强调的是暴力掠夺政治“打天下，坐天下”，强调的是垄断政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强调的是良民而不是公民，等等。这与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二 中庸之道是政治技艺的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拉图看来，政治技艺作为编织术的中庸之道并不是" 毫无价值标准的消极平衡。他认为编织技艺与量度技艺是分不开的。中庸之道就是“量度技艺”。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提出了两种比较方法：一种是相互比较；一种是相对于“中”的标准而言的比较。他强调“较大和较小的划分不仅在于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而且在于'中'的标准的确立，……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么无论政治家还是其他任何具有实际事务知识的人的存在，都不能说是无可置疑的。”

（5）P74-75 量度技艺强调比较必须有一个比较的平台和基础，即政治的共性。否定了政治共性的比较和中庸之道只能是一种权术，其目的仅在于为专制者的权力做辩护。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的技艺既包括政治家对特殊环境把握的智慧，更包括对政治活动本质的理解。而古希腊人对政治活动本质的理解是与人的完善和发展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强调“合”和“大一统”，反对和忌讳“分”；强调“家”是“国”的基础，“治家”才能“平天下”；统治者借以维持稳定的教育是强调社会等级的“礼”和泯灭理智的“乐”，而不是人的完善和发展；中庸之道的标准是外在的“礼”，缺乏对政治活动本质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中国政治历来就有干预社会的强烈色彩，每个统治者上台都会大兴土木，动用政权的力量去建立各种“丰功伟绩”，“生产性”非常强。这些是与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很不同的。

三 政治技艺的目的是人的完善

柏拉图把仅仅满足物质需要的城邦称为“猪的城邦”， 把追求奢侈生活的城邦称为“发高烧的城邦”。 他认为城邦的目的不是追求物质的满足，而是追求人的完善，这是政治技艺得以确立的基础。柏拉图的政治观是德性正义政治观，它区别于现代西方的制度正义政治观。他说，“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毫无区别。” 因为城邦的品质“除了来自个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

（3）435BE 这意味着是人决定制度，而不是制度决定人；意味着善优先于正义，而不是正义优先于善。这也许是城邦正义与现代正义（如罗尔斯）的根本区别。处于“德性之后”（麦金泰尔语）的现代社会割裂了社会正义与个人德性，割裂了公德与私德，试图把一切问题都诉诸一个好的制度。然而柏拉图却认为统治者的大事是教育和培养，“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方面做这一类事情，不论是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还是在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因为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有的不难设计出来，有的则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很方便地引申出来。”

（3）427A 柏拉图认为，制度由习惯产生，习惯产生于心灵的倾向，而心灵的倾向来自教育。他说，“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倾向。”

（3）544E 后来孟德斯鸠讲法的精神、政体原则，托克维尔讲政体精神就源于此。可以说，从古代政治到现代政治的过程，也是从德性政治到利益政治，从追求真理到解决冲突，从重视生活方式到重视强力的过程。柏拉图的政治分工与现代政治的分权已经完全不同了；前者基于人的自然德性，后者基于利益冲突和相互制约。这一不同也是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前者把人理解为道德主体，后者把人理解为经济人。但是，它们关于政治以人为出发点，通过政治解放人，通过政治完善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为如此，卢梭才把柏拉图的《理想国》看成是最好的教育学著作，而不是政治学著作。即《理想国》关心的并不是统治者的统治，而是人的成长及其生活意义。洪堡在《论国家的作用》中对卢梭的判断高度赞扬，认为柏拉图关于政治就是教育的观念是对人的高度尊重。而对政治和人的关系的反思恰恰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所缺乏的，中国传统的德性之治与古希腊的德性之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只讲君王的德性修养，追求德性之治的目的是减轻掠夺和施惠于民，后者把德性之治本身看成目的，它包括所有公民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柏拉图在《政治家》中对此进行了更明确的阐述。他从政治家对国家的治理是一种专门的技艺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二分法来限定政治技艺。从“实用的技艺”和“纯粹智力的技艺”的划分开始，经过十多个环节的划分，得出了政治家技艺的初步定义。他说，政治技艺“不是对马群或其它兽群的管理，而是对人群的集合管理的技艺。”

（5）P46 政治是“牧人术” ，不是“牧马术”或“牧羊术”。牧羊或牧马把羊马喂肥，是为了役使和宰了吃，而牧人却是为了人自身的利益。可见，柏拉图关于“牧人”的说法，重点在“人”而不在“牧”，他并没有贬低人。相反，通过一系列的二分使被界说的对象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人”也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本质规定，从而抬高了人。比如，他把现实中属于人的管理技艺分为两部分，即强迫的和尊重自愿的，把前者称为“专制”，把后者称为“政治”。显然，他把蔑视人的专制划在了“政治”之外。他认为当时希腊人关于在希腊人之外非神即兽，不会希腊语的外邦人都是“野蛮人”的观念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划分的逻辑标准。

（5）P36 他关于政治技艺的分类标准颠覆了当时希腊人所谓高贵与低贱的陈见。当然，奴隶尚不在“人”之列。但这与其说是贬低奴隶，不如说是抬高“人”的标准。波普尔认为“牧人术”的比喻是对人的贬低，看起来不太合理。

四 政治技艺是一种理念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理念王国是本质主义的典型表现，它源于一种在社会急剧变动时代产生的不安和失落感。这种理念王国基于对现实的否定提出了某种社会工程的道路，它诱使人们按理念王国去再造社会，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悲剧。

（6）P65 对这一流行的说法， 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否认理念王国对社会革命工程的启示作用，但是这毕竟不符合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在讨论共产主义时，他说，绝对正义是一个样板，“我们看着这些样板，是为了我们可以按照它们所体现的标准，判断我们的幸福和不幸，以及我们幸福和不幸的程度。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这些样板能成为在现实上存在的东西。”

（3）472D 理念王国是用“词句”创造的善的国家，人类的修辞和语言也是为了追求善和真理，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绝对正义只存在于理念中。近人把理念等同于理想，批评柏拉图是建构主义的极权主义是不对的。理想国的覆灭并不意味着理念国的覆灭。其实，韦伯的“理想类型”更接近柏拉图的真义。韦伯认为，如果我们不追求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就会连可能的东西也得不到。在实践中，与其说柏拉图是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个保守主义者。因为他说，“变动越少越小愈是理想。”

（3）473C 我们应该注意柏拉图在《政治家》下加了一个副标题：“论君王的技艺（逻辑上的）”。在希腊语中，“逻辑”就是语言修辞的意思。就是说，柏拉图的政治技艺主要是一种理念。为了尽可能实现这一理念，他认为必须限制城邦的规模和大小，既不能沿海，也不能完全僻居内陆，而且城邦的理想规模只能是5040户。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更多的是强调政治理想，而不是政治理念。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而理念永远是超越现实的；强调理想更多地导致政治目标的非此即彼和革命，强调理念则更多导向改良的不懈追求。“三代”的大同理想尽管也有思想家添加的价值理念在内，但它毕竟是非常具体的；而柏拉图的理念王国首先就申明了它的非现实性和超越性。中国古代的法律指的是刑法，主要是统治者压迫反对者的专政工具，它缺乏自然法传统，因此就缺乏对实证法的批判和反思传统。虽然“变法”已成为今日主流，但毕竟“祖宗之法不可变”长期占据着祖先的头脑；毕竟，“变法”大多以失败告终和常常流于形式。这也说明，没有良好的法治理念，法治就是扭曲的；而法治理念的形成正是一定政治理念的产物。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向统治者进献的大多是纵横捭阖的权术，比较缺乏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技艺，其后果自然是法律成为权力的工具，政治沦为纯粹的权术。

主要参考文献

（1）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破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 洪涛《逻各斯与空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家》，中译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6）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