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气生财澳门人
出租车司机阿贵告诉《凤凰周刊》，“澳门是个好地方！”他是一名内地移民，这在澳门非常普遍，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45%-47%的澳门人口是内地出生，回归之后从内地来澳门定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只要你肯干，就会出头。我这么一个小学学历的人，身无分文来到这里，靠开出租车，都可以把我的两个小孩养到去澳洲念书。”阿贵说。
提到“占中”，他语气亢奋起来，“像香港那样搞不行的。”
在去年5月25日，澳门亦曾爆发过一场游行，参加总人数近两万人。这是澳门回归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活动，在只有60万人口的澳门，这个数字令游行组织者都感到诧异，如果相同比例的游行发生在七百万人口的香港，将会有二十多万人上街。
游行者反对的“离补法”全称为《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该法案内容有两大重点：一则，包括特首在内的高官，退休后可以获得经济补贴；其次，特首在任期内不受刑事诉究。法案在澳门社会引起强烈反弹，被称为“自肥法案”。游行结束之后，澳门特区政府宣布撤回法案，重新进行公众咨询。
但这次史无前例的游行并不意味着澳门人热衷于政治议题和街头运动。与香港不同，澳门市民一向轻政治、重生活，比之政治议题，他们更在意的是日常生活。对“离补法”的反弹，也与“占中”存在区别，参与者并非来自相同阵营，亦无统一立场，除了单纯表达对法案内容的不满外，并没有提出其他政治诉求。
即便如此，“反离补法游行”仍可载入澳门历史，因为在行政主导、民众普遍信任政府的澳门，通过游行方式表达诉求似乎略显激烈。
“你问（澳门人）要不要普选特首？要！2019就选好不好？好！出来游行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位澳门泛民主派人士如此评价这座城市的街头运动。
虽然人们习惯上总是将港澳两地相提并论，但无论对港人还是澳人而言，两座城市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不过是“一国两制”，而这个共同点还是北京赋予的。
香港资深传媒人区家麟这样写澳门――“在澳门待过一小段时间，很快就发现澳门好小，出门容易撞到熟人，你的上司，原来是你小学同学；你的表妹，是同事的邻居；老婆的同事，原来是你的麻雀脚（注：一起打麻将的人）；去饮茶，隔壁桌总会撞到熟人。总之，藤连瓜瓜连藤，总会拉到一些关系……在大城市，恩怨情仇，无见一年半载，大家就忘记，或眼不见为净，或大隐隐于市，滚滚红尘不会再遇上；但在澳门街，是是非非，闲言碎语，三姑六婆的八卦，就在一小盘水里滚来滚去……行差踏错，来来去去那班人，讲一世，记一世。”
古老东方的人情世故、门第族望，这里一点不少。无论社团领袖、立法议员，或豪商巨贾，都似旧时中国的乡绅――或人脉通达，善于利用手中资源调息纷争；或家底殷实，乐于施惠乡里，扶危救急；或关注民生，充当官民之间的传话人。
几百年来，澳门和内地联系紧密，回归之后，伴随着大量内地游客和劳工的涌入，澳门愈发向内地靠拢。在珠海拱北口岸，大量商户兼营着代收淘宝快递的业务，许多澳门人为了节省邮费，会到这里来领取他们在淘宝上购买的物品。
从拱北口岸一路往南，街巷纵横交错，犹如蛛丝，走在里面，迎面一辆车开来，顿觉无处避让。偶一抬头，天际线都是大小娱乐场和酒店的豪奢穹冠，三步五步便可见一座西式赌场或葡国建筑。但舍掉这些外观，澳门的内里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华人社会，与一水之隔、西化已久的香港全然不同。
走在澳门热闹的新马路上，身边往来的人们嘴里说着普通话、东北话、闽南话，而粤语却几乎听不到。一时间令人产生错觉：这里不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这里就是中国。
赌权开放与自由行为澳门带来了巨大财富，葡治时代糟糕的社会治安和经济状况，与回归之后的歌舞升平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也使得普通澳门市民乐于将这座城市交给政府和社团。亲北京的各种民间组织在澳门异常活跃，在政府之手够不着的地方，它们控制着大量社会事务。华人社会的传统使澳门人保持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很少通过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赌场的霓虹夜夜不灭，照亮了他们富足的生活。
上述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决定了澳门的生态：乐天知命，和气生财。
无人怀念的葡治时代
“如果现在你想感受一下澳葡（时期）的行政，澳门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是现在的葡萄牙领事馆。去那里就如感觉时光倒流到15年前，一模一样。”
28岁的陶堂（化名）生于葡治时代，在澳门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持泛民主派立场的人。平日里他对当下的特区政府多有微词，但提起葡治时期，他首先想到的是贪污、低效和歧视。“（澳门人）通常都觉得回归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个时候的澳葡政府真是做得太差了。”
1966年“一二・三事件”之后，澳葡政府的管治权威尽失，各种社团与街坊组织接管社会。“葡国政府弱势，不像英国人那样好好地经营殖民地。尤其是1966年以后，它干脆就不管了，中国人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澳门成半个‘解放区’了。”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分析道。
接下来的30年里，澳葡政府在治理上意兴阑珊，及至回归之前，则更是懈怠，基层公务员腐化贪污，于民生方面少有作为。
“比如你去申请一些东西，在递交文件的时候，事先把钱放在文件里面，就会处理得好一点。你去办证件，跟办证的人说葡萄牙语和说中文是不一样的待遇，你写申请，最好写葡文，写中文他们就不怎么管。”陶堂说，“回归之后这一些问题有改善，至少基层公务员的贪污情况基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