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河套地区的文化活动

摘 要：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通过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反映出来，同时也为上层建筑服务。在傅作义主持下的绥远政府所进行的文化活动，多散见于各专著、巴彦淖尔文史以及地方史志，缺少整理分类。通过归纳，可以看出从绥远政府的舆论宣传到官兵的学习教化，以至普通民众日常接触的文化载体，都与抗日战争和两党合作的进与退紧紧相连，充满了政治性。

关键词：抗日战争；文化活动；政治；

自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处于祖国北部的河套地区，也一步步被日军侵占。河套地区本就十分落后的文化水平更是遭到了摧残，伴随着硝烟四起和文化人士的逃奔，一切文化教育机构都自然瓦解。1939年傅作义从河曲回到河套后，河套地区的文化复兴才稍稍有了起色。

第二个是军队文化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当局认为是武器和军事素质不如日军。因此在1939年夏末秋初之际，组织了几个战时巡回教育班，分赴全国各战区进行各种军事技术训练。李敏才当时在傅作义将军办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学习，写下了一篇关于巡回教育班的回忆文，大致记录下了当时教育班的情况。“1939年，傅作义率领的副司令长官部就驻扎在五原县，教育班来了之后就命令所辖各部如三十五军、警备旅、新六旅、第五旅、骑四师等部队，挑选优秀排、连级军官700余名，到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受训。还有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300多学生，也一起参加了巡回教育班的训练。教育班主任刘任是陆军中将级别，由他率领的工兵、炮兵、步兵、重机枪等教官均是少校、中校级别。还有政工人员、卫生人员、勤杂人员等共100余人。训练内容着重于战场实际训练，如步兵、炮兵、重机枪等侧重于实弹射击和武器的故障排除；工兵则侧重于爆破和桥梁架设等作业，训练时间为40天。”[6]据李敏才回忆，这次军事文化的学习，提高了绥西抗日部队的军事素质，从随后的包头、绥西和五原战役的胜利就可以看出。但他也指出，这次巡回教育班也给绥西地区的抗日部队带来了不良的政治影响。主要是有些教官无事生非编造说词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抗日。

第三个是民众群体中的文化活动。抗战时期在河套地区民众中流传的文化活动的形式主要有民众教育馆、书刊阅读、歌咏和戏剧等。早在1931年就成立的五原民众教育馆，由于战争爆发，在1937年被迫停办。1939年春，傅作义率部回到绥西，社会秩序稍安，民众教育馆恢复馆务，时有馆长及干事6人，馆务仍以报刊阅览为主，增添了进步书刊《新华日报》、《解放》、《论持久战》等，办有三日刊油印《战嘲》小报，以宣传抗日和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绥西在抗战役前，一家专营书店都没有。傅作义进入河套后，将“三民主义书报社”改为“西北书店”，以出售抗日书刊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作品为主，如《新华日报》、《延安华报》、《母亲》等。“1941年由于‘反共’逆流，当时禁售、禁读前进的救亡书报和刊物，在绥远对于卖救亡书报刊物被视为非法，把一些书店勒令停办，读前进书报刊物为‘思想不正确’，于是一些读者曾遭受检查、监视，甚或被撤销职务或开除学籍。然而绥远当局对敌伪报纸和宣传品，却并未注意检查与严禁，而任其到处发散”。[7]宣传抗日舆论的西北书店就这样随着中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战争被扼杀。抗战时期的河套地区，到处传唱着抗日歌曲，宣传抗日的进步言论。“1939年春，绥远省流亡政府及其所属军队迁往河套地区，此时许多歌曲通过部队官兵之口传到当地群众和学生中。并且一些干部将延安地区流行的歌曲如《流亡三部曲》、《我给战士洗衣裳》等带入河套地区。”[8]这些歌曲在当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都起到了支援抗战、加强军民团结和促进国共合作的积极作用。1939年初省动委会政治部工作部组织了流动宣传队。宣传队除了演唱抗日歌曲和进步歌曲外，主要演出反映抗战题材的剧目，如《放下你的鞭子》、《夜之歌》等。宣传队的队员们一边演出一边进行创作，如肖离创作的《西北青年进行曲》等，并将这些歌曲推广到部队和学校中唱。

总体来说，抗战时期河套地区的文化活动为早期全民抵抗日本侵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但抗战后期因中共两党立场不一而对抗战态度不同时，文化活动呈现出复杂性，对抗日有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