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问题

〔摘要〕 酒精糖料问题是指酒精厂方在进购酒精原料糖品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糖品原料不足、糖商与厂商之间的纷争、政府平价之难、开放红糖之争、红糖进购之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前期以糖蜜问题为主，后期以红糖问题为主。该问题从1939年11月糖蜜价格暴涨起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涉及到经济部、财政部、军政部、交通司、川康区食糖专卖局、资源委员会、液体燃料委员会、四联总处等多个部委，其中专卖局及资委会与其关系尤为密切，同时二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该问题。

〔关键词〕 酒精糖料;糖蜜统购委员会;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糖业统制;液体燃料统制

〔作者简介〕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重庆 400715。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际运输路线相继被封锁，汽油进口锐减，液体燃料出现严重不足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抗战大局及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国民政府为保障国防军需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液体燃料的需求，实行了“酒精代汽油”办法，促使以生产动力酒精为主的大后方酒精工业迅速崛起。这一时期后方酒精工业生产原料仅有少数取自杂粮，更多的是使用糖类产品，包括液体的糖蜜（漏水），固体的红糖、桔糖，因此，战时酒精工业的崛起、液体燃料的保障，多有赖于四川糖业的厚实基础和大力支持。不过，因战时物价飞涨、糖业自身发展缓慢及酒精工厂数量过多等多种因素，酒精厂方进购原料一事极为困难，形成了旷日持久而又影响颇深的酒精糖料问题。该问题从1939年11月糖蜜价格暴涨起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涉及到经济部、财政部、军政部、交通司、川康区食糖专卖局、资源委员会、液体燃料委员会、四联总处等多个部委，并横跨制糖工业及酒精工业两个行业，关系到战时国防军需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液体燃料的需求，因此，对该问题的剖析，既能有力地论证大后方糖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也能从新的视角去分析战时经济统制、液体燃料政策的得失问题。

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在大后方糖业史方面，近年来论著颇丰，相关研究肯定了糖业在战时的地位和作用，尤其糖业对酒精工业的重要作用，但均未涉及酒精糖料问题，颇为遗憾。①在液体燃料问题方面，学界在有关资源委员会及大后方酒精工业的相关研究中，对酒精糖料问题略有涉及，即在分析大后方酒精工业分布格局的形成及酒精生产原料不足的成因时，肯定了制糖工业与酒精工业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些肯定多集中于酒精工业在战时的地位和作用，而往往忽略了制糖工业在战时的地位及作用，也并未对酒精糖料问题的曲折发展过程、有关各方的处理对策以及该问题对酒精工业的影响等方面予以说明。①在战时经济统制研究方面，近年来成果也颇为丰硕，既有宏观层面的概括性研究，也有微观方面的专题研究，且学界对其评价也由否定居多转为客观具体分析②，酒精糖料问题的处置则横跨糖业统制及液体燃料统制两个领域，既是糖业统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液体燃料统制的重要举措，颇值得对其细致地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以地方上保存的相关未刊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该问题的形成、发展及相关处置加以简要地梳理及探讨，希冀能对大后方糖业、战时经济统制、液体燃料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及研究作一些有益的补充。

一、酒精糖料问题的缘起

在战时特殊环境下，糖类产品成为酒精生产的重要原料，后方酒精工业依托糖业经济而勃兴，形成了“酒”糖共生的资源型经济协作发展现象。

二、糖蜜问题与糖蜜统购委员会

酒精糖料问题起因于糖蜜价格的飞涨，在1939年11月至1941年底这一段时间内，酒精糖料问题集中在糖蜜问题上，包括糖蜜价格狂涨、平价之难、糖商抗辩等方面，对此统购会采取了呼吁政府实施统制、平抑糖品价格及行业自律与他律等措施予以应对。

面对酒精糖料价格飞涨的局面，酒精厂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政府出面平抑糖蜜高价，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不准糖商任意抬高价格。但是，由于经济形势变动不居，物价涨幅过快，制糖成本也随之猛增，因此，糖蜜价格不断上涨，给平价一事增添很大难度，形成“平价之难”。

在短短的一年内，政府出面数次调整糖蜜价格，可见其上涨速度之快及平抑价格之难。同时，对于政府因酒精厂方之请求而实施限价、统制糖蜜办法，制糖商颇为不满，积极进行抗辩，但由于不敢公然违抗政府行政命令，而多将抗辩矛头指向酒精厂方。例如，1940年5月7日，第一区制糖同业公会发布公函，对酒精厂商朦请上峰定价捆买表示强烈不满，声讨酒精“厂方不予便利接受，或接受而多方碍难，或逾期不付价金，或不全付，显然垄断跄选薄〔17〕

综观此一阶段的具体情况，酒精糖料问题主要围绕糖蜜问题展开，包括糖蜜价格猛涨、平抑价格之难及糖商抗辩等;在处置方面上，国营酒精厂方在“统购”方面较有成效，而在“平价”方面则很不理想，酒精糖料问题仍持续存在并发展。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在于酒精厂方一味地压低糖蜜价格的自利行为;另一方面，此一阶段物价急剧上涨，促使糖蜜价格陡涨，而政府也始终未能在成品与原料之间形成一个合理波动的价格干预机制。

三、红糖问题与川康区食糖专卖局

然而，该办法实施之初，即遭到糖商及酒精厂商的抵制，食糖专卖局为求切合实际、便利交易进行起见，同意“前次规定之各酒精厂之准购区域，自应重新调整”，但是，由于“距离远近，固有关系，而酒精厂与制糖商之交易沿其旧有之宾主关系，依照惯例而成交，此次因执行管制，给证采购，所指定制商售予指定之酒精厂，不能利用原有之惯例，致成交困难”。有鉴于此，食糖专卖局提出补救办法，即“各酒精厂持证向川康区糖商自由洽购，不受地区限制”。〔31〕至此，新旧糖价趋于一致，糖品买卖也恢复自由贸易，糖商可以按第六次核价的统一价格出售新旧糖品，酒精厂方可以持证向川康区糖商自由洽购，开放红糖之争就此而告一段落。

从酒精糖料来看，红糖地位虽仅次于糖蜜，不过因其化糖较难，是故酒精厂商多不愿进购。红糖较白糖、桔糖在夏天又更容易溶化，因此，时值

6、7月份，红糖颇不易久存，形成售糖之难与进购之困。

同年8月7日，川康食糖专卖局召集有关各方――王文卿（内江中央信托局）、施有光（四川酒精厂）、顾凌霄（酒精业务委员会资内办事处）、钟震寰（中央工业试验所工作站）、陈翰珍（四川农改所甘蔗改良场）、吴卓（中国炼糖公司）、范培基（内江食糖运销业公会）、张正敬（内江食糖运销业公会）、刘建纯（华农糖厂）、葛天豪（内江中国农民银行）、姚震江（专卖局）、王正笏（专卖局）――在内江召开酒精原料座谈会，再一次讨论了进购红糖之事。〔33〕会议首先说明了红糖买卖之困难，“沱江流域酒精原料糖类管制，十县市境内红糖因其化糖较难，酒精厂不愿尽先购买，存量尚存1千万市斤以上，经夏流折甚巨”。接着讨论了内江食糖运销业公会为此递交的提案，并以决议形式，“建议政府提前以合理价格统筹收购分配”。然后，大会针对“各酒精厂购买糖料常因品质有问题与糖商发生争执”一事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食糖专卖局的酒精糖料最低品质提案。该提案规定酒精糖料的最低标准为“红糖、桔糖全糖分以转化糖计算不得少于80%，糖蜜钟度（OBrix）不得低于80度，全糖分以转化糖计算不得少于55%，滥糖比照桔、红糖标准，原水、冰水全糖分以转化糖计算不得少于60%。”最后，又通过了“酒精原料糖料统购分配原则”九项，其中第七项专门规定了进购红糖一事，“各酒精厂所需酒精原料糖类数量，由军政部、财政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会商配定，交食糖专卖局按月配给，并尽先配给红糖，俟红糖配罄后再行配给桔糖、糖蜜。”〔34〕

四、统制酒精糖料的影响

酒精糖料问题除了具有旷日持久、涉及多家部委，关系国防军需及大后方交通运输等多个特殊性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酒精工业及制糖工业在战时的发展状况。

①对战时糖业统制的具体论述，参见赵国壮《从“自由市场”到“统制市场”：近代四川沱江流域糖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11年。

因此，我们要动态地看待酒精糖料统制与战时制糖工业的关系。一方面，二者有着密切联系，酒精糖料问题持续存在，不断发酵，引起了政府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这有利于政府政策及资金向制糖工业倾斜，从而推动后方糖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过高地看待酒精糖料统制对战时大后方糖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因为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政府在解决酒精糖料问题时一直站在酒精厂方一边，且一味地维护酒精厂方的利益，政府的这种作为有很明显的利益诉求，即保障液体燃料的供应。

政府在应对战时液体燃料不足的问题时，不论是积极进取，还是被动应对，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以被敌封锁之内地，材料、机械、财力空前缺乏，而国内工业界对酒精制造技术多夙所未谙，竟能于短期内完成供应交通燃料之任务，实已超乎原始意料之外”。〔38〕

不过，在分析大后方酒精工业时，部分学者从酒精生产原料糖品不足这一角度来看大后方酒精工厂布局不合理，并指出液体燃料统制政策的不完善及其收效不明显。〔39〕对此，首先我们要澄清，酒精生产原料糖品不足的问题并不等于酒精糖料问题，它仅是酒精糖料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酒精糖料问题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把这一问题的成因归咎于酒精厂“竞逐一地”的不合理布局及糖品产量的逐年下降，而应动态地、分阶段看待酒精厂生产原料不足问题。在1939年11月至1940年底，仅糖蜜产量就足够各酒精厂生产所需，而出现酒精厂购料困难的实质原因却在于糖蜜价格过高，酒精厂方不愿出高价购买，一味寻求“平价”方法，反而不利于该问题的解决。自1941年以后，酒精生产原料不足，不仅有酒精厂增设过快、糖品产量逐年下降、专卖局分配方法不合理等方面的因素，更应归因于经济大环境的持续紧张致使百物成本高企，以及政府未能在酒精成品与酒精糖料之间形成合理的价格浮动机制。

因此，我们同样有必要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酒精糖料统制与酒精工业之间的关系。酒精糖料问题对于酒精工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生产原料长期不足，制约了酒精厂的生产能力，闲置大批资源;另一方面，该问题长期存在，成为酒精厂方争取政府支持的重要砝码，整个战争期间，政府始终站在酒精厂方一边，一直关照、维护酒精厂方的利益，酒精工业也借机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酒精糖料问题较为复杂，不仅自身包含了诸多问题，还涉及到多个利益群体。尽管该问题在战时一直持续，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不过，有关各方对该问题的处置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时酒精生产对原料的需求。这些处置举措横跨糖业统制及液体燃料统制两个领域，既是糖业统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液体燃料统制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3〕诗感.今日我国之酒精车〔J〕.江西公路，第5卷第15期（1941年10月13日）：17，17.

〔4〕〔22〕〔38〕杨公庶.酒精工业生产及困难情形〔J〕.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1期（1943年7月31日）：15，15，9.

〔5〕杨公庶.抗战以来后方之酒精工业〔J〕.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5期（1943年11月30日）：7.

〔6〕杨寿标.四川蔗糖产销调查〔M〕.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所，1940.概论.

〔11〕“为呈送收购原料计划请示遵由”（1940年3月6日）〔Z〕.69-73.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川、陕、黔酒精厂（联）全宗〔Z〕.档案号7-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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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为呈报最近原料市况及收购糖类困难由祈鉴核示遵由”（1943年1月15日）〔Z〕.71-73.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资委会酒精业务委员会及办事处全宗〔Z〕.档案号10-1-179.

〔36〕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5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