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胜利初期西昌地区的查禁烟毒

摘 要 民国时期，西康省宁属西昌地区烟毒泛滥，民国政府虽颁布一些查禁烟毒的法案，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奏效。抗战胜利初期（1945-1946年），民国政府再次采取措施查禁烟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成效并不显著。

关键词 抗战胜利初期 西昌 查禁烟毒

作者简介：廖扬，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民国西康省宁属西昌地区因气候温和湿润，土壤肥沃，很适合鸦片的生长繁殖，因此自鸦片传入以来，该地区种烟贩毒现象较为普遍。民国时期，政府为解决这里的烟毒问题，颁布了一些查禁烟毒的法案，抗战时期，政府还制定了“六年禁烟计划（1935-1940）”，但因该地区交通不便、地方武装混战、抗战等各种原因而未能奏效。抗战胜利后，西昌地区的查禁烟毒重又提上议事日程。

一、抗战胜利之初西昌地区的禁烟举措

1945年7月至1946年年6月，是民国政府改建西康省宁属地区中央建制机构的交替时期。此时，抗战已胜利结束，影响西昌禁毒的不利因素逐渐减弱，政府决心两年之内尽快肃清该地区的烟毒，禁毒善后工作陆续展开。

根据四川省档案馆所藏“西昌警备司令部”相关档案，以及《民国三十四年七月至三十五年六月西昌警备司令部查禁烟毒报告总表》（下简称《报告总表》）内容，1945年，为解决烟毒问题，成立了四川省政府禁烟善后督理处，下设秘书室、会计室、统计室及三个具体执行科，每一执行科下设二股，组织系统较为完备 。从查禁烟毒机构设置看，中央政府禁毒善后分工较为明确，表明了铲除烟毒的决心。

首先，政府分析了此前查禁烟毒失败的原因。认为烟毒未肃清与地方势力密不可分，1945年5月，四川善后督理处总结前几年禁烟善后得失时说：“本省瘾民因于前六年禁烟计划期间，施戒未能彻底，加以年来运售未绝，与各乡镇保甲检查不力之故…… ”。督理处认为：中央查铲决心再大，实施惩戒并不彻底，鸦片禁而不绝，地方乡镇保甲也会因为个人利益加以阻挠。

二、抗战胜利之初西昌地区查禁烟毒效果分析

笔者根据《报告总表》，结合此前这一地区查禁烟毒历史，对抗战胜利初期西昌地区查禁烟毒的实际成效进行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本次查禁烟毒范围有限

查禁大多在城区周围，并未深入夷区。缴获赃物的地点有：城内，城厢，富林，黄水乡，琅环乡，x安乡，宁西区属芽坪子，高枧乡，西宁乡，西溪乡，瑶大乡，礼州镇，双龙乡，宁西区属之永宁乡，川心乡城乡，西宁区属之永安乡，口大乡，鲁溪河罗尔满，富林车站，马道子副乡等。这些地区大多是西昌城内或者是城周边，而真正需要大规模查禁的地区是夷汉杂居之处。另外，“若不抱定除恶务禁之坚决精神，继续澈底查禁，则死灰可以复活，星火尤将燎原，禁种为正本清源要道 ”。

材料显示，当时查禁人员知晓查禁的关键是烟毒种植源头。倘若禁种取得较大成效，那运输、售卖、吸食鸦片等便自然随之瓦解，当时未直接到广泛种植鸦片的夷区去彻底铲除，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查禁人员有应付查禁差事的嫌疑。宁属夷汉杂居之处，大多是山区地形，与城区相离较远，交通不便，往来搜捕成本较大。而城区周围搜捕一方面成本较小，另一方面亦可以说是应付差事。但倘若以交通不便或者成本作为不实施查禁的理由，未免过于敷衍。有资料显示：“宁属烟毒在划宁归康后，非但未禁绝，反而迅速蔓延。至解放前夕，全区城乡各地无地不种鸦片，无处没有瘾民。据有关资料反映，各县种烟户均在总农户的60-80%，吸烟户则占各县总户数50 -60% ”。种植面积广，瘾民数量多，倘若要认真对待查禁之事，何愁搜捕不到？其次，汉夷勾结，武装贩售烟毒。时任西昌警备司令部长贺国光曾书：“自抗战军与国都西边宁属，地处边陲，以其资源之优越形成重镇。徒以汉夷杂处，种植鸦片久，而且广，反使货弃于地，社会日坏，民生日困。尤以近年来，汉夷莠民更勾结为奸，以致夷区武力潜滋浸成坐大，边患日益加深，为开发建设之大梗者，言边政者所宜，以洽夷禁烟为首务者也。 ” 汉夷之民相互勾结，种植罂粟，通过输出烟毒逐渐富裕起来，购入武器装备时常有“武装走私烟贩不绝于途 ”。这样的烟贩类似一个集团，想要剔除实属不易，需要宣传或者武力镇压，这就产生了经费开销问题。对于当时正因抗战蒙受损失民国政府而言是较大的数额，更何况对于拨款发动武装剿匪一类，民国政府向来是寄托地方自行解决。比如1939年，正值“六年分期禁烟计划”期间，西昌行辕张笃伦就经费概算要报请国防最高委员会：“窃以为宁属夷地禁种极为艰巨实非他处可比，宣传与封锁合并执行亦属事半功倍，惟督署经费稍需增加而已。拟恳转知财政部对于该署预算特予以垂注……以期贯彻禁政而符委座根绝之令，当否乞示。”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群回电：“康省情形特殊，关于夷地禁种宣传封锁均属为要，该督署经费自应量予增办，拟转知财政部查核酌办，并分电川滇两省协同封锁之 ”。可见，向中央请求拨款解决禁种问题却得到的答复是地方自行解决。不仅经济上得不到支援，军队也不能依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大量裁军。此时驻川军队经国民政府整编，或裁军或缩编或撤离至南京准备内战，中央正规军无法对禁烟进行武装上支援。地方上武装势力便是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为主以及地方保甲为主。但刘文辉对二十四军是：“以烟养军，以烟系政 ”，其本身对于烟毒便是私下放纵的态度。曾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刘文辉争夺西康统治权时候，亦表现在对宁属鸦片种植问题上的明争暗斗 。一个靠吸食毒品运作的军队当然不会放弃牟利去镇压有着大量烟毒的夷区。

（二）对种烟贩毒惩处不严

（三）查铲鸦片种植力度不够大

总之，抗战胜利之初，尽管民国政府表达了查禁西昌地区的烟毒的决心，为此采取了一定的举措，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查禁范围过于狭窄，抓捕对象的不公待遇，查铲力度较小，这些因素决定了民国政府不能完全肃清西昌地区的烟毒。在禁毒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抗战胜利之初民国政府在西昌地区查禁烟毒尝试及其经验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